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三年(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任用晁错，下令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起兵反抗，史称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被汉朝中央军和支持朝廷的封国联军迅速平定，这一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对西汉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汉政治体制从"郡国并行制"向事实上的郡县制转变的分水岭。这一制度变革为王莽篡汉创造了条件，并最终让西汉——新莽政权复制了秦朝的败亡命运。
"七国之乱"并不是蓄谋已久，而是被逼上梁山
与长期以来的主流叙事不同，吴王刘濞并没有蓄谋造反，他是被汉景帝的削藩政策逼迫，仓促起兵的。至今史料上没有证据证明吴王刘濞预谋造反，实际上，吴国是在汉景帝下令削除吴国的会稽、豫章二郡时(吴国一共才有三个郡）才派人前往胶西国策动起兵，此前七国并无串联。
晁错等人鼓吹之所以"吴王必反"论，原因是吴王在汉朝初年分封诸王中最为贤明，也是活的最久的，吴国治理的非常好，国力强大，吴王深得人心，晁错据此断言，吴国必反，"削亦反, 不削亦反"。这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逻辑。
从当时汉代国势、吴国自身状况以及战争进程等方面看，吴王刘濞不可能是蓄意谋反。景帝与晁错断言吴王早有谋反之心的理由有三：一是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积聚谋反的经济力量；二是诱天下豪杰，储备谋反人才；三是长期诈称病不朝，对抗中央。其实稍加考证即不难发现，这些理由均牵强附会。早在景帝征求爰盎平叛意见时，这位曾做过吴相的老臣就反驳了景帝的观点：吴国确有铸铁、煮盐之利，但不足以诱致天下豪杰，其实吴所诱，皆亡赖子弟，并且吴王也只是利用他们为吴干铸铁、 煮盐之类粗活而已。其次，铸铁、煮盐，发展地方经济，并没有错。"收其利以足国用，故无赋于民。"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无论如何也与蓄谋造反扯不上边。吴王称病不朝也非对抗中央，而是源自其爱子在文帝时被皇太子所杀，文帝体谅吴王心情，赐几杖并准其免朝。既然文帝已开先例，吴王此时也的确年事已高，难以承受长途颠沛之苦，免朝自在情理之中。
由此看来，除了种种欲加之罪的恶意揣测外，并无吴国要造反的根据，并且，吴王是汉高祖刘邦时就建立的封国，此时吴王年纪已经很大，如果有预谋，他怎么会在快要老死时才造反呢？
与晁错等人的论断相反，诸侯国并不天然具有造反倾向。吴楚等七国造反时，汉朝分封有诸侯国二十二个，其中的绝大部分没有造反，反而帮助汉朝中央平叛，多数叛军都是被支持中央的诸侯王国消灭的。
正因为七国造反并没有预谋，所以叛军实际上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在汉朝中央军和支持汉朝的诸侯国联军打击下，明显处于劣势，快速走向失败。
七国起兵实为捍卫祖制，具备合法性
从汉朝国制的角度看，七国造反是有理由的。秦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居关中以制天下的格局，在秦朝治下，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关中与关东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是地域性的，更是观念上，制度上的矛盾，即习惯于分封制治理的关东民众不愿服从法家高度强力的"秦法"管制。秦国故地的民众已经习惯于秦法，而关东六国的民众不接受，特别是楚国、齐国、赵国的民众对于秦法抵制和反抗情绪最激烈。秦始皇初年秦朝朝廷上曾发生了一场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主张分封秦朝皇子于六国故地的一派失败，秦始皇决定实现全面的郡县制，引发六国民众起而抗争，是秦快速灭亡的根本性原因。
