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晤 今天
［器晤 總292 題］
讀敦煌變文“茶酒論”
那是1899年的初夏，在敦煌千佛洞打開了一座封閉近千年的寶庫，這便是著名的石室藏經洞。石室中發現了2萬多卷藏書，而大部分都被劫掠到國外去了，這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件之一。
石室藏書絕大多數為佛教經典，也有經史子集四部書籍，以手寫本最多，還有少量木刻本。此外還有大量的賬籍、轉帖和民間文學作品的寫本。文學作品中包括有唐人的詩，唐末五代的詞，內容最多的則是所謂“變文”。
唐代寺院中盛行俗講，是一種說唱體的表演形式，俗講的話本，即為變文，變文也在民間廣為流行。俗講有說有唱，表演生動，多取材於佛經，也包括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我們這裡要談到的《茶酒論》變文，也是出自敦煌石室的一篇重要的文獻。
敦煌發現《茶酒論》
時間過去將近一百年了，因對石室藏書的深入研究而誕生了一個專門的學科——敦煌學，發表了大量論著，可是對這一篇《茶酒論》，卻基本沒有進行過什麼研究，該是打破這種局面的時候了。
《茶酒論》變文之所以不大引人注意，大約是它既非佛經，亦非經史子集類古籍，更不是引人入勝的歷史故事。但是從飲食史這個角度來考察，它卻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很值得品味。
《茶酒論》通篇千餘字，撰人題為“鄉貢進士王敖”，抄寫者為閻海真，二人事蹟不詳。抄寫時間為“開寶三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開寶為宋太祖第三個年號，壬申歲當為開寶五年，而不是三年。抄本為北宋初年，寫作的時代可以推定在唐代或稍晚。全篇以擬人化手法，寫茶酒互相爭功比高下，較為真切地反映了唐宋之際人們的茶酒觀。全篇主旨，正在序文之中：“暫問茶之與酒，兩個誰有功勳，阿誰即合卑小，阿誰即合稱尊?”問的是茶酒究竟誰的用處大。
首先發話的是茶，說茶為“百草之首，萬木之花；貴之取蕊，重之撻芽。”茶的貴重還表現在“貢五侯宅，奉帝王家，時新獻入，一世榮華。”茶雖在有唐以前就已成為很重要的飲料，但它的價值被普遍的認識，還是在唐宋它成為重要的貢品之時。王侯嗜茶，茶自然成了很珍貴的飲料；貢獻名品新茶的人，也自然是高官得做，一世榮華了，這也是茶的尊貴之處。
酒則把茶不放在眼裡，自以為高貴無比，說是“自古至今，茶賤酒貴。”酒的力量，可舉“簞醪投河，三軍告醉”的古典為證，所謂“君王飲之，嗚呼萬歲；群臣飲之，賜卿無畏。和死定生，神明散氣。”是這般有用，“自合稱尊，何勞比類，”說用茶來與酒相較，根本無法類比。
茶繼而又說自己受到大眾的普遍歡迎，“萬國來求”，茶商充塞於途。酒則說自己也受到廣泛喜愛，“禮讓鄉間，調和軍府”。茶說飲茶能使人清心，飲酒會使人陷入深淵，“我之茗草，或白如玉，或似黃金。名僧大德，幽隱禪林，飲之語話，能去昏沉。供養彌勒，奉獻觀音，千劫萬劫，諸佛相欽。酒能破家散宅，廣作邪淫，打卻三盞已後，令人只是罪深。”唐人坐禪供佛，都要用茶，香茶確為清心滌昏之飲，有唐詩為證：
潔性不可汙
為飲滌塵煩
韋應物：《喜園中茶生》
洗我胸中幽思清
鬼神應愁歌欲成
秦韜玉：《採茶歌》
素瓷雪色飄沫香
何似諸仙瓊蕊漿
一飲滌昏寐
情思爽朗滿天地
再飲清我神
忽如飛雨灑輕塵
三飲便得道
何須苦心破煩惱
此物清高世莫知
世人飲酒多自欺
釋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
從皎然的詩看來，《茶酒論》所道茶的功用，與佛家的看法如出一轍，後來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與唐代寺院提倡飲茶的做法是分不開的。
茶說茶能滌昏、酒能昏亂，所以俚俗有言“男兒十四五，莫與酒家親。君不見生生鳥，為酒喪其身?” 更有不少人，酒醉鬧出人命官司，免不了皮肉受苦。
酒不甘下風，道出自己為人帶來的樂趣：“酒通貴人，公卿所慕。曾道趙王彈琴，秦王擊缶，不可把茶請歌，不可為茶交舞。”誰也不會舉著茶杯高歌一曲，此言也未必沒有道理。酒還對茶說:“豈不見古人才子，吟詩盡道：渴來一盞，能生養命。又道：酒是消愁藥；又道：酒能養賢。”酒也說吃茶未必沒有壞處：“茶吃只是腰疼，多吃令人患肚，一日打卻十杯，腸脹又同衙鼓。”酒是消愁藥，這話也是事實，曹操就深得其中奧秘，所謂“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唐人嗜酒，文人嗜酒，亦可由唐詩窺知：
聞君新酒熟
況值菊花秋
莫怪平生志
圖銷盡日愁
