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群雄争霸，霸主是无秩序中的秩序，混乱中的权威。周王室借霸主维持其表面的统治，而霸主则借周王室的力量取得威望。
从《左传》“微言大义”的笔法，大量的战争描写，以及其对战胜者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左传》具有鲜明的“崇尚霸主”色彩。
春秋时代礼乐崩坏，周天子又名存实亡，在这时局混乱之时，确实需要霸主来匡正天下，消除列国之间的矛盾和危机，并维系王室的封建制度及天下和平。
因此，“崇尚霸主”是时代之必然。
但是，《左传》仍未忘记，在这些霸主之上，仍有一位周天子；霸主所为，只是代天子行天命，却不可取而代之。
正因如此，《左传》才会对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中对周天子的“下拜”动作大书特书，对晋文公的“勤王”之举也着墨甚多。
“偏心”的《左传》，总是站在胜者或霸主的立场上
早在“城濮之战”前，《左传》就对晋文公多有称赞。作者极力说明晋文公是怎样按部就班地教养他的人民，所以这场战争，他是必定会拿到胜利的。
相对的，《左传》对战败的子玉，则多加贬抑。作者强调子玉战败的原因，在于他的自私自利，不爱护百姓；正因其德有失，所以失败是必然之结果。
晋文公剧照
又如“邲之战”，作者借晋国栾书之口，对楚庄王大加赞赏。楚国过去虽为荆蛮，但楚庄王能接受教化并励精图治，训诫人民随时保持戒备之心，同时也整军经武，加强国防，所以楚国国势日强。
《左传》在这一战前安排敌人对楚庄王表示赞赏，即暗示这场胜利，必定是属于楚国的。
相较于对霸主的行为大加赞赏，对于小国争霸，《左传》则是加以批评。
如宋襄公败于泓水就是一例。“泓水之战”的战败原因，除了宋襄公做了很多失德的事之外，最重要的也是“小国争盟，祸也”的现实原因。
《左传》忽略了齐桓公的缺点
《左传》的“崇尚霸主”思想，还表现在作者对霸者的全然欣赏，甚至是偏袒的态度上。
如对齐桓公，《左传》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兼并他国，是因他国无礼；齐桓公死后，诸侯仍“无忘齐桓之德”、“修桓公之好”。
然而，齐桓公的实际为人如何？
《战国策》中有一段相当有趣的记载：“先君好马……好狗……好酒……好色……”齐桓公好马、好狗之说，不见他书，今已无从考知，但是齐桓公好饮酒享乐，又喜纵情女色的记载，则古籍常见。
齐桓公“好内，多内宠”的癖性，伏下日后诸子争立、齐国大乱的根源；一代霸主最终落得“尸虫出于户”的惨状，而其辛苦建立的霸业，也毁于一旦。
齐桓公剧照
然而，关于“齐桓公之死”，《左传》的记载却显得轻描淡写。
齐桓公卒……辛巳，夜殡。
可见《左传》的立场，是褒扬齐桓公“尊王攘夷”的霸主之功，而对于其晚年的奢靡纵欲，则以简笔带过。
其实齐桓公最大的长处，是重用管仲。若无管仲，齐桓霸业恐不能如此显赫，或无霸业可言，也未可知也。遗憾的是，齐桓公临终时却未能擢用管仲所推荐的人选，反而任用管仲所不许的谗佞，终致身死国乱。这是齐桓公好内、用贤不终所导致的后果。
齐桓公的个性还十分骄矜。“葵丘之盟”时，周襄王赐胙，齐桓公即表现出骄狂的态度。
《史记》云：“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
《战国策》云：“……有骄矜之色，畔者九国。”
据以上两书所载，齐桓公骄矜，欲无拜天子之赐，幸赖管仲劝谏，使之免于失礼，但由周王室代表的先归，以及劝阻晋献公参与会盟，可知周王室代表已不满齐桓公的骄傲失礼了。
然而，《左传》却记载周天子体念齐桓公年老，使其不必拜，但齐桓公还是下拜接受赏赐。这种“敬上”的态度，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使得诸侯皆能尊崇周天子。
齐桓公剧照
可见，《左传》对齐桓公的叙述，完全偏重在其“尊王”的表现上。虽然在会盟后，《左传》也记下周王室代表之口对齐桓公的批评，但是语意之间还是很含蓄的。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左传》对霸主之偏袒。
对晋文公，《左传》“以成败论是非”