作为亲历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变的当事人，汉高祖及其建国功臣的一代人，深知全面的郡县制是取死之道，在建国之后迅疾确立了汉朝"郡国并行"的国制。即汉朝朝廷仅直接控制原秦国故地，而关东六国之地则广泛建立封国，顺应当地民情民意，以缓和关中与关东，秦法与六国旧俗之间的矛盾。这一制度作为汉朝的根本制度，对于汉朝初年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法统角度看，汉朝初年的皇帝并不是绝对君主，其治理天下的权力是与诸侯王共享的。汉文帝刘恒本身就是以藩王（代王）身份入继大统，在消灭诸吕之乱的过程中，刘氏各诸侯王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汉文帝的代国贡献并不突出。汉文帝并不具备比其他诸侯王更高贵的血统，他的即位，是各诸侯国协商的结果，也即他的权力合法性，部分来自诸侯王的授予。这里诸侯王与朝廷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诸侯王不得谋取皇帝的最高权力，皇帝也要充分尊重诸王的地方自治权。这是汉朝初年政制的根本法。
汉景帝在晁错的鼓动下，以莫须有的"吴国要谋反"理由欲削除诸封国，在诸王看来，就是对汉朝国制的挑战。汉景帝激进的削藩政策，把诸侯国都看成潜在的造反者，事实上是意图改变汉朝的基本制度——郡国并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削藩与反削藩之争，并非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从秦朝时期就开始的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的继续。因此， "七国之乱"就具有维护郡县并行国制的汉朝"护法运动"的性质，而不能视为一般的为了谋取最高权力的地方叛乱。
在当时，汉景帝的削藩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汉景帝和晁错以强力压制朝议，通过削藩政策，仍遭到与此事本无关系的外戚窦婴据理力争。作为推动削藩政策的主谋，晁错的父亲闻听此事, 专门从老家赶来, 当面痛斥晁错："侵削诸侯, 疏人骨肉, 口让多怨, 公何为也！随之服毒自杀。
削藩政策缺乏远见，导致西汉重复秦朝败亡命运
急于削藩的汉景帝完全忘记了汉高祖建立封国制度的原初目的。其一，刘氏诸王是皇室的拱卫，诸王的力量足够强大，就可以威慑朝廷内部的权臣，防止发生内变。这点在平定诸吕之乱中有明确的表现。其二，诸侯王国是关中与关东矛盾的缓冲，通过封国制度赋予关东地区一定的自治权，是顺应民情民意的举措。以小小的关中凭借地利强压人口众多的关东，早已被秦朝证明为不可行。
七国起兵护法的失败，事实上确立了朝廷随意削除诸侯王国的权力，此后诸侯王国的领地和规模快速衰减，削藩成为大势所趋。到汉武帝以后，诸侯王国已经郡县化，不复为中央政权的拱卫，关东之地的自治权完全丧失。此后不过几十年，西汉王朝就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关东与关中的矛盾再次激化，关东地区"盗贼"横行无法可制。权臣王莽趁机篡政，已经被削弱到极点的汉朝宗室对此毫无办法。而王莽改制只是加速了矛盾的爆发，让西汉-新莽政权重复了秦朝的命运。
当年在秦灭之时，是楚地首先发难，继而齐、赵起兵，诸侯并起以楚为领袖而亡秦。所谓七国之乱，也是楚、齐、赵三地起兵，而以吴楚为首。到了新莽灭亡之际，绿林、赤眉、铜马三大义军也是起自楚地、齐地和赵地。这种惊人的一致，当然并非巧合，而是证明了关中与关东的矛盾弥合之难，和汉高祖郡国并行制度的先见之明。最终，绿林军率先入长安灭新，结束了关中的优势地位，此后的东汉——魏晋王朝的统治中心转移到关东，关中的二次崛起要等到近600年后的隋唐王朝。而对西汉王朝来说，真正的羞辱还在后面。公元25年9月，赤眉军攻入长安，焚烧了皇宫，又把西汉帝寑作为发泄的对象。赤眉军顶风冒雪赶到今天陕西咸阳附近，"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
此情此景，令人联想起项羽入咸阳，对于秦朝宫室进行大破坏的情形，西汉王朝复制了秦朝的命运，而其起源乃是公元前154年汉景帝盲目的削藩决策，不知景帝泉下有知，可会感到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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