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產業結構的多元化
使得面對疫情時武漢的經濟沒有全面衰退
武漢經濟重啟之路
本刊記者/賀斌
發於2020.4.20總第944期《中國新聞週刊》
在“封城”76天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武漢4月8日正式“解封”，按下重啟鍵。
政府的招商引資也隨著“解封”同步開展。4月8日，武漢舉辦2020年首場“雲招商”，當天共有69個項目簽約，涉及智能製造、生物醫藥、金融保險、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總金額達2451億元。其中，11個總部項目落戶武漢。
早在一個月前，隨著每日新增確診病例逐漸減少，直至清零，當地決策者已漸漸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重啟，企業復工復產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3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發佈通告，提出武漢市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業運行必需、群眾生活必需、農業生產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國計民生的企業可以復工復產。此外，對全國、全球產業鏈配套有重大影響的企業，在防控措施到位、防控責任落實的前提下，按程序批准後可以復工復產，春節以來未停工停業的企業可以繼續生產。
4月7日，武漢市蔡甸經濟開發區冠捷顯示科技生產線，工人戴著口罩有序生產。攝影/長江日報 陳亮
延遲的復工
作為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供應鏈一級供貨企業，東順汽車配件有限公司成為幸運的第一批覆工企業。
拿到同意復工的通行證後，3月12日一早，該公司負責人何偉回到了因疫情封閉一個多月的工廠，發送了一大車年前庫存的產品。“光快遞費就花了29900元，幾乎是平時價格的5倍。”
但何偉依然感到慶幸，“幸好我們是3月11日第一批覆工，如果再晚十天，那才是掉得大（武漢話，意為“有大麻煩，更大損失”）。”
相比2008年遭遇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這次疫情來臨時，何偉才真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我不怕封閉，怕的是解封的先後時間差。我們和同行業廠家復工時間不在一個起跑線上，那將是致命的打擊。”何偉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他並非杞人憂天，就在疫情期間，溫州一家廠商因為能夠及時提供產品，拿走了本來應是東順的訂單。
疫情嚴重，武漢當時幾乎全部力量都撲在抗疫上，復工的日期一再延遲，從不早於2月13日24時，延遲到2月20日24時，再到3月10日24時。武漢市漢南區政協的韓樂明（化名）坐不住了，在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一直同企業打交道的韓樂明，深知這麼長時間不復工，對於企業意味著什麼。“那時候聽說有30％~60％的企業已經拿不到訂單要關門了。”
韓樂明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當時，他正在社區下沉抗疫，分身乏術，於是建了一個微信群，找來開發區內的幾家企業，瞭解他們的需求。在大家反映的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訂單流失。
彼時，武漢大學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羅知正在做一項針對湖北特別是武漢民營企業的問卷調查，從收上來的573份問卷中分析出的結果令人擔憂——疫情期間有97.21％的企業完全停產或者部分停產，近五成企業瀕臨破產，在不復工或者產能不恢復的情況下，57.59％的民營企業最多堅持三個月，有超過七成的企業存在資金緊張和經營成本上升的困境，超過五成的企業存在缺乏防疫物資、房租壓力過大和員工流失的問題，還有四成的企業反映市場已經被搶佔。
韓樂明將自己瞭解的情況，反饋給開發區內的幾大產業園，卻被對方驚詫反問，“都什麼時候了，還考慮這些？先把疫情控制住再說吧。”而羅知則通過武漢市工商聯，將自己的調研結果提交給湖北省和武漢市的政府部門，調研報告一針見血，“如果到3月底還不復工，中小企業可能會死掉一半。”
在嚴峻的疫情形勢下，湖北省和武漢市都不敢鬆口讓企業復工。直到3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並提出“啟動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有條件的復工復產”要求後，第二天湖北省才發佈通告，將武漢首批四類企業復工復產的日期定在了“不早於3月10日24時”。
何偉終於拿到了開發區的復工復產批覆，以及第一批11個人、第二批28個人的復工通行證。
