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公元前230年灭韩之战，则成为华夏统一的重要节点。而在韩国灭亡的背后，则充满了其地缘、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无奈与失误。
地缘：怀璧之困
在东周历史中，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是“三家分晋”。春秋后期，当时的超级大国晋，国内公族衰落，贵族、领主势力膨胀，韩、赵、魏三姓贵族联手灭掉了实力最强的智氏一族，随后将晋国一分为三。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了韩、赵、魏三家诸侯，这就等于承认了三家分晋的合法性，正因为这个渊源，韩、赵、魏又被习惯性称为“三晋”，这很像苏联解体后有了“独联体国家”这样一个称谓一样。
随着晋国的解体，春秋时代那种大量中、小诸侯国围着一个霸主转的政治格局也成为历史，诸侯国间虽有强有弱，但实力差距并未大到别人会无条件对你臣服的程度，于是诸侯国间弱肉强食、征伐不断，故这段时期被称为“战国”。
而作为三家分晋的产物，韩国在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已被历史选定为头一个被统一的诸侯国。就国土而言，韩国是诸侯国中面积最小的一个。在农业时代，如果各诸侯国的政治体制基本相同，那么土地的多寡就会直接决定国力的强弱。而在韩国的四周，则环绕赵、魏、楚4个实力强劲的诸侯国（最初韩国和赵国是不接壤的）。
国力弱小、强国环伺，韩国当年的“国际环境“并不美妙，可偏偏其地缘位置又异常重要。韩国地跨现今的山西、河南两省，位置差不多是处于黄河L形拐弯的地方。在留下肥沃的土地后，黄河从韩国的国土上穿行而过，向东经魏、齐两国入海。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治下的韩国灭掉了比自己更弱小的郑国。这之后，韩哀侯便将韩的国都从阳翟（今河南许昌市禹州）迁至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郑州附近）。这样一来，一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韩国旧贵族对国政的干预，二则可以利用新郑比阳翟更复杂的地形进行防守，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组，由此可以北去赵国，东往魏、齐，南下楚国。
弱小的国力，加上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得史书中对韩国的描述充满了“秦拔我”“楚伐我”“魏败我”“赵攻我”……之类的字句。在外敌一次次的袭掠下，韩国的国土不断在缩水。不止如此，韩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变法图强——申不害变法，最终也由于魏国入侵而被打断。
至战国末期，韩国已经失去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国土，剩下的国土只有国都新郑以及周边二三百里的土地，其面积已比不上秦国的一个小郡。韩王则主动向秦称臣，不断地自降爵位。在韩国灭亡的前一年，韩国将南阳郡（今河南省荥阳一代）割让给了秦国，而这里是新郑面对秦国的最后一道战略屏障。楚汉战争时，刘邦正是依托荥阳与项羽形成了长期对峙的态势，此处的地缘价值可见一斑。
尽管一再示弱，但韩国还是成了秦国首个灭国的对象。从政治上看，韩国的存在此时已经聊胜于无，灭韩对其他5个诸侯国刺激最小，而对秦国来说，灭韩是毫无悬念的必胜之战，以它作为起手式也最为稳妥。从地缘上看，无论韩国如何自卑自贱，都无法改变其地缘态势——只要拿下新郑，从关中盆地出发的秦军面对的就将是再无阻碍的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
内政：术治亡国
国家间的斗争，说到底是国力的竞争。所谓国力，其实并非指一国国内财富多寡，而是要看在这些财富中，有多少能转化为国家真正的行动力。
春秋战国时代，贵族擅权是所有诺候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分封制度下，国家的大部分财富都被分封在各地的领主所截留：一方面平民需要同时养活中央政权和地方贵族，以及他们的门客，这就等于是养着两套功能完全重叠的机器，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源因被领主把持，难以在国家层面形成国力，而在战国的大争之世，这将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生存。
更为严重的是，贵族不仅裁留了财富，也垄断了权力。他们的后代凭借血统就可以轻易获得官职。如此一来，权力就只能在小圈子里搞近亲繁殖。更要命的是，贵族们的利益仅仅系于自己的封地，而他们的政治影响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如此一来，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政策必然让位于局部利益，甚至是以举国之害来换一地一家之利。
因而战国时代形成了两大主线，一是战争，另一则是变法，而变法的核心，正是要强化君权，限制、瓦解封建贵族。魏之李悝、楚之吴起、秦之商鞅方式及成就虽各不相同，但大方向概莫能外。
韩国也曾进行过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丞相，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历史上一般认为申不害与李悝、慎道、商鞅一样，都属于法家名士。但细究下来，申不害的主张与法家的主流思想还是有不小差别的。事实上，申不害并不属于法家的法治派，而是属于术治派（韩非将法家归为三治，分别为势治、法治和术治）简单说，所谓“术“是指权术。即君王并非通过律法来管理天下，而是推行一套秘而不宣的行为准则。这套准则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难以看清全貌，就如同蒙着眼在暗夜中走独木桥一样，除了听君主告诉你如何走之外，你再无任何可以依托的东西来获得安全感。即便你对上命言听计从，也无法保证百分百安全——韩昭侯听从申不害的建议，故意让被子滑落，让掌管衣帽的下人给自己盖被子，然后以越权的罪名将此人处死，以此来给变法立威。
