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那些为中国的改革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寂寞中奋战，我有责任为他们呐喊，要给予他们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我的敌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干嘛要让他们那么愉快呢？我要像一个黑色魔鬼那样，站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感到不圆满”。
-----------------鲁迅
楔子
1901年，官道上，一个半大的少年随母亲坐着马车一路往前，落日余晖下马车晃晃悠悠、吱吱呀呀，道路尽头已然可以看见一座高大城池，这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榆林府。
少年正襟危坐，脸上透着与同龄人不同的坚毅与成熟，母亲却黯然神伤，此行她们是要送丈夫落叶归根。丈夫出生、成长都在这片土地上，考中进士后到山东出任知县，怎料，却客死异乡、鞠躬尽瘁。
留下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却是自幼体弱，还有口吃的小毛病；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境突遭变故，却已是窘迫境地。想到这里，妇人早已泪眼婆娑。
好在儿子也是勤奋好学，这次安葬完丈夫后，就是砸锅卖铁，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继续学业。妇人心里暗暗道。
榆林老照片
以上故事情节虽是杜撰，但与基本事实也差不了多少，少年叫张季鸾，从山东回陕西后先后在榆阳书院、礼泉烟霞草堂、三原宏道学堂就学，师从“关学”大家刘古愚。
张先生虽然有点口吃，但却写的一手好文章，从日本留学回来，便受到于右任邀请到上海助编《民立报》，从此便与报界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就要再说一层关系，于右任也是刘古愚的弟子，俩人又都是陕西乡党，所以，辛亥革命胜利后，于右任又举荐张季鸾进了总统府出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
刘古愚
张先生不负信任，《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便出自他手，民国第一条新闻专电同样出自他手。他似乎天生就与报界有缘，一经接触，便一发不可收拾，奔波于北京上海之间，创办《民信日报》、《民立报》，主办《中华新报》，而这些报纸所发社评矛头全都指向一人：袁世凯。
日本帝国主义趁一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机妄图灭亡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袁世凯后来同日本签订了在“二十一条”基础上修改过的《中日四民条约》，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自己的称帝而做的准备，希望以条约换取日本人的支持。
袁世凯
民主派的让步，却换来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企图恢复帝制。对于张先生来说，盛怒之下最好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要将事实的真相、袁世凯卖国贼和窃国贼的嘴脸揭露出来。
他的报道瞬时引起轩然大波，羞怒之下的袁世凯逮捕了张季鸾。但袁世凯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在国会的抗之下，顶不住舆论压力的袁世凯只能下令释放张季鸾。
于右任
1902年，天主教徒柴天宠、主教樊国梁、法公使鲍渥等集资筹办了宗教色彩浓厚的《大公报》，此报与袁世凯顶撞抗争了十几年，算得上是反袁第一斗士。民国时期报社卖给了北洋政府安福系“财神”王郅隆，从此《大公报》被抽去了“敢言”的铁脊梁，在政治上鼓吹北洋安福系军阀，不得民心，销量大减，1925年最终停刊。
一年后，同在日本留过学的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邀请胡政之、张季鸾共同接办《大公报》，三人商定：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有任何奉给的公职。这条规定使《大公报》再次恢复铁骨，保证了报纸的公正、客观。
《大公报》也成为了张先生的最终归宿，主持笔政长达十五年之久，直到病逝。他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只为自由舆论发声。
张先生不谈政治立场，只有民族大义,《大公报》的一系列世界性荣誉与他"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的风格不无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强烈反对溥仪“伪满洲国”，反对汪精卫、王克敏等汉奸的“民族灭亡”政策。一针见血地揭露日本侵华的意图是“以中国为尾闾”进而完全吞并。
他也曾突破重重新闻封锁，将红区土地政策、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报道出来，抨击了国民党对红色政权的污蔑。
张季鸾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力劝张学良恢复蒋的自由。
他说“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怒斥“亡国论”。
他也骂蒋，却与之私交甚笃，有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深受敬重。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都对其青睐有加。
“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图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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