至于《左传》花了很大篇幅记载的晋文公，作者在文字间也呈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好，如“城濮之战”，作者的立场很显然是偏向晋文公的。
《左传》一再称赞晋文公的胜利，来自于上下一心、神明庇佑，而且他懂得用德、以德服人。也就是说，“城濮之战”对晋文公来说，是一场光荣的胜利。
但事实上，“城濮之战”的结果，还与晋国在战略、战术方面运用得宜有关，所以孔子才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其原因就在晋文公用了很多诡谲的战略。
如《吕氏春秋》就记载在“城濮之战”前，晋文公采纳了晋国重臣狐偃“竭泽而渔”的策略。
文公用咎犯（狐偃）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
晋国大臣雍季对狐偃“竭泽而渔”的方法不表赞同，认为将会后患无穷；然而，晋文公为了胜利，终究还是屈从于现实。
事后，晋文公以奖励的次序——“雍季在上”——来表达他对“竭泽而渔”的补救。孔子对于晋文公的补救措施，也给予了正面肯定，然而文公终究无法逃脱“谲而不正”之评。
晋文公剧照
再以“退避三舍”来说，表面上晋文公退避三舍是回报当年楚国的恩惠，但事实上，却是陷子玉不义并且诱敌深入。晋文公不但借此建立了维护和平的形象，还一举击溃了楚军。
可见，《左传》的记载却没有将重点放在道德层面上，反而放在对晋文公的欣赏上。所以朱子才会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义理之正。”
即便晋文公有缺点，《左传》也能从中阐发出正面的光辉
相较于归国之后成熟稳重的霸主风范，晋文公在流亡期间，有时就不免表现出公子的骄气，如“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公子怒，欲鞭之……”
这段文字原本只是叙述一个公子受不了别人的戏弄，而恼羞成怒，但是在《左传》作者的有心安排下，晋文公能够立刻接受狐偃的宽慰，显现出他善于接受别人意见的特质。
后来，晋文公回国继位为君，在论功行赏时，偏偏漏掉了有功的介之推。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介之推的遗憾，原本是因晋文公回国后太过志得意满，所以忘记这些有功的人而产生的，但是《左传》却从另一个角度下笔，说明晋文公很快发现自己的疏忽，所以想要给介之推补偿，但却再也找不到他了，只好以绵上之田为其封地，以时时刻刻警惕自己曾犯的过错。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可以发现，《左传》作者对晋文公可谓是“偏爱至极”：即便是缺点，作者也能阐发出正面的光辉来。
秦穆公剧照
对于其他的霸主，《左传》也颇为赏识，如秦穆公不念旧恶，仍出粮赈晋饥。
秦晋“韩原之战”之起因，即是晋国不愿回报秦国先前的赈灾援助。而秦穆公却能以晋国的百姓为念，仍不计前嫌地输出粮食，所以《左传》当然要极力凸显他那仁爱的襟怀了。
在“崤之战”中，秦穆公因不听蹇叔之劝告而全军覆没，事后《左传》赶紧记下秦穆公能一肩扛下战败责任、力保主将孟明视性命的魄力。此事再一次印证了作者“崇尚霸主”之倾向。
结语
《左传》虽然“崇尚霸主”，但也不忘“尊王原则”，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春秋时代，天子虽然是名存实亡的共主，然而诸侯们仍不敢太过造次。“尊王”使诸侯称霸更显正大光明，而其实质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同时，春秋时代礼制尚未完全败坏，使得霸主们即使再大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取而代之，而《左传》既“尚礼”，又“重名分”，当然对这种“尊王”的做法，要大加赞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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