元稹：《飲新酒》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醉中趣
勿為醒者傳
……
窮愁千萬端
美酒三百杯
愁多酒雖少
酒傾愁不來
李白：《月下獨酌》
春來酒味濃
舉酒對春叢
一酌千憂散
三杯萬事空
賈至：《對酒麴》
借酒消愁，有時是能起些作用的，否則李白不會在他的名篇中寫出“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這樣的詩句。不過這“消愁藥”又並非那麼萬能，有時又並不能起到什麼作用。所以同是一個李白，還曾深有感觸地寫下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當然歷代文人在酒中領略到的真趣主要還是在“消愁”這一點上，追求的是一種自我麻醉的心境，像宋代陸游《對酒》詩中所說的“閒愁如飛雪，入酒即消融”的感受，可那卻是短暫的，酒過之後，閒愁並未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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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酒互爭高低，還體現在各自的經濟價值上。茶對酒說，茶葉一上市，人們爭相購買，說話間就能發財。酒對茶說，茶水三文錢就能買一大缸，“何年得富” ? “茶賤三文五碗，酒賤盅半七文。”這是說酒價再賤，也比茶要貴重得多。
變文末尾，又出來一位“水”，擺出一種更是了不起的架式，自以為比茶酒又要高出一頭，水洋洋得意地說：“人生四大，地水火風。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曲幹吃，損人腸胃；茶片幹吃，只礪破喉嚨”。水的威力自然使茶酒愧嘆不如，“亦能漂盪大地，亦能涸熬魚龍。”水對茶酒還有這麼幾句勸誡：“從今以後，切須和同，酒店發富，茶坊不窮。長為兄弟，須得始終。”和睦相處，不必言詞相毀，道西說東。
茶與酒在古代中國是兩種最常用的飲料，現代亦是如此。古人對茶酒的評說，變文《茶酒論》大體都反映出來了，或者可以說，變文反映的就是唐人的茶酒觀。
唐人愛酒亦愛茶，自這《茶酒論》中已是看得很清楚。對茶酒長短的評說，這篇文字也應當說大致是公允的，已經闡明瞭茶不能多喝、酒不可多飲的道理，提醒人們要多多注意，才能“永世不害酒癲茶瘋。”
飲酒過多，並無益處，不僅不能消愁，還會危及健康，這一點酒徒們未必不知。唐代有狂飲的酒八仙，也有並不那麼好酒的文人雅士。詩人陸龜蒙飲酒，一次飲醉，便不再飲酒，待客僅置空壺空杯而已(《新唐書·隱逸傳》)。
唐代也有以茶代酒的美談，文友相聚，不擺酒宴設茶宴。呂溫《三月三日茶宴序》就記述了這樣的一次茶宴，三月三日禊飲之日，“諸子議以茶酌而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自以為是“塵外之賞”，詩興陡起，並不亞於酒宴，酒中之趣在茶中也能尋覓得到。
唐人愛茶，尤其自陸羽著《茶經》之後，飲茶逐漸成為一種時尚，但是不飲者和反對飲茶者也並非無有。例如唐玄宗時的右補闕毋煚，就是個不喜歡飲茶的人，他寫過一篇《代茶飲序》，列舉飲茶的壞處，反對將茶作為必備的飲料。他說:“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清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大唐新語》) 他認為飲茶得益小而致禍巨，叫人慎飲，不可貪圖一時的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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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茶酒論》變文的出現，確有它的社會背境。《茶酒論》在廣為傳抄與傳唱的過程中，又會越來越深入人心。從商業角度來看，《茶酒論》又是一篇生動的廣告詞，它在引導當時人們的消費方面，一定起到了一些作用。在變文結尾，作者的立場既未偏向茶，也未偏向酒，希望茶酒能共存，希望茶酒生意共同繁榮；告誡人們在享用茶酒時，也別忘了它們可能帶來的副作用。
總之，《茶酒論》變文是一篇十分難得的飲食史料，它所闡明的意旨，即便放在今天來看，也還具有可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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