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漢族，湖南寶慶（即今邵陽市）人 。近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中華民國初年傑出軍事領袖。
蔡鍔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時期在雲南領導了推翻清朝統治的新軍起義。另一件是1915年積極參加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維護民主共和國政體的護國軍起義。其遺著被編為《蔡松坡先生遺集》。
學生時代
蔡鍔出生地的記載（蔡松坡先生遺集）1882年12月18日（清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生於湖南省寶慶府（今邵陽市）一戶貧寒的裁縫家庭[4]。目前，蔡鍔出生地有兩種說法[5]：一是寶慶府邵陽縣親睦鄉蔣家衝[6]（今邵陽市大祥區[7]蔡鍔鄉蔡鍔村蔡鍔故居）[8]；二是寶慶府武岡州山門鎮水東大壩上（今洞口縣水東鄉楊萬村大壩組）[9]。1887年隨家人遷至武岡山門黃家橋（今洞口縣山門鎮）。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考中秀才。16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師從梁啟超、譚嗣同，並受到該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的賞識，並建立起深厚的師生友誼。後入上海南洋公學（後更名為“國立交通大學”，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這時，中國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山河破碎，國力孱弱，帝國主義虎視鷹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蔡鍔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懷著急迫的心情，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傾吐了滿腔的愛國抱負。
1900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改名“鍔”，立志“流血救民”。復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
在日本，蔡鍔一面如飢似渴地學習軍事知識，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華的途徑。1902年2月，他在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題為《軍國民篇》的文章，闡述了他的救國救民主張。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由於教育落後，思想陳舊，體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必須實行“軍國民主義”。
1902年11月，蔡鍔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學蔣方震、張孝準，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傑”。當時，他雖然熱切地希望變中國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還沒有確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著從改革軍事入手，幫助清廷革除弊政，藉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10]
發動起義
1904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湖南、廣西、雲南等省教練新軍。
1904年初，蔡鍔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先後應聘任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廣西陸軍小學堂總辦、廣西陸軍講武堂總辦[11]等職。年輕英俊的蔡鍔，腳穿長統靴，腰挎指揮刀，每天揚鞭躍馬，威風凜凜，指揮練兵。他講解精闢，技藝嫻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讚譽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不久，雲貴總督李經羲聘請他到雲南擔任軍職。
蔡鍔生平(16)當時，雲南和全國一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以推翻清王朝為宗旨的民主革命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大批同盟會會員和從日本回國的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分佈在雲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19鎮中。他們活動頻繁，積極策劃和組織反清革命鬥爭。蔡鍔雖未參加同盟會，卻受到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繫，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他向同盟會員保證：一旦發生革命，一定給予“絕對同情支持。”
1911年（宣統三年）初調雲南，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蔡鍔在就任雲南都督後，積極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頓財政，裁減軍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使雲南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農曆九月初九），與革命黨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領導新軍響應武昌起義，蔡被推為臨時革命總司令。旋成立雲南軍政府，任都督。蔡鍔於宣統三年（1911年）二月抵達昆明，這年的農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義，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雲南後的第三天，蔡秘密約集同志劉雲峰、劉存厚、唐繼堯、韓鳳樓、沈汪度、殷承瓛、雷飈、黃永社等計劃響應，預定於十二日發動，推蔡為總指揮，以新軍為骨幹。不料事機洩漏，初九日，雲貴總督署[11]的總文案熊範輿、劉顯冶把新軍不穩的消息密告李經羲和統制鍾麟同，李、鍾會商後擬下令解散新軍以杜絕亂源。10月30日(農曆九月初九)夜，蔡鍔等知道事機迫切，千鈞一髮，遂約同李根源率講武堂學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協一部分攻東南門[10]，次日中午，起義軍勝利攻佔雲貴總督署。由於10月30日是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故史稱昆明辛亥起義又被稱為“重九起義”。
