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逐步轉變投身革命
范文瀾（1893-1969），字仲雲，號芸臺，浙江省紹興縣人。
他生於一個小官僚家庭，5歲入私塾，14歲入本縣高等小學，此後相繼就讀於上海浦東中學和杭州安定中學。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一年後轉入國學門，受業於音韻訓詁學家黃侃、陳漢章和經學名師劉師培等人，致力於追蹤乾嘉老輩，奠定了深厚的舊學基礎。1917年畢業後，他曾當過蔡元培的私人秘書，不久辭職，先後到瀋陽高師及河南汲縣中學任教。1921年至1927年，他又先後在天津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任教，出版了《文心雕龍講疏》等學術著作，在文史學界嶄露頭角。南開時代對於范文瀾人生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使一個“耳不聞雷霆之聲，目不睹泰山之形，自安於蚯蚓竅裡的微吟”的“老學究”，自覺走上了愛國救亡的道路。導致這一轉變的契機是1925年爆發的“五卅運動”。 “五卅運動”用血的事實驅使著范文瀾走出書齋，關注現實社會。“‘五卅’運動起來，才打得我半動。我開始知道帝國主義的兇惡殘忍，非轟跑它不能救中國。我參加天津市民大遊行，從出發到回校，沒有掉隊，嗓子叫啞了。”可以想見，當范文瀾隨著遊行隊伍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那一刻起，他也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追求——為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而奮鬥。隨後，范文瀾開始大量閱讀有關新思潮的文章，並“開始改寫語體文，用些新名詞”。1926年，在地下黨員的影響幫助下，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南開支部書記，從此他把自己的學術生命自覺地同謀求民族解放聯繫在了一起，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革命鬥士。
1927年5月，為躲避迫害，他離開天津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校任教。當時因天津黨組織遭到破壞，他與黨組織從此失去了聯繫。但他仍然積極參與北京地區黨的外圍進步團體活動。1930年、1934年曾兩次被捕，都因北大校長和其他幾位教授的聯名營救而獲釋。這兩次生死磨難並沒有使范文瀾退縮，相反卻令他進一步看清了反動政府對的反動面目，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念。為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喚醒民眾救亡圖存的意識，為伸張正義、宏揚民族氣節、歌頌歷代仁人志士，他以張騫、衛青等25位歷史英雄人物為題材，以孟子名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為題旨，參考正史及其他官私記載，撰寫了著名歷史讀本《大丈夫》一書，深受民眾喜愛。
辦刊辦班以文抗日
1936年范文瀾移居開封，在河南大學任教。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炮聲震響了中國的大江南北，中華民族再也無法忍受強敵的蹂躪，進入全面抗戰時期。范文瀾在全國洶湧的抗戰熱潮和飽滿的愛國熱情的驅使下，寫下了數量甚多的政論、雜文，或進行抗戰動員（如《論團結一致》）、或分析形勢（如《對於持久抗戰的幾個膚淺意見》）、或發動民眾（如《〈游擊戰術〉序》），篇篇都是有力之作。
當時，他還積極投稿中共河南省委領導下的《風雨》、《經世》刊物宣傳抗日，並親自參與主編《經世》半月刊。這兩個刊物，對河南團結救亡力量，推動救亡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與此同時，范文瀾間接向中共河南省委提出籌辦抗戰講習班。訓練對象主要是河南大學和高級中學的青年學生。當時的中共河南省委文委書記，中共鄂豫邊區黨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王闌西后來在他的文章中回憶到：他的這個提議“很快便得到河南省委（注：指中共河南省委）的支持，動員河南大學的秘密共產黨員參加。組織上由我聯繫。”當時物質條件很緊缺。為找尋一個合適的上課地點，范文瀾把妻子孩子安頓在豫西南的一個小鎮上，將自家的房子也騰了出來。講習班順利開學。王闌西在文中寫到：“範老親自講課。省委幾個同志也去講過課。”在課程安排上，“他還提出上《游擊戰術》課。省委派了新四軍留守處的馬致遠同志（即劉子厚同志）去講《游擊戰術》課。範老通過這個講習班，組織起了大批青年。”。范文瀾的兒子範元維也這樣回憶到：“訓練班的課程，一個是民族氣節教育，由我父親主講。主要是講我國曆代民族英雄的事蹟以鼓舞鬥志。……最主要的課程是游擊戰術，由馬致遠（即劉子厚）主講。由於講課內容緊密結合當時抗日武裝鬥爭的需要，豐富生動，所以吸引了大批有志抗日的青年，紛紛報名前來參加學習，學員人數迅速增多，當時的學生後來不少成為黨在河南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骨幹力量。”
1937年12月訓練班第一期學員結業，根據省委意見，范文瀾等人從班中挑選了90餘人組成農村工作服務團，深入豫中、豫南地區廣大農村，通過演講、演劇、張貼標語等方式，開展抗日宣傳。團員們每到一個村寨，便找些老人、婦女、兒童聊天，稍微熟一點，便陪同他們一起幹活，燒火、洗衣、帶娃娃，樣樣都幹，很快同群眾建立了感情。之後的宣傳工作更是順利，不但大街小巷貼滿了抗日宣傳畫，而且每次演出，劇場都座無虛席，連通道也擠滿了人。人們還主動要求教唱抗戰歌曲、開辦補習班、參軍打游擊等，革命熱情空前高漲，服務團的名聲也越來越響亮。就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當局採取破壞行動，1938年3月，教育部下令，命范文瀾等幾位河大教授離開服務團，回校授課。范文瀾等為了更長久的革命鬥爭被迫離開了服務團，至此該團的工作也不得不告一段落。最終《經世》半月刊也被迫停刊了，講習班也只辦了兩個月不得不結束。
