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偉 李健：回顧蘇萊曼尼遇襲—— 對事件中美軍指揮關係和兵力運用的推測分析
作者：顧偉、李健 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知遠導讀】2020年1月3日凌晨，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在伊拉克巴格達機場附近遭美軍無人機襲擊身亡。儘管到目前為止許多行動細節仍未披露，但根據美軍參聯會出臺的聯合作戰條令、中央司令部官方網站和公開媒體等渠道發佈的信息，我們可對此次行動中美軍的指揮關係和兵力運用情況進行一些有依據的推測分析。美軍軍事行動籌劃的基本原理
長期以來，為了確保貫穿始終的戰略指向性，美軍對其軍事行動的籌劃一直採用系統分析的方法，即依託構建的指揮控制機制和工作流程，以國家、戰區和各級作戰司令部預先發布的戰略文件和作戰預案中對戰略最終態勢（Termination）、軍事最終態勢（Military end state）、軍事目標（Objectives）、效果（Effects）、使命（Mission）和任務（Tasks）等關鍵要素的定義為基本遵循，採用自上而下、分層推進的體系化籌劃方法，逐步確定出清晰的作戰線、效果線和目標關聯線等邏輯鏈路，並逐層分解直至作戰層級較具體的使命、目標和任務，從而完成對整個作戰行動的全面籌劃，基本邏輯參見圖1。
圖1：美軍軍事行動籌劃的基本邏輯
依據美軍聯合出版物第JP1號《美國武裝部隊綱要》、第JP3-0號《聯合作戰》和第JP5-0號《聯合作戰籌劃》等文件，戰略最終態勢通常是美國政府對某一地區最終狀態的預期性描述，涉及到一系列較宏觀的軍事和非軍事目標合集，一般由總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機構的協助下確定，例如確保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優勢地位；軍事最終態勢是對軍事行動最終狀態的預期和描述，通常由參聯會主席和戰區司令依據總統確定的戰略最終態勢提出關於軍事最終態勢的建議，並報總統和國防部長批准後確定，例如確保美國在中東地區軍事領域的主導地位；軍事目標一般包括國家軍事目標、戰區軍事目標、戰役行動目標和戰術目標4個層級，是對軍事最終態勢的逐層細化和樹狀分解，通常用於支撐一個或多個上一級的軍事目標，例如某一目標可確定為削弱和抵消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在中東的影響力和擴張態勢；作戰效果分別支撐著戰區級、戰役行動級和戰術級的軍事目標，往往是達成上級軍事目標的某一具體條件，通常需要同時具備多個先決條件才能達成某項具體軍事目標；作戰任務是指為達成某種作戰效果而採取的行動，例如可描述為擊殺某個高價值目標，以遲滯和震懾伊朗“聖城旅”後續行動等。
依據以上分析，擊殺蘇萊曼尼不大可能是美國政府臨時動議的軍事行動。中央司令部及其下屬聯合特遣司令部會週期性（通常為1-2年）接收到美國總統簽發的《統一指揮計劃（UCP）》、國防部長簽發的《兵力使用指南（GEF）》和參聯會主席簽發的《聯合戰略戰役計劃（JSCP）》等戰略指南類文件。這些文件中包含著高層級對中央司令部責任區（AOR）內的戰略最終態勢、軍事最終態勢和宏觀軍事目標等的明確定義，中央司令部及其下屬司令部作戰籌劃人員將會依據以上文件作為籌劃軍事行動的直接依據，籌劃結果通常是同時提供多套可供國防部長和總統選擇的軍事解決方案，這些方案須經國防部長和總統選擇批准後才能得到執行。也就是說對關鍵目標的打擊不大可能是中央司令部或是其下屬司令部擅自做出的決定，更不大可能是未經嚴密籌劃的偶發性軍事行動。
行動應是受美國總統直接監控
1787年《憲法》和《美國法典》是美國軍事力量建設和運用的總依據，在以往的軍事行動中，美國（軍）在指揮控制權配置方面較嚴格遵守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依據美國《憲法》，“總統應為合眾國陸軍和海軍的總司令。當各州民兵應徵為合眾國服現役時，總統應為各州民兵總司令。”隨著國家安全和軍事組織結構的不斷調整演變，美國總統逐漸被解釋為所有武裝力量的總司令，在戰時對這些力量行使最高作戰指揮權。
圖2：美軍的基本指揮控制關係
此外，《美國法典》還規定“國防部是美國政府中一個行政部門”，並規定“國防部長是國防部的最高領導”，也“是總統處理國防部事務的首席助理”。因此，國防部長對美軍各部門有法定的領導、管轄與控制權力，包括需履行協助總統審批作戰計劃和兵力部署計劃等具體職責。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通過兩條不同鏈路對美軍行使作戰指揮權和行政控制權，如圖2。一條鏈路是由總統經國防部長到領受任務的作戰司令部司令，並通過其對所屬部隊行使作戰指揮權，即圖2中的實線鏈路，對應著作戰指揮的相關職責；另一條鏈路是由總統經國防部長到各軍種部部長，並通過其對所屬部隊行使行政控制相關權力，即圖2中的虛線鏈路，對應著作戰支援和行政管理的相關職責。
