2019年末至今，新冠疫情的肆虐對全球各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進行了一次突如其來的壓力測試。各國回應的方式，通過非常直觀的數字，展現在世人面前。
截止本文開始寫作的時間，北京時間2020年4月11日下午1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新冠疫情的最新態勢報告（4月10日發佈的第81期），全球累計確診病例1521252，累計死亡92798例；
根據被廣泛引用據說由中國留學生維護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新冠疫情病毒態勢地圖的數據，全球累計確診病例1698626，其中美國確診501560，西班牙158273，意大利147577，法國125931，德國122171，英國已經超過了伊朗，達到74605；
截止本文寫作時，7國集團（美、英、法、德、意、加、日）合計確診病例999997，佔全球158個國家中的累計確診案例的58.87%；新冠疫情已經在全球造成102774例死亡病例，其中美國、意大利、法國、英國四國累計死亡案例為62469，佔全球累計死亡病例60.78%。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新冠疫情病毒態勢地圖
有網友進一步細緻對比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數據對比，特別是GHSI評選的“全球對傳染病準備最充分的13國”與中國的數據對比，（最新一篇見：疫情日更：紐約市確診和死亡均超中國全境；全球或360度封關）。
相信除非是特別有張力的觀察者，一般情況下，對此類數據對比，以及對全球範圍新冠疫情發生和發展的情況，都會形成某種可以被接受的基本認識：應對新冠疫情，更像是某種包含了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的比賽，運動員的發揮，必須也只能建立在規定動作中規中矩完成的基礎上，否則，任何形式的沒有邊界的自由發揮，都會在2019新冠病毒這個專治各種不服的裁判面前，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
而除了抗擊疫情本身的措施之外，如何在疫情得到初步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推進經濟的發展，也是各國，尤其是中美這樣的大國，必須回應的重大議題。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悄然登場，中國給出了自己的選擇：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深化改革開放，通過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市場活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另一方面，美國也在嘗試給出選擇：2020年4月9日，在參加福克斯商業臺中小企業關於貸款問題的問答節目時，說了這麼一段話：支付離開中國的美國公司的搬遷成本，給搬家公司打電話，華盛頓來買單。
就在同一天，日本宣佈將斥資22億美元，將其公司遷出中國，或者回國，或者分散到東南亞地區。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表示，美國應該“支付”每一家想要離開中國的美國公司的搬遷成本。
“我想說的是，100%立即為工廠、設備、知識產權、建築、翻新支付（由搬遷產生的）全部費用，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企業）有100%的即時支出，我們（的政府）就會——字面上支付——美國公司的搬遷成本”。
這番比較直白的嘗試鼓勵美國（中小）企業離開中國回到美國的表達，可以看作是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大爆發後已然對美國構成的衝擊，以及還將出現的更糟糕的經濟蕭條的本能反應：鼓勵美國企業回來，解決棘手的就業以及相應產生的經濟問題。
對照中國和美國的答案，極為有趣的現象是：中國的答案，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體現了對經濟內生規律和深層機制的尊重，體現了基於科學和理性的認識，從中國的總體利益，長期利益，根本利益出發，在強大政黨領導下，通過有效的政府作為，積極有序引領經濟建設和發展。美國的答案，不僅體現的是對短期收益的熱愛，還表現出某種無視經濟活動內生規律而採取粗暴政府幹預的直接與蠻橫。
更值得注意的，是內在的價值取向和目標設定，這是影響乃至支配不同國家在面對新冠疫情時，戰略與政策選擇的關鍵要素。
中國的選擇是人，是把拯救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對於這一點，除了那些堅持閉上眼睛的之外，基本無需贅言。而美國，就值得討論下了。目前看，美國給出的答案是：面對新冠疫情，救霸權，救金融，救個人政治前途，是壓倒性的選擇。