3月11日，汽車零部件產業園的領導來到公司，檢查防疫設施，再次向何偉強調了責任。何偉當然知曉其中的利害，但不復工企業只有死路一條。他反覆精簡，在保證產能的情況下，最大限度減少復工人員，保潔和餐食都由員工自己做，技術人員在線辦公。一切就緒，真正開始復工復產，已經是3月15日以後了。
在東順的車間裡，為了保證工位距離，一半的車床都沒啟用，在角落的地上，堆著一摞一摞的厚紙殼，何偉解釋說，附近的賓館不接待企業，園區內的宿舍又滿足不了單人單間的需求，只能讓工人們在車間打地鋪。剛入春的武漢，氣溫還很低，出於安全考慮，車間內不能開空調，何偉最擔心的就是有工人感冒，那樣可能整個生產都得停下來。
按照原計劃，春節假期後就該正常上班，汽車企業講究個開門紅，作為上游的供應鏈企業，自然不能掉鏈子。因此，早在年前何偉就囤了大量的原材料，正常情況下，是按照計劃訂單1.6倍準備原材料，他囤了2.6倍，也正是這個決定，讓他在復工後得以運轉了一個月，直到物流正常恢復。
比起中小企業對復工的渴盼，一些規上企業儘管很早就獲得了復工批覆，但並不敢過快推進復工進程。
“復工率並不意味著復產率，很多復工企業未必滿負荷生產。”在韓樂明看來，影響復產率的因素很多，人員到崗率低、訂單減少、物流成本增大等都是重要原因。
而早在3月11日獲批覆工復產的東風本田，直到4月6日才進入滿負荷生產狀態。據武漢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官微“武漢發佈”消息，3月23日，東風本田三家工廠同步投入生產，均採用“雙班制”，每班時間為9.5小時，日產量達到了疫情之前的3000輛以上。
此時，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經銷商才真正實現了全面復甦。目前，東風本田及旗下500多家一級供應商開工率已經達到100％，550餘家汽車4S店也已經全線復工。
實際上，關於復工，武漢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光谷生物城）建設管理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錢德平也經歷了一段忐忑的歷程，他將生物城的復工復產分為四個階段。
早在春節期間，一些防疫物資生產企業和核酸檢測生產企業就陸續回來復工。2月10日~15日，受農時影響，一些做育苗、肥料和添加劑的農業企業相繼復工。隨後，一些科技攻關和疫苗生產企業陸續復工。最後是一些和防疫有關，但並非特別緊密的企業，有些實驗項目正在進行，如果不復工，很可能實驗數據丟失，前功盡棄。特別是一些實驗室的動物，在春節期間設置的自動投餵功能僅滿足幾天需要，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計劃，實驗動物瀕臨餓死。
“企業復工意願很大，每天都有大量的申請，但不可能都批覆，最怕員工投訴。”錢德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按照湖北省和武漢市抗疫指揮部的要求，四類企業不早於3月10日24時，其他企業不早於3月20日24時復工，在此之前復工，一些員工出於安全考慮，復工意願不高。在這種情況下，他要求企業必須和員工協商好，解決員工食宿和交通等後顧之憂。
困擾員工通勤的交通問題逐步得到解決。3月25日，117條公交線路恢復運營，3月28日，6條地鐵線路恢復，4月8日，包括出租車和輪渡在內的市內交通基本恢復正常。
4月6日，武漢市臨空產業園長江光電生產線上的工人。攝影/長江日報 孫亮
4月7日，武漢市動車段動車檢修車間，工作人員正在為車廂消毒。圖/中新
3月26日，美的集團武漢工廠工人正在生產線上工作。攝影/長江日報 周超
3月24日，湖北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流水線上作業。圖/IC
何以興漢？
3月31日，江蘇吳中集團旗下“第一工園”以1.362億元摘得武漢2020年001號地塊，計劃開發建設“第一工園－武漢智聯創星中心產業園”項目，是服務於智能製造、物聯網、大數據的主題產業綜合體。
與此同時，在武漢市洪山區青菱工業園，項目負責人、江蘇吳中集團武漢星漢產業園開發有限公司項目總經理吳江正和地勘人員溝通現場勘測。“我們這個地塊離長江很近，汛期是不允許鑽探、施工的，所以必須搶在5月份之前，完成野外作業這套流程。”吳江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道。
據吳江介紹，因為疫情的原因，該地塊的競拍已延遲過兩次。在延遲期間，第一工園在做一些前期的招採準備的同時，也將招商工作前置，在土地中標後，4家意向企業也將網上籤約。
儘管疫情讓少數投資者持觀望態度，但並沒有打消企業的投資熱情。在吳江看來，武漢是個特別的地方，不但大學和科研機構、大院大所較多，產業的門類也非常齊備，有傳統的鋼鐵化工，也有汽車產業、通信和光電子產業，以及生物醫藥產業。“在產業發展上，武漢不偏科，綜合實力非常強”。