由此也不难看出术制的内涵；秦国商鞅变法，是以徙木立信为标志，将社会的一切行为准则明明白白地展露给所有人，这之后，才以严刑峻法、军功农爵来告诉世人，守法必有奖，违法必有惩；韩国的术制变法，则让都难以琢磨，并以这种不明确来让人心生畏惧，以此来确立君王的绝对权威。
短期看，申不害的术制的确让权力回到了韩昭侯手中，见效之快甚至超过了秦国变法。贵族擅权、分利的问题被大大弱化，韩国的气象由此为之一振，但这也引起了当时头号强国魏国的警觉，最终导致魏在公元前341年对韩国发动了军事入侵。在齐国的干预下，魏国虽然最终失败，但韩国也被打得一蹶不振。而长远看，对韩国伤害最大的，恰恰是始于申不害的术治传统。古代国家的稳定运行，归结起来无外乎两个字——“严”“明”。所谓严，即认法不认人，有所犯必有所惩，且必然让违法之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所谓“明”，即让老百姓明明白白地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面对法典无须他人释疑而术制恰恰伤害到了“明”，君王的一言一行，人们都必须去揣度其中的“深意”，日久天长，最终的结果就是民不信官，官不信君。君臣之间尔虞我诈，臣属之间钩心斗角，政治完全脱离实务，沦为“治人”。上层如此，民间的正气也荡然无存。韩国后期频频对秦国称臣割地，甚至连保命的战略屏障也白送给秦人，究其根源，便在这种不明不自的政治生态下，使其上层失去了对抗外部威的信心和精力。
那么，是否就把这种政治恶习都归因于申不害呢？当然不能。术治能在韩国大行其道，根源还在韩昭侯。三家分晋才有了韩国，也就是说韩本来就是贵族擅权的终极产物。这让韩国王室对贵族擅权的危害心知肚明，但这种“准和平演变”获得的王权，始终存在得位不正的问题，这就使得韩王室又必须倚重于贵族。以术治变法，可以消灭与国君抗命的贵族，却不能改变利益关系构成，贵族们有人受损，但也有获益，对比秦国的改革，阻力自然小的多。
外交：谋而无略
内政上的术治传统，使得韩国上层在外部斗争中也患上了“谋略综合征”，相对于正面硬碰硬的对抗，韩国人更钟情于种种“奇谋妙算“。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向秦国派出了著名水利专家郑国。郑国到秦国后，便开始给秦国的经济开“药方”，即上马后来被称为“郑国渠”的超级水利工程，而韩国当时的想法是以此拖垮秦的财政，缓解自已的安全压力。当然，这件事最后弄巧成拙，不但未达到“疲秦”"的效果，反倒给秦国贡献了一座大粮仓。
除了郑国外，另一个韩国人韩非其实也有点间谍的味道。韩非出身韩国王族，是战国后期著名的国际学者“（学术成就直追李悝、商鞅等法家名士），秦王政因此邀请韩非入秦。
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进程已推进到最后一步，灭国大战一触即发，从常识来讲，地处中原且国力最弱的韩国自然应该是第一个目标。而韩非入秦后，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观点，要秦王南下进攻楚国。后来的历史是这样的：秦国在先后消灭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30万大军攻楚以失败告终，最终由当时资历最高的王翦率60万大军历时一年才摆平。如果当时秦王政真的依照韩非说的去做，后果可想而知，只怕历史都要被改写了。在当时，韩非的观点使得秦国高层一度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当中——韩非的知名度让很多人忘掉了常识，这其中一度也包括秦王政，由于这个缘故，秦国灭韩的计划被拖后了两三年。
除了力主存韩攻楚外，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由，力主秦王杀掉重臣姚贾，姚贾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秦的秘密外交，比如在列国内部散布流言、收买权臣，扶植亲秦势力，这些都是姚贾的主业。在灭国之战即将发动前，杀掉这样的人物，必然会导致极大的混乱，这同样是一个常识问题。总而言之，韩非在当时其实已经危及到了秦国的国家安全，后来他被秦王下令关押，之后又死在秦国，恐怕并非《史记》中所说的，仅仅是由于李斯的嫉妒那么简单。
两次战略欺骗，一次送给敌国一个大粮仓，另一次白白葬送掉了一个治国大才。韩国上层一直忽略了一点：国家之间的斗争终归不是在“下棋”，谋略决定的只不过是局部，能够左右大局的，永远是实力和意志。当然，这种术治战略其实并非无用，郑国的确在一段时间内牵制了大量秦国精壮劳动力，韩非在秦国挑起的争论也的确让秦国灭韩的进程延后了两三年。假若韩国拥有上下一心，如臂使指的政治经济体制，那么利用这个宝贵的窗口期有所作为并非没有可能。然而，韩国恰恰不具备这一点，除了醉心于下棋式的“谋略”，韩国上下再无作为。
公元前230年，韩国的历史终于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韩国已不过是新郑一座都城，再加上周围一圈土地而已。对比后来气势辉煌的灭赵、灭楚之战，灭韩之战简单到在史书上不过留下二十多个字而已。“（韩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摘自《史记韩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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