救霸權的典型案例，就是引發各方關注的羅斯福號航空母艦艦長吹哨解職事件。全名為西奧多·羅斯福號的航母，另有一個暱稱叫“大棒”（Big Stick），這是為了紀念老羅斯福總統的著名貢獻“大棒外交”，大致的意思是，出門在外，說話應輕聲細語，但不要忘記帶上一根大棒，這樣才可以行穩致遠。據說來自非洲諺語的溫文爾雅背後，是炮艦外交的血腥硝煙。
羅斯福號艦長與美國海軍指揮鏈的爭議，說穿了就是爭論哪個更加重要：在沒有發生直接戰爭的情況下，到中國專屬經濟區保持耀武揚威的自由穿越行動，維持美國海上霸權的顏值與五角大樓空調辦公室戰略決策者的軍種顏面更加重要；還是在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威脅時，保護美國普通基層士兵的生命安全更加重要。
代理海軍部長莫得利，顯然認為前者更加重要，士兵的生命，在有會計和審計背景的他看來，不過是航母平臺上那可以量化計算的消耗品罷了。這就是救霸權不要命。這個邏輯是美國官僚權貴的邏輯，美國老百姓，包括直面新冠疫情風險的真正的美軍將士是否買賬呢？顯然，是不買賬的。
救金融的典型案例，就是美國最高領導人從1月開始對新冠的迷之態度。一切，以解決報告壞消息的人為優先，通過CDC為代表的系統的從上至下的官僚體系的控制，把所有的壞消息統統堵在裡面，不讓知道。
當然了，1月24日聽完簡報之後，部分有美國國會議員身份或者關係的股神，可以“料事如神”的提前進行股票買賣，避免損失不說，還嘗試提前參與收割在線辦公軟件公司的金融溢價，也算是美國抗擊新冠疫情非常規策略的意外收穫之一了。
當然，歷史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它總會古板的驗證規律，違反規律的人，無論有多少機巧的計算，但人算不如天算：將金融市場主要指標放在第一位的特朗普，結果生生獲得了一個“熔斷者”的外號；創紀錄的熔斷，無論是次數還是強度，不僅把特朗普弄得有些懵，而且還生生連累巴菲特，堂堂股神，不得不付出在自媒體上變成談資一部分的代價。
資本的邏輯其實也很簡單，一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追求的剩餘價值，還是人的勞動創造的；如果人都死了，尤其是能夠通過真實的勞動創造價值的人都死了，資本上哪兒去搞價值去？
救個人政治前途，就要回到當前這個極具戲劇性和爭議性的美國最高領導人——特朗普本人了。作為一個具有典型的表演型人格的最高領導人，當特朗普贏得選舉，進入白宮時，相信他自己和他的支持者，都堅定地帶著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夢想。
當然，很久以前，剛剛入門西方政治學、比較政治以及國際關係學相關知識和理論的時候，一條簡單的道理就反覆被灌輸：好的制度設計，可以讓壞人做不了壞事；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好的制度設計；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誰當美國總統都是無所謂的，因為有制度的設計和保障。
但一如西方諺語所說的，凡事有規律就有例外，規則就是用來打破的，特朗普已經正在且必然繼續打破各種規則。但另一方面，利己主義，以個人自我中心為依歸的利己主義，倒確實在特朗普這兒找到了一個極好的活樣本。
特朗普試圖謀求連任，這是毫無疑問的；特朗普的支持與反對，維持了某種微妙的穩定，在面對新冠疫情時，林林總總的表現，無論是早期的低調處理、冷處理、無視處理，亦或者是後來的甩鍋、指責、甩鍋的反覆實踐，最終都是為了確保和保障在11月的連任。
那些特朗普被福奇“打臉”的時刻…
世界衛生組織到中國檢查工作的專家組外方組長艾爾沃德博士，曾經明確地告訴歐美所有國家，告訴全世界，一切的一切，核心在於速度。也就是說，要儘量少浪費時間。
中國用自己支付的代價，包括經濟上暫停兩個月的代價，為世界爭取了短則1個月，長則2個月的時間。抓住了這個機會的，可以因此免受新冠疫情的荼毒，沒有抓住的，新冠疫情將會讓那些不服氣的支付巨大的代價。
美國，作為在醫療資源、醫療技術、國家情報能力以及被認為至關重要的新聞監督與言論自由領域遠超中國優勢的國家，迄今為止在新冠疫情的抗擊中交出了這樣一份答卷，人們有理由質疑，對美國政府的治理能力進行合理的質疑；
同時，也有理由進行調整，對那個從1945年以來形成的、近似無所不能地球最強的美國霸權的形象與認知進行調整。這個世界是運動的，作為一個複雜系統，在演化的前方是眾多的不確定性；但是這種不確定性中，仍然有某些規律可以察覺，可以發現，可以遵循，可以運用。
從當前國際體系發展，以及國際格局變化的總體趨勢來看，結合歷史上的經驗，沒有任何一種流行疾病，單純依靠本身，就可以實質性的大範圍改變整個體系的遊戲規則；但是，不同國家在應對此類衝擊和挑戰時的不同選擇，這些選擇帶來的不同後果，則是會對國際體系的演化和變遷產生實質性影響的關鍵因素。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從中美兩國給出的抗擊疫情的不同答案中，人們不僅能看到公共衛生健康領域的未來，也能看到全球治理體系如果朝向建設性的方向進行良性變革，將產生怎樣令人興奮和激動的成果。畢竟，很多事情，還是要靠腳踏實地的為人民服務，為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服務，才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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