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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天，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失败后，第4方面军被迫西进，由于部队大量减员，红四方面军在4月份进行了整编，加之原第一方面军的第5军和第32军，全军共有第4、第9、第30、第31、第5、第32共6个军，另外还有其他单位，共4万余人。
其中第4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其下辖第10、第11、第12师和独立师，其中第10师师长余家寿，政治委员叶道志，师参谋长范朝利，师政治部主任汪宏清，其中政治委员被枪决，师参谋长范朝利授衔中将，师政治部主任汪宏清授衔少将，而师长余家寿却在老家当了农民，这是怎么回事呢？
10师政治委员叶道志，于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黄安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之一，1928年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到光山开辟创建柴山保（今新县陈店乡）革命根据地时，叶道志参加了革命军。红7军后来改编为红11军第31师，他被编入一大队当班长，而一大队的党代表就是王树声，由于表现积极、作战勇敢，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提升至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后来提升至第93师和第92师师长，1936年4月改任红10师政治委员。
长征到达延安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基本都被安排学习，同期也开展了清算张国焘的运动，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多数部队被打完了，所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基本都降级使用，1938年春，叶道志学习结束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副团长，后又担任特务营营长，其实和其他人相比，叶道志并没有降多少级，比如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政委李先念本来要连降5级，到八路军当一个营长，但他毫无怨言，后来李先念被任命为新四军第4支队当参谋长。
然而叶道志却对此非常不满，感觉自己的职务偏低了，便想回八路军工作，1938年7月31日他以看地形为名与徐长胜、陈康携枪私走，叶挺闻讯大怒，以为他们要叛变，便派人进行追捕，徐长胜被当场击毙，叶道志被抓回，不过陈康回到了八路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叶道志被抓回后不久即被枪决，1983年10月21日总政治部经复查证明系违纪行为，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10师参谋长范朝利，于1914年3月11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乡大刘湾村（今属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过其父母咬紧牙关，在其8岁时将他送入私塾学习，在其11岁时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他只得辍学在家帮父母种田。13岁因生活所迫到邻村油坊当学徒，倍受欺压。
河南光山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之一，所以在1930年1月他便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他从战士开始逐步提升至班长、排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多次战役，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被任命为红10师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
范朝利在延安学习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参谋长，他协助团长陈锡联指挥了夜袭阳明堡战斗。随后参加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1942年时已任冀南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1943年8月，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相比较红四方面军其他干部，范朝利心态好，任劳任怨，组织安排什么就干什么，不但没有情绪，而且还积极主动，在解放战争后期，他曾任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10军副军长等职，率部参加渡江作战和进军西南、解放贵阳、成都的战役与战斗。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85年7月，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2012年8月6日因病在济南军区总医院逝世，享年99岁。
10师政治部主任汪洪清，曾用名汪宏清，于191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31年由宁都起义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电话员，后逐步提升至红9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破坏部也就是白军工作部，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1935年9月随红9军团在留在红四方面军，后来被任命为红10师政治部主任。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任第115师留守处副主任，解放战争中，他曾任河南军区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12月22日因病逝世。
师长余家寿，是湖北麻城乘马岗人，于1914年出生，麻城是红四方面军的起源地之一，所以余家寿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经历过黄麻起义和鄂豫皖军事斗争。余家寿虽然从小家庭非常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养成了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性格。
余家寿参加红军后，不仅作战非常勇敢，而且足智多谋，又没有多少文化，很快便引起了张国焘的重视，张国焘喜欢作战勇敢、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所以余家寿很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师第28团团长、第10师师长等职务，与他同期的有杜义德、胡奇才等人，其资历和地位比皮定钧、秦基伟和王近山等人还高。
在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野心膨胀，带领部队南下，从而分裂红军、分裂党，为此中央展开了批判张国焘的活动，在1937年的时候，批判张国焘路线影响到了很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的还被关押起来，余家寿就是其中一个，不过很快就被释放了。
大多数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并和张国焘划清了界限，组织上又重新安排了工作，然而余家寿在获得释放后，心里非常想不开，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偷偷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大别山寻找革命队伍。如果余家寿是正常离开，组织上肯定不会让其走的，但如果私自离开，就会当作叛逃处理，当组织上发现余家寿离开后，便将其除名，当作叛逃处理。
余家寿离开延安后回到老家，天下红军是一家，他哪里还能找到其他革命的队伍，于是他便在老家重操旧业，当起了农民，以种地为生，他也没有想重新回到部队，直到抗日战争后期，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的李先念，率领鄂豫支队挺进到大别山区时，他才知道八路军回来了，于是他跑到鄂豫支队，找到当时的老领导李先念，请求重新归队。
革命不是过家家，不是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由于余家寿当年不辞而别，组织上已经认定他是叛逃行为，作了开除处理，作为我军的高级领导李先念知道利害关系，如果要重新加入革命的队伍，就得推翻当初的组织决定，而当时的组织规定并没有错。
所以当时鄂豫支队很为难，告诉了余家寿的有关规定，余家寿曾经作为红军的一员，他也明白其中道理，他不得已只好又继续回去种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4月，我军发起了渡江南下作战，继而建立了湖北军区。当时担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宏坤（湖北麻城人，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当年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4军的军长，是余家寿的直接领导。
于是，余家寿就去找老领导王宏坤，希望能够重新回到部队之中。王宏坤对于余家寿的到来，既惊讶又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不过对于余家寿的请求，王宏坤无奈地表示，现在仗都快打完了，这么多部队和战士们都是要复员的，都是要投身到生产建设的，与其现在请求回到部队，不如就在家乡待着搞好农业生产，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
王宏坤虽然对余家寿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却无能为力，其实对于王宏坤的答复，余家寿早就想到了，只不过他不甘心，当年的战友、尤其是同级别的战友如今都身处高位，完成了由农民到高干的逆袭，而自己刚开始是农民，最后还是农民，还瞎了一只眼睛。
就这样，余家寿只好再次回到了家乡，此后一直种地务农。在1955年授军衔的时候，农业实现合作化，不过余家寿有过红军高干的背景，也非常有能力，所组织上让其当上了生产队队长。不过看到昔日的战友都将星闪耀，他心理还是非常不平衡的，不过余家寿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1983年，余家寿在家乡湖北麻城病逝，享年69岁。
如果当初余家寿不意气用事的话，或许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最起码也会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比如当年红四方面军第4军另外一位师长张才千，他在1955年就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而陈锡联是上将军衔，而比其低一级的王近山也是中将军衔。
一个红军师长正常发展可以授衔中将，为何他却在家里当一个农民？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错了，在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比如考什么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是上班还是创业？是留在一线城市还是到三四线城市，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去选择，别人的意见只能是参考，最后拿主意的还是自己，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多一份理性、少一分盲目，做出正确的选择。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他原为华东某野战部队军官，装备工程学本科毕业，作战指挥学研究生毕业，曾在野战部队师、军级单位工作，后调入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军事历史和军事哲学颇有研究，公众号亦是“天择杂谈”，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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