“我們常說，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武漢產業結構的多元化，使得面對疫情時，武漢的經濟並沒有全面衰退。”在湖北省楚商聯合會副秘書長王濤看來，儘管經濟停擺使得製造業和服務業遭受重創，但開埠以來活躍的商貿，新中國成立後以武鋼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以及近幾年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漢南區）、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和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三大國家級開發區所對應的新經濟產業，讓武漢經濟的彈性和韌性相對更強，即使某個行業受影響比較大，其他行業也能對沖其影響。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光谷生物城的很多醫藥生物技術類的企業不但沒有停工，反而加速生產，孕育著新的機遇。
王濤提議，將國家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發生產放在武漢，一方面武漢是疫情的中心，有大量病例和樣本；另一方面武漢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較快，具有良好的產業基礎和研發配套優勢，他準備將這一提議提交給國家相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然而，封城期間，武漢大部分企業停工停產，對經濟的正常運行造成了極大的負面衝擊。目前官方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據，但羅知做過一個預測，停工停產造成的損失是一方面，即使封城結束，整個城市從啟動到恢復正常運轉也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在此期間，城市的各個組成部分不可能是全負荷運轉，GDP的損失還將持續。
羅知和她的課題組從停工停產期的GDP損失、復工期的服務業損失、復工期的製造業損失、需求端萎縮造成的製造業損失等四個方面，來估計新冠肺炎疫情對武漢GDP造成的總體損失。
GDP的構成分為居民最終消費、政府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淨出口，在羅知看來，停工停產期間，這四個部分必然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她分別從樂觀、中觀和悲觀來預測，經過乘數修正後，武漢停工兩個月意味著停工期間的GDP損失在樂觀情況下是2418.18億元，在中觀情況下是3084.40億元，在悲觀情況下是3417.5億元。
即使解封之後，隨著復工開始，武漢的製造業也難以出現超速增長的情形，特別是全面復工不等於製造業銷售額的全面恢復，這是由於需求端的萎縮造成的。羅知分析，目前武漢企業面臨的需求端萎縮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停工期間的市場被外地企業搶佔；二是全國由於停產停工導致整體需求下降；三是由於疫情在全球擴散，導致全球需求萎縮。
“現在的衝擊實際上是供給側衝擊加需求側衝擊，供給側衝擊其實在前期會比較嚴重一點，因為很多地方停工，而供應鏈和產業鏈沒有恢復，所以我們看到的絕大部分是供給側衝擊。”羅知說，但隨著全面復工，未來供給的衝擊會越來越少，但是需求側衝擊可能是長期的影響。
在羅知看來，武漢經濟要發展，投資拉動顯然是見效快的方式，無論是鐵公基還是新基建，都能快速拉動GDP增長。
4月10日，武漢市召開重大項目建設推進會，以視頻連線的方式，集中開工100個重大項目，涉及電子信息、汽車製造、現代服務業等重點產業，總投資達1865.7億元。
在各地此輪的重點項目投資中，新基建成為熱門話題，今年烽火通信也利用在整個產業鏈和芯片方面的優勢，在全球最大的中國移動5G承載網絡項目SPN建設中，獲得了大概31％的份額，該項目總規模超過百億元。
然而，武漢市在去年軍運會中耗費大量財力，今年又在疫情中受到重創，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2月，武漢市一般公共預算總收入538.55億元，下降31.8％，何來財力投資新基建？
對此，《中國新聞週刊》瞭解到，由於新基建的產業特性，目前大多由央企負責。比如5G的建設，主要是三大運營商自己投資，而特高壓建設由國家電網投入，高鐵建設則主要由中國鐵路總公司負責，因此，一般不會因為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受到影響。
除了投資拉動，多位專家認為，今年武漢的財政收入，或通過中央轉移支付，或加大土地財政，方能扭轉。就在江蘇吳中集團拿下武漢市001號地塊的當天，武漢市共成交了10宗掛牌地塊，成交面積120.74公頃，金額108.53億元。其中，房地產用地7宗，面積106.74公頃，金額106.96億元，工業用地3宗，面積14公頃，金額1.57億元。
然而，要實現財政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單靠土地財政顯然不夠。以青菱工業園為例，目前有企業1823家，去年稅收才3億多元，大部分來自房地產項目稅收。“房地產項目只是一錘子買賣，從長遠來看必須要發展工業，引來優勢企業，創造良好稅收。”青菱工業園管委會副主任金橋說。