1938年6月，開封淪陷，《風雨》週刊也遭停辦。范文瀾在這段時間寫文章、辦講習班、作演講等等所有這些抗日救亡活動，對河南這個時期的抗日運動，產生了很好影響。
堅定信仰，革命到底
范文瀾之前雖因故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而脫黨了，但他還是堅定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地積極靠攏中國共產黨組織，堅決要求重新入黨。
“七七”事變後，范文瀾辭職參加了新四軍游擊隊。他先隨河南大學從雞公山移至南陽鎮平縣一帶，不久即到達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確山竹溝鎮，並很快領導戰時教育工作團，在舞陽和湖北襄樊一帶進行救亡宣傳。在此之前，他還從古今中外著名的軍事書籍中挑選了部分具有參考價值的內容彙編成一本《游擊戰術》，以滿足現實戰爭的需要，該書自1937年11月刊行後，深受歡迎，兩個月內便銷售了5000餘冊。這為他在游擊區開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時在鄂豫邊區和襄樊一帶的第五戰區的李宗仁邀請范文瀾去參加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對此，王闌西回憶到：“他要我徵求省委的意見，省委同意他去參加。在這段時間中，他兩三次到竹溝向河南省委（當時改為鄂豫邊區黨委）談工作，按照省委的意圖在信陽、桐柏一帶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也幫助襄樊、南陽一帶的救亡活動 。他到竹溝談工作的時候，我和當時省委（區黨委）書記朱理治同志、組織部長陳少敏同志談到他的入黨問題，都認為他完全可以入黨。由於他在五戰區進行統一戰線活動，為了工作上的方便，決定把他入黨的時間再推遲一些。他在信陽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春季。這幾個月中，範老深入群眾，作抗戰動員，足跡踏遍了桐柏山區。” 他被人們盛讚為“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
1939年春，盤踞信陽一帶的日寇不斷向周圍侵犯，形勢緊張，在信陽、桐柏一帶的游擊隊流動性很大。范文瀾在省委和信陽縣委的一再勸說下，從信陽回到確山縣竹溝鎮河南省委（中共鄂豫邊區黨委）機關。王闌西介紹說“範老到竹溝鎮後，生活雖較在信陽游擊區流動性少了，但生活是極端困難的，跟所有戰士一樣，每天六分菜金，與劉貫一、王思九、夏農苔三同志同住一間暗淡無光的房子。” 面對殘酷的戰爭環境和艱難的生活條件，范文瀾毫不在意，反而自豪地說：“當了二十幾年的僅憑出賣教書技術吃飯的‘教書匠’，現在竟升級當‘教員’，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可以和群眾彼此自由地交換智識了。”正是這種謙虛樂觀的精神和他高超的組織能力，以及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使他在河南抗日民眾及新四軍幹部戰士中贏得了崇高的威信。
這年9月，在國民黨甚囂塵上的反共聲中，他在河南省確山縣的部隊上重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幾乎同時，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做出批示，決定將其轉移至革命聖地延安。這令范文瀾異常興奮，能到全國矚目的抗戰指揮中心去施展才華是他夢寐以求之事，此番心情在他記述剛到延安時的文字中可見一斑：“我‘過五關斬六將’，衝破若干險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邊區了！快樂得把鋪蓋丟棄在汽車上。多麼光明的邊區啊!我到邊區了！我清算過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煩惱，現在開始清爽快樂的生活了！”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1940年1月到延安後，範文讕擔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開始組織編寫《中國通史簡編》；次年擔任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曾在中央黨校講授《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又次年調到中宣部工作，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國民黨反動派投降主義的文章。抗戰勝利後，他離開延安，先後任北方大學校長、中原大學校長、華北大學副校長、華北人民政府委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范文瀾歷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後改名近代史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68年7月，為了儘快完成毛澤東、黨中央要他把中國通史寫下去的重託，他搶時間，趕任務，以至犯病也不願住院治療，不幸於1969年7月29日病逝。去世時書桌上還放著未完成的遺稿。他一生最有影響的著作是《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其重要論文大都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的《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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