依據近期美國官方和媒體發佈的信息並參照之前類似的“定點清除”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應直接授意，並全程監控了此次軍事行動。襲擊行動過後，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媒體紛紛刊文指特朗普總統在2019年12月下旬與國務卿、國防部長和參聯會主席會晤後選擇了擊殺蘇萊曼尼這一較為極端的選項。此外，據美國福克斯新聞報道，在行動之前，特朗普總統還與到訪的資深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討論過此事。美國國防部在事後的官方聲明中也指“在總統的指示下，美國軍方果斷採取了此次行動”。晚些時候，CNN指特朗普總統在不久後共和黨籌款晚宴上披露了此次行動的更多細節，這些細節表明特朗普總統全程監控了此次行動。
行動或由美國中央司令部實施作戰指揮依據美軍的頂層條令，即2017年修訂後的聯合出版物第JP1號《美國武裝部隊綱要》，美總統通過國防部長對6大戰區1司令部指揮官（GCC）和5大職能司令部2指揮官（FCC）實施指揮控制，GCC和FCC負責履行由國防部長制定，並由總統批准的《兵力使用指南（GEF）》，文件中涉及近期各司令部需完成的具體任務。由於伊拉克涵蓋在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責任區（AOR）內，而美軍條令規定戰區司令部有整合職能司令部作戰計劃的職責，加之後續媒體披露的信息，此次行動應該是由中央戰區司令部具體負責指揮協調，同時基本排除了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指揮此次行動的可能。
美國中央司令部成立於1983年1月1日，目前的責任區包括中東、非洲東北部、中亞和南亞等，共覆蓋20個國家，總部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的麥克迪爾空軍基地，目前的指揮官為肯尼斯·麥肯齊上將。依其網站，中央司令部下設陸軍、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隊4個軍種組成部隊司令部和特種作戰司令部。此外，中央司令部還下設有兩個聯合特遣司令部，一個是“堅定決心行動”聯合特遣司令部，主要支持美軍及其盟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反恐軍事行動；另一個是“堅定支持使命”特派團指揮機構，指揮官為奧斯汀·米勒上將，主要支持美軍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維持穩定行動。
圖3：美軍擊殺蘇萊曼尼的指揮關係推測圖
《美國法典》中明確規定作戰指揮官（特指GCC和FCC）對總統或國防部長指派或重新指派的部隊行使作戰指揮權(COCOM)，並且除非總統或國防部長有其它指示，否則所有指派給作戰指揮官、並在其責任區內行動的部隊都將被指派或配屬給該作戰指揮官，並由其進行指揮。同時《美國法典》中還規定作戰指揮權(COCOM)是隻賦予作戰指揮官（特指GCC和FCC）對所屬部隊的指揮權，不能被委託或轉讓。簡而言之，就是對於本戰區的軍事行動，戰區作戰指揮官具有除總統和國防部長之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同時總統和國防部長的指令需要通過作戰指揮官來具體執行。以上規定是越戰後美國上下對戰爭中指揮關係混亂痛定思痛後的剛性規定。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在中央戰區的所有軍事行動都需經中央戰區司令部的籌劃，並得到戰區司令的批准後方可執行。戰區司令通常會將作戰指揮權中的作戰控制權（OPCON）和戰術控制權（TACON）賦予其下屬的各級司令部，以便各級司令部能夠更有效地履行本級職責。因此，中央戰區司令雖然並不是此次軍事行動的直接指揮者，但也處在了整個指揮鏈條之中，併為下級特遣部隊司令部的行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與其它戰區司令部一樣，中央司令部中的絕大多數任務部隊並非是其長期固定配屬的部隊，而大多需要進行輪轉部署。從近幾年的運行來看，中央戰區陸軍司令部主要由美陸軍第18空降軍和第3軍提供兵力；中央戰區海軍司令部主要由美海軍艦隊司令部和太平洋艦隊共同提供兵力；中央戰區空軍司令部主要由美空軍空戰司令部（ACC）提供兵力；中央戰區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主要由太平洋海軍陸戰隊司令部（MARFORPAC）所屬的第一遠征軍（IMEF）提供兵力；中央戰區特種作戰司令部則主要由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提供兵力。
此次行動應由“堅定決心行動”聯合特遣部隊（CJTF-OIR）司令部實施作戰控制
聯合特遣部隊及其司令部是美軍實施聯合或聯軍作戰時常用的指揮機構設置和力量編組形式。美軍聯合出版物第JP3-33號《聯合特遣司令部》中指出，當作戰範圍、複雜程度或其它因素要求至少有兩個軍種在單一的聯合部隊指揮官的指揮下作戰時，就可組建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可由國防部長、作戰指揮官和聯合特遣部隊指揮官授權組建，通常可依據地理區域劃分或是職能領域區別組建。