然而，受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和基本農田保護制度的約束，武漢目前的三大開發區土地已經趨於飽和，很多企業進不到開發區內。3月12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授權和委託用地審批權的決定》，公佈8個試點地區，武漢並不在其中。
“政府是否可以向中央申請增加武漢作為試點城市，這樣就可以通過置換的方式保護耕地紅線，加大武漢的建設用地總指標，從而增強武漢市政府土地管理的靈活性，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羅知認為，此舉將有利於工商業土地資源緊張狀況的改善，也將降低企業的用地成本，增加武漢的投資吸引力。
當務之急救民生
儘管作為一項建議提出，羅知其實並不推崇拉動GDP的短期政策，在她看來，即使加大投資力度，讓GDP快速增長，也依然無法改善因為疫情帶來的“破產潮”和“失業潮”後果。
在武漢日益提速的復工復產中，餐飲服務行業復工復產依然遙遙無期，只有一些大的連鎖餐飲機構開放了外賣。一位武漢的餐飲從業者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或許餐飲行業真正解禁需要到5月中旬以後，而且幾乎不可能會出現報復性消費。而這其中，房租成本、員工薪酬成本等都是企業的大塊支出，他打算5月份開放外賣業務，緩解一部分壓力。
王濤也承認報復性消費不太可能存在：“疫情期間，武漢人心中的弦一直緊繃著，至少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敢在外聚餐。同時，企業損失慘重，負債累累，員工工資將是不可承受之重，市民消費也趨於緊縮。”
不久前，來自武漢近100家中小微餐飲企業聯合向武漢市委市政府發出求救函，稱2019年武漢95％的中小微餐飲企業全年處在虧損或微虧臨界狀態，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武漢中小微餐飲企業生存已達極限值的最低點。在求救函中，這些餐飲企業提出幾條舉措，包括減免房租、貸款擔保貼息、員工補貼和發放消費券等。
不只是餐飲企業，一些中小企業復工遙遙無期，現金流難以為繼，紛紛破產倒閉。破產帶來失業，帶來消費的萎縮。即使沒有失業，一些民營企業也紛紛降低了薪酬。而長期嚴格的小區管控，也讓很多靠拉業務提成的市場部門員工難以真正復工。一位負責市場開拓的武漢人坦言，最近兩個月只能拿到微薄的底薪。
“即使GDP數據再好看，如果老百姓發現身邊的人已經紛紛失業，也會對武漢經濟失去信心。”羅知表示，當務之急，政府應將經濟重心放在民生領域，一方面保企業，減少破產率和失業率；另一方面促銷費，通過刺激政策拉動消費，提振信心。
此前，有專家建議採用發放消費券方式，帶動消費。對此，羅知算過一筆賬，按照武漢常住人口1400萬來算，如果每人發放1000元消費券，即投入140億元，將拉動市內消費239億元。
除了消費券，羅知建議改革武漢的公積金制度，允許自由提取，以增加消費能力。按照目前武漢公積金政策，使用過住房貸款後就不允許再提取，直到退休。“這是不公平的，我自己的錢，為什麼不能提取？”羅知反問，如果擔心擠兌，可以規定公積金必須留一定比例在賬戶中。
真正讓老百姓有持續的消費能力，必須保住就業，保住企業。對此，一些民營企業提出，通過補貼的方式，緩解現金流壓力，或在金融政策發力，融資政策多向中小微企業傾斜。
韓樂明則認為，補貼企業難以實現公平，極易出現馬太效應，不如對產業進行補貼，按生產規模固定補貼額度。
截至4月10日，武漢市經信委已發佈六版《武漢市應對疫情惠企政策彙編》，收錄中央到省、市、區各級政策，以及政策實施細則共116條，但多個企業向《中國新聞週刊》反映，很多政策或是暫時無法落實，或是難以產生實際效果，收效甚微。而且這麼多的政策企業也來不及一一研究。
何偉倒是研究了其中一些惠企政策，發現很多政策都沒有量化，企業無所適從，比如社保減免的政策，整個2月份沒有復工，是否應該減免？3月份有一半時間沒有復工，如何減免？此外，新的貸款優惠利率，中小微企業需要怎樣的條件才能享受？
值得欣慰的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復工復產，一些前期暴露的問題也漸漸迎刃而解。採訪三週後，當《中國新聞週刊》再次回訪，何偉高興地回覆，東順獲得了300萬元的信譽低息貸款，“資金問題解決了”。
在官方渠道之外，企業還應抱團自救，共渡危機。這些年，“楚商”資源和校友資源在武漢的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王濤看來，作為一個古老商幫，楚商崇文尚智，善於吃苦，有創新意識，這幾年儘管有所發展，但和浙商、閩商等商幫相比還是有差距，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善於抱團。
“疫情發生以來，湖北人、湖北企業遭受巨大損失，作出了巨大犧牲，無論在湖北還是省外，抱團發展，才能抵禦更大的衝擊。”王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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