11月1日，大中華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鍔被推舉為都督。數日後，雲南各府、州、縣傳檄而定，全省光復，清政府在雲南的封建統治被徹底推翻。蔡鍔在出任雲南都督期間，大力推行新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受軍民愛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風雲變幻的政治舞臺上始終堅持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原則立場。
蔡鍔進京
1913年10月被袁世凱調至北京，加以籠絡與監視。蔡鍔任全國經界局督辦。他一方面領導經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熱心於軍事學術活動。他與蔣方震、閻錫山等11人組織軍事研究會，深入研究各種軍事學術問題。其間，他不斷上書袁世凱，為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獻計獻策，傾訴他希望建設一支強大武裝力量的強烈願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不僅對蔡鍔改革軍事的熱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瘋狂地進行軍事獨裁和復辟帝制活動。
袁世凱自1912年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脹。他殘酷鎮壓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打擊民主共和力量，同時篡改憲法，破壞責任內閣制，強化集權統治，朝著復辟帝制的道路疾進。
最初，蔡鍔對袁世凱抱有幻想，認為他“宏才偉略，群望所歸”。但是，1915年5月25日，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深深刺痛了蔡鍔，使他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面目，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北京出現了一個打著“籌一國之治安”旗號的“籌安會”，公然為復辟帝制製造輿論。接著，各類“聯合會”、“請願團”也紛紛粉墨登場，為帝制唱讚歌。12月，袁世凱完成了復辟帝制的準備，於12日宣佈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國，改用洪憲年號。
護國討袁
護國軍起義形式圖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活動，使蔡鍔氣憤已極，他決心以武力“為四萬萬人爭人格”。於是他表面上裝出不關心政治的樣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與名妓小鳳仙廝混，以矇蔽袁世凱，暗中卻多次潛赴天津，與老師梁啟超商量討袁計劃，並初步擬定了赴雲南發動武裝起義的戰略設想。內容是：“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后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這是個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頗具膽識的戰略構想。
1915年11月，蔡鍔秘密離京赴津，旋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後經臺灣、香港、越南，於12月19日抵達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雲集的雲南軍隊中，從8月中旬“籌安會”成立時起，中下級軍官就積極活動，醞釀發動討袁起義。1915年9月11日以後，以唐繼堯為首的團以上軍官，又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確立了護國討袁的戰略決策，並著手進行戰爭準備工作。蔡鍔抵達昆明，加速了雲南反袁武裝起義的爆發。
1915年袁世凱稱帝，他由北京潛回雲南，與唐繼堯等人於12月25日宣佈雲南獨立，組織護國軍，發動護國戰爭。蔡鍔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唐繼堯為雲南軍政府都督，組成護國軍三個軍，分別從四川，湘西和廣西三個方向出師討袁。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率4個梯團（旅）約8000人入川，擬對川邊敵軍突然襲擊，出奇制勝，奪佔敘州（今宜賓）、瀘州諸要地，再北攻成都、東取重慶，爾後揮師東下，會師武漢。
四川戰役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納溪、瀘州一帶擊敗優勢袁軍，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後蔡任四川督軍兼省長。
蔡鍔組織指揮的四川戰役，是護國軍在大洲驛休整數日，士氣復振，蔡鍔決定對敵反攻。這次反攻，無論是在制定計劃，組織協同，還是實施指揮諸方面，都有條不紊，果斷堅決，在整個護國戰爭中，堪稱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鍔令右翼趙又新梯團自白節灘經雙合場進攻納溪側背，為主攻；中路顧品珍梯團一部由渠壩驛沿敘永河向納溪正面佯攻，朱德，張煦兩支隊從側翼向蘭田壩迂迴前進，阻擊瀘州援納之敵，劉存厚師進攻牛滾場，威脅江安守敵，掩護主力攻納。17日，幾路部隊同時向敵發起進攻，連戰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進到距瀘州僅幾公里的地方。敵人退到納溪外圍組織環形防禦。蔡鍔見各路進展緩慢，恐合江之敵抄襲後路，遂於24日令各路軍隊撤出戰鬥，退回出發地。經此一戰，敵主力“第七師將校傷亡殆盡，士兵損失過半，已無再戰能力。”
護國軍以弱於敵人的兵力，在餉彈兩缺，後方接濟時斷的情況下，與號稱精銳的北洋軍奮戰數月，雖沒有奪佔瀘州，卻牽制住了敵軍主力，阻止了敵軍的推進，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軍隊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反帝制運動的發展壯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佈取消帝制。瀘州前線總司令張敬堯，見勝利無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與蔡鍔達成停戰協議。[12]
逝世時間
嶽麓山蔡鍔墓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為民國大總統，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但是，這時蔡鍔的病情惡化，他草草處理了川省善後事宜，即於9月東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終因醫治無效，病逝於日本福岡，年僅34歲。蔡鍔在遺囑中寫道：“我統率滇之護國軍第一軍在川戰陣亡及出力人員，懇飭羅佩金等核實呈請恤獎，以昭公允；鍔以短命，未能盡力為民國，應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鍔魂歸故里，北洋政府在長沙嶽麓山為他舉行國葬，蔡鍔也成為民國曆史上的“國葬第一人”。[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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