“堅定決心行動”聯合特遣部隊（CJTF-OIR）司令部成立於2014年10月，是中央司令部在美國國防部長授權下依據地理區域劃分而組建的聯合司令部，總部設在科威特的阿里夫詹（Arifjan）兵營，成立之初旨在應對伊拉克和敘利亞日益增長的ISIS威脅，以履行美國及其盟友對這一地區安全的“堅定決心和承諾”。目前該特遣隊是在美軍主導下，由74個國家和5個國際性組織組成的軍事聯盟組織。
自2015年9月之後，CJTF-OIR的指揮官一直由美陸軍第18空降軍和第3軍指揮官交替擔任，任期大約為1年，目前的指揮官為2019年9月繼任的帕特·懷特中將，懷特中將同時還兼任著美陸軍第3軍的指揮官。特遣隊司令部目前還編配有兩位副指揮官，其中一名主要負責維持穩定行動，目前為傑拉爾德·斯特里克蘭德少將；另一名通常由美國空軍派出，主要負責聯合行動、情報和計劃，目前為亞力克蘇斯·格林基威奇少將。
與大多數聯合特遣隊一樣，CJTF-OIR並未編設完整的陸上、海上和空中等組成部隊司令部，成立之初僅設有聯合陸上組成部隊司令部（CJFLCC）和特種作戰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SOJFT）兩個組成司令部。其中，CJFLCC的指揮官還兼任著CJTF-OIR的副司令和美軍伊拉克巴格達聯合作戰中心主任。2018年4月底，由於打擊ISIS的主要作戰行動已接近尾聲，美國防部宣佈撤銷了CJFLCC，但仍然保留了伊拉克聯合作戰中心主任的職務，主要職責是協調美軍各軍兵種和不同司令部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以及美軍與盟軍和伊拉克安全部隊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2019年7月起，美海軍陸戰隊威廉∙西利三世准將（2020年1月9日晉升為少將）任美軍駐伊拉克聯合作戰中心主任，應該參與了此次行動的具體協調。2019年6月起，美空軍埃裡克∙希爾少將任OIR特種作戰聯合特遣部隊指揮官，應該擔任著此次擊殺行動中地面特種部隊的指揮官。目前，CJTF-OIR主要配屬有特種部隊、地面目標指示人員、炮兵部隊、負責培訓武裝力量的人員和軍事顧問等，主要採取的行動樣式是地面特種部隊配合下的空襲行動（美軍完成了其中的75-80%）。
此外，襲擊行動中實施空中打擊的無人機應當來自於中央司令部空軍。依其官方網站，中央司令部空軍當時編有第332、378、379、380、386、438和455共7支航空遠征聯隊。所謂航空遠征聯隊是美國空軍常用的一種作戰任務編組方式，編組方式非常靈活，可根據需要隨時激活或撤銷，下屬的任務部隊也是從美空軍各部隊中抽調組成，並可視情進行輪換，輪換週期通常為6-9個月。CJTF-OIR的副司令亞力克蘇斯·格林基威奇少將還同時還兼任美空軍第9航空遠征特遣隊司令，以及中央司令部作戰部（J-3）的主任，主要指揮的任務部隊包括上述第332、386和321航空遠征聯隊，涉及的總兵力約5000人左右。據其官方網站顯示，目前在科威特阿里·賽勒姆空軍基地部署的第386遠征聯隊配備有MQ-9“死神”無人機，具體配備在該聯隊下屬的第46遠征偵察中隊，當然第386或其它遠征聯隊的無人機也可能臨時部署在距巴格達機場更近的伊拉克的阿薩德空軍基地，直接發動此次打擊行動。
另據阿拉伯新聞（ARAB NEWS）報道，美軍從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起飛的MQ-9無人機發射的“海爾法”火導彈完成了此次襲擊。烏代德空軍基地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和中央空軍司令部前進指揮部的所在地，也是空軍第379遠征聯隊的駐地。
綜上，此次擊殺蘇萊曼尼是在美國總統的直接授意和全程監控下，由美國中央司令部進行領導並提供兵力支持，並由“堅定決心行動”聯合特遣部隊（CJTF-OIR）司令部具體籌劃和實施的軍事行動，圖3中的4個紅色單元為可能的主要參與者。具體參與的地面部隊可能是威廉∙西利三世准將指揮的隸屬於海軍陸戰隊第一遠征軍的中央司令部-危機應對-海軍陸戰隊陸空特種部隊（SPMAGTF-CR-CC）和（或）埃裡克∙希爾少將指揮的特種部隊，空中打擊力量可能是亞力克蘇斯·格林基威奇少將指揮的第386或379空中遠征聯隊。
【1】即非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歐洲司令部、印-太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6大戰區司令部的責任區覆蓋全球。
【2】即特種作戰司令部、運輸司令部、戰略司令部、網絡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其中太空司令部為2019年8月成立，現行的條令中尚未顯示，並且與剛授權成立太空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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