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當代作家汪曾祺作品集，從“葬禮儀式”角度淺析其文化隱喻文化頭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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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墨菲指出：“死亡的降臨普遍成為儀式的主題，沒有哪一個人類社會把屍體當作腐爛的細胞團一一其實正是如此一一簡簡單單地棄之了事。”

在或漫長或短暫的一生中，我們會遇到無數難以預料的事，唯有死亡，從我們出生那一刻便已註定。死亡，意味著生命的終結，死亡後的葬禮儀式則是未亡人以另外一種形式，開啟新的社會關聯和社會身份。某種程度上，逝者成為“道具”，生者往往借“葬禮”之名錶達自己的感情，和蘊藏在“葬禮儀式”背後的文化內涵相比，逝者在死亡事件中成為工具性的次要事件了，這種特徵在當代作家汪曾祺的文學作品尤為明顯。

在寫人的生命終結時，汪曾祺往往寫到葬禮。90年代，汪曾棋共寫了40篇小說，其中一半多作品以葬禮結尾。“葬禮”成為晚年汪曾祺小說中的重要意象。小說文本中的葬禮儀式或白描，或抒情，或作為全文的線索貫穿全文，蘊含著豐富的人文意義，也呈現著作品所意圖表現的文化價值。

今天，就讓我們以《汪曾祺經典作品集》為例，從3個方面，淺析“葬禮儀式”在其文本中的多重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作品中蘊藏的深刻文化內涵。

何為“葬禮”

在分析“葬禮儀式”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之前，弄明白葬禮儀式本身的含義就顯得尤為重要。所謂葬禮，顧名思義，即“埋葬的禮儀”。然而如果僅僅如此理解，未免太過狹隘，事實上，人死之後（有時甚至包括身患重病者臨死之前）到埋葬，以及埋葬之後人們所有圍繞逝者而產生的一系列活動，統統都屬於葬禮的範疇。所以說，“葬禮”就是圍繞人類的死亡事件展開的，貫穿葬前、葬時、葬後的時間線索的一系列禮儀活動。

但是，逝者已逝，附著在逝者身上的價值觀念的表達就成了最重要的東西，而這就是“葬”中之“禮”。若是沒有“禮”的意義附加，那麼，我們為逝者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對遺體進行的必要卻毫無感情的“處理”，也就涉及不到情感、道德、信仰等支撐我們的精神力量。婚禮可以有多次，節日每年都可以再過一遍，但沒有人能夠兩次死亡，沒有人可以舉辦多次葬禮！

葬禮的“唯一性”保障了它在人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對於作家而言，葬禮更是一個表情達意的不可或缺的場所。

01.“葬禮儀式”暗含作家對人物悲苦命運的同情以及對社會現實的無情批判

汪曾祺在其作品《露水》中寫一對偶然相識的賣唱男女的生活。男女二人因相同的命運偶遇，在一起生活僅一個月，是名副其實的“露水”夫妻。在女人的心裡，男人早已成為她的生活幫手和精神支柱。但殘酷的命運將女人對未來的美好期望毫不留情地擊碎。男人突然暴病而死。男人死後，女人自己埋葬了男人併為他舉行了“哭墳”儀式：

女的給他創了一個墳，把男的葬了。她給他戴了孝，在墳頭燒錢化紙

她一張一張地燒紙錢。

她把剩下的紙錢全部投進火裡。

……

女的拍著墳土，大哭起來：

“我和你是露水夫妻，原也不想一蒿子扎到底。可你就這麼走”

“就這麼走了！

“你走得太快了！

“太快了！

“你是個好人！

“你是個好人！”

“你是個好人哪！”

她放開聲音號啕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樹上的烏鴉都驚飛了。

在民間葬禮中，生者與死者的不同關係，即“身份”，在儀式中具有重要的區別性意義，不同的“身份”在儀式中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露水》中女人舉行的哭墳儀式是“妻子哭丈夫式”的，她的“刨墳”、“葬人”、“戴孝”、“燒紙”等行為均是正式夫妻才有資格履行的程序。但這個葬禮顯然摻雜著複合矛盾的多重聲調。一方面女人所舉行的“妻子哭丈夫式”的儀式表明女人對男人名分的認可，在她的內心世界中，他已經是她的“男人”；另一方面，“她”和“他”只是臨時的搭幫互助性的露水夫妻，從倫理的角度說，女人根本沒有“資格”或“名分”為男人舉行這樣的葬禮儀式。

汪曾祺為女人安排了這樣一個看似不合倫理道德規則的哭墳儀式，恰恰被這對“露水”夫妻之間真摯的情愫所感動。他們樸實無華的愛情隱藏在女人一唱三嘆的“哭墳”儀式之中，這樣一場“名不正言不順”的葬禮更是加深了女人身上所呈現的悲劇性，使得讀者從字裡行間都可以感受到作者對主人公無以言說的巨大的悲憫。

葬禮儀式結束後，女人拒絕演唱男人所教的曾經大為轟動的曲子，而唱他們未曾相識之時她的那些不被人欣賞的曲子。這些曲子都是男人存在過的證明，而她試圖通過遺忘這些曲子使自己的生活回到從前，試圖以這種方式忘記他曾經的存在和因為他的存在而帶來的短暫的溫暖，然而，在女人被悲傷填滿的內心，這一段短暫卻溫情的“露水生活”能夠輕易地抹掉嗎？生生逼迫自己忘卻美好，卑微貧困的生活竟容不下一絲溫暖的關懷，這又是一個怎樣冰冷和絕望的世界！

