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電影院正在放映一部電影，觀眾捧著爆米花靠在椅子上，眼睛正對著屏幕，他們或沉浸在電影的情境中，或沉浸在爆米花的香氣中，或沉浸在家人的陪伴中，這時，響起了一串槍聲，是在上演一部槍戰片麼？可這槍聲為何離我們這麼近？近到彷彿子彈正打中我的心臟。
不是槍戰片，是恐怖片。一個看不清臉的年輕人拿著自制的手槍對著正在看電影的觀眾進行掃射，最終9死，21傷。
一時間電影院變成了人間地獄，所有的人如潮水般往外湧，一位媽媽逆著人流拼盡所有的力氣要擠進電影院，因為她的兒子在裡面。
從此，她多了一重身份，受害者家屬，兩年間這個身份壓著她透不過氣，她想到要隨孩子而去，她無數次無數次地自責後悔，如果當時她陪在孩子身邊，如果當時他們沒有選擇這家影院，如果那天她恰好有別的事情要忙，如果如果，無數個如果折磨著她，作為一名媒體人的她，將所有的怨恨都發洩在了工作上，她變成了一個人見人怕的工作女魔頭。昔日最親近的人離她越來越遠，年幼的女兒在她的影響下開始叛逆，一邊是受害者家屬捱不過的喪子之痛，一邊是加害者家屬沉重無比的“殺人犯家人”標籤。
這種殺人行為在臺灣被稱作隨即殺人，殺人動機不明，所有人都高呼“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可是他殺了9個人，要怎麼抵？
鍵盤俠永遠看上去慷慨激昂，“管他那麼多，先殺了他再說”。
有一個法扶律師，他對此人判處死刑無異議，但他更願意知道真相，如果把人抓起來立馬槍決，很簡單，但是如果槍決殺人犯可以解決問題，那這個世界就沒那麼多複雜的案子了，但是真相往往撲朔迷離，它可能隱藏在謊言裡，可能隱藏在真相的謊言裡。
他花了兩年的時間，做加害者家屬和殺人犯的思想工作，試圖通過與他們的溝通、交流找到隨機殺人背後真正的原因。他懷疑殺人犯有精神疾病，他想如果找到真相，才有可能從本源上杜絕這樣的事件再度發生，或降低此類事件發生的概率。
但加害者家屬竭盡全力地回憶與殺人犯共度的時光，都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地方，殺人犯也始終不願意打開心扉，只一心赴死。
終於，在這個法扶律師無數次的努力之後，受害者家屬願意走入專業的心理諮詢機構，殺人犯也願意打開心扉了，我們離真相越來越近，誰不渴望活的明明白白，兩年的時間雖然還沒有撫平受害者家屬的喪子之痛，他們也同樣渴望知道真相。
就在大家往前一步可能是真相時，死刑執行，彷彿一粒子彈穿過之後，這個世界就會恢復寧靜。
但現實情況是，這粒子彈彷彿一顆投向本就不平靜湖面的石頭一樣，媒體和網絡以及受害者家屬將目光投向了加害者家屬，雖然在隨機殺人案件發生之後，他的家人已經受到了巨大的傷害，妹妹輟學、改名，父母變賣房產躲到鄉下，常年不敢正常與人交往，
但媒體仍對加害者家屬當時的生存環境大肆報道，對殺人動機窮追不捨，即便殺人犯的父母無數次地跪倒在媒體前，無數次地對受害者家屬下跪，無數次地道歉、懺悔。沒有人選擇原諒他們，有些不原諒我們可以理解，有些人的不原諒是另有所圖，令人作嘔。
以上是今年一部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情節。
劇中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文對無良媒體擲地有聲的質問“你們殺的人難道比我哥少麼？”
媒體為了追求點擊率，追求閱讀量，可以放棄媒體的尊嚴，可以放棄客觀公正，可以誇大事實，沒有人會去追究，因為當事不關己時，觀眾和用戶需要刺激，久而久之所有的人對媒體的報道開始麻木不仁，當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劇中受害者家屬最終從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時，為人父母的他們怎麼不能體會殺人犯父母深入骨髓的痛苦？他們又何嘗不是受害者，離開的人已經離開，而他們卻要一輩子揹負殺人犯父母的枷鎖在這人世間負重前行。
我們以為這些事情離我們很遠，偶爾看到新聞報道時，唏噓不已，慶幸事情未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同時，對事件中的人物指指點點，網絡上雪花般的留言，每一條几乎都在伸張正義，每條几乎都慷慨激昂。
最可怕的不是有人倒在血泊中，最可怕的是有人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時，卻拿起饅頭蘸著血入口。這些人就是網絡上一分鐘可以敲下一百條“慷慨激昂”留言的鍵盤俠，這些人就是茶餘飯後拿著新聞軟件裡的槍殺情殺暴力事件談笑風生冷漠的路人甲。
惡與善一樣，所謂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善惡就在我們身旁，就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我想應該沒有什麼真正的事不關己吧，很無奈，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有不幸發生，但我們可以選擇不做那個吃人血饅頭的人。如果善小不屑為之，那麼也請惡小而勿為之。
我相信，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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