02.“葬禮儀式”深化了全文的主題思想，表達了作者對小人物艱難生存境遇的悲憫

作者在《黃開榜的一家》中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展現，集中在結尾對黃開榜的葬儀描寫中：

黃開榜吃了黴糕湯，不見好。

一天大清早，黃家傳出驚人的哭聲：黃開榜死了。

丁裁縫拿了綠薄到街裡店鋪中給黃開榜化了一口薄皮材。又自己出錢，買了白布，讓黃家人都戴了孝。

黃開榜的大兒子，已經姓薛的裁縫趕來給黃開榜磕了三個頭，留下十塊錢給他的親生母親，走了，沒說一句話。

三子和三媳婦用兩根桑木扁擔把黃開榜的薄皮材從洋松木方的簡易橋上抬過越塘，要埋到種蠶豆的荒地旁邊。啞巴把那支紫銅長頸喇叭找出來，在棺材前使勁地吹：“嘟——”。

黃開榜不是本地人，沒有固定的職業，他一生經歷複雜：當兵、吹喇叭、催租、下神等等，他都幹過。他是貧苦年代裡最卑微的小人物。參加“評理”，從來不是前去說公道話，而是為了吃一頓免費的包子，喝半壺釅茶。他的幾個孩子或送人、或失蹤、或聾……

貧窮已經刻在他的基因上，直接影響著他的身體裡每一個蛋白分子的合成。他的自尊心被毫無希望的生活磨得淨光，這樣的無望的生活註定等待著他的只有無聲的死亡。

於是，寒酸而冷清的葬禮成為黃開榜生命結束的唯一方式，他那安支早已度棄不用的“紫銅長頸喇叭”，是為他送行的唯一一件響器。底層人的困窘如同那支久置不用、鏽跡斑斑的喇叭，生命的迴響單調悲涼又無奈。作家對人物生存狀態的措述通過淒冷無言的葬禮予以曲折地表達。

03、“葬禮儀式”蘊藏著作者對於人性的深刻思考，人的一生究竟要怎樣活？如何待己？如何待人？

《雲致秋行狀》中，小說藉助了“葬禮”這個特殊的場景，表現出雲致秋作為一個小人物的艱辛和真誠，同時作者也藉助葬禮，表達自己對於人性的探尋。雲致秋的葬禮是這樣的：

來的人很少。一個小禮堂，稀稀落落地站了不滿半堂人。戲曲界的名人，致秋的“生前好友”，甚至他教過的學生，很多都沒有來。

雲致秋的一生是大起大落的一生，他曾紅遍全城，也曾跌入塵埃。他雖不是名人顯貴，但也“上通下達”；雖不是名角，但“傍”過名角；他不計得失熱心授徒，從不為己之私損人之利。總之，他是個老實人。 “我”為雲致秋所擬的“跟著誰，傍著誰，立志甘當二路角；會幾齣，教幾齣，課徒不受一杯茶”的輓聯，正是他一生的寫照。然而，曾經求助於他的，曾經追隨過他的，都已經將他忘卻，“戲曲界的名人，致秋的“生前好友”，甚至他教過的學生，很多都沒有來。”

雲致秋葬禮的冷清與他為人處世的熱情形成強烈的對比，讀完小說，我們不禁會思考：現實為何如此？熱心助人的雲致秋在人生的最後一程卻無多少人送終，那些曾經得到他恩惠卻沒有到場的人是否有過錯？人究竟應該以怎樣的方式生，以樣的方式死？我們要以怎樣的態度待人，以怎樣的方式對己？這些問題，顯然作者也在思考。因此，在作品最後，作者發出了“一個人死了，還會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錯”的人生感慨。在雲致秋的葬禮上，我們不僅可體會小人物生存的限辛，也可領悟人與人之面的薄涼，還可感知作家對人的生存性體驗。

寫在最後

文學作品中的“葬禮”是一個回味人生的場景，人的善與惡、冷與熱已經人性的多種可能性、複合性、多義性、不確定性都在這個場所裡若隱若現，葬禮儀式就像是一面鏡子，人性的多面在這扇鏡子面前若隱若現。在汪曾祺後期小說中，葬禮儀式反覆出現，使其小說呈現出素樸、含蓄、悠遠而又頗具悲憫意味的美學風格。

葬禮成為一個富有象徵性的母題，隱喻著汪曾祺對民間性存在的人的終結方式的理解。他以葬禮含蓄地表達對人、對生活、對世界的感悟，汪曾棋對於風俗、葬禮的認識是很深刻的。他說：“我小時候最愛參加喪禮，不管是親戚家還是自己家的。我喜歡那種平常沒有的‘當大事’的肅穆的氣氛，所有的人好像一下子都變得雅起來，多情起來了，大家都在演戲，扮演一種角色，很認真地扮演著。”由此可見“葬禮”作為特定場所，不僅是書中人物向讀者發聲的傳聲器，也是汪曾祺藉以表達自己的情感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