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
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
作者：周建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 100871）。
【目錄】
一、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風格和發展道路：地理環境、土質結構的差異
二、中古時期佛教的傳入及其影響
三、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啟示
01 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風格和發展道路：
地理環境、土質結構的差異
羅素在《中國問題》中曾指出關於“孝道”的問題：“孝道並不是中國獨有，它是某個文化階段全世界共有的現象，古代希臘人、羅馬人也同中國一樣注重孝道，但隨著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關係便逐漸淡漠，而中國卻不是這樣。奇怪的是，中國文化已到了極高的程度，而這個舊習慣（指孝道）依然保存。”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
筆者認為，客觀的地理環境、土質結構等在塑造東西方文化不同性格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地理環境的因素。中國的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家族在配置資源方面總會比西方發揮更大的作用。東面浩瀚大海、西邊陡峭高山的環境保證了古代中國東西南三面的安全性，依託萬里長城可以有效地抵禦北面遊牧民族的南下，這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了政權和依託固定區域的家族的生存，這是造成中國社會政府力量和家族力量強大的重要原因。
與中華文明侷促於東亞大陸不同，其他幾大文明主要在亞歐非毗鄰的北非、愛琴海、小亞細亞和印度次大陸地區。總體而言，該地區地勢較為平坦，促進了人和人的交流的同時也加劇了衝突，不間斷的戰爭的爆發、政權的覆亡導致強大的政權和依託固定區域的家族力量難以存在，只能依靠超血緣的宗教組織和市場組織的力量維繫民眾生存，這導致了西方超血緣的宗教力量和市場力量的發達。當然先有宗教力量的發達，再有市場力量的發達，畢竟市場力量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這就是柯林斯所說的，沒有宗教資本主義的興起，就沒有公司資本主義的出現，也是羅素感到奇怪的“中國文化已到了極高的程度，而這個舊習慣（指孝道）依然保存”的原因，還是為什麼外來的強調自治的宗教組織來到中國後總是和政府、社會發生衝突的原因，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難以及康熙皇帝驅逐天主教傳教士事件，即是典型事例。這意味著市場力量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總要碰到處理和強大的政府、強大的家族關係的問題，這是由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決定的。
第二，土質結構的因素。北方黃土地帶和南方水田地區鬆軟的土質使中國農業社會選擇了以個人家庭為主體的發展模式。根據朱寰在《亞歐封建經濟形態比較研究》中的觀點，中國北方黃土地帶及南方水田地區土質較松，適於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集約型農業的發展，較早地導致了農村公社的解體。“中國較早以個人家庭取代村社在農業經營中的地位，中國邑社、書社等地緣性農村公社在廢井田時代已崩潰；而西歐則不同，由於黏土地帶較多，重犁、巨大的牛隊，休耕制，勞役地租等，使馬克制度（農村公社）在農業經營中得以保存。”這意味著西歐的農業生產主體是村社，與中國的個人家庭形成了鮮明對比。
以上講的是特殊性，從長期人類的歷史發展來看，不同地域間文明的進步目標是一致的，這是事物的普遍性。仍以孝道為例，從東西方社會配置資源方式的歷史來看，無不經歷了生產要素的非自由結合向生產要素的自由結合的轉變，以及配置資源的主角由家族向市場的轉變。余英時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指出，英國在工業革命初期的商業組織及其網絡構成，仍然是家族成員之間的合作。鐵業中“重要的企業家都和創業的達比（Darby）家族是親族關係，包括兒子、族人、女婿、連襟等。而且這不是例外。在工業革命初期的西方，企業和家族關係的結合是一個極為正常的現象”。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同樣追求以市場力量逐步取代家族力量配置資源，從而達到經濟效率的優化，可見，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東西方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都經歷了生產要素的非自由結合向生產要素的自由結合的轉變，以及配置資源的主角由家族向市場的轉變，不同的是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以及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造成的發展路徑的差異。
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究竟給中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外來文化在哪方面幫助了中國，最後為什麼又要中國化，以下將通過中古時期佛教的傳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來說明中國發展道路的特殊性。
02 中古時期佛教的傳入及其影響
在“孝道”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管理中最大的特點是以基於血緣關係的個人家庭為微觀生產主體，同時宏觀上有較為強大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微觀生產主體的優點是勞動熱情高、“自強不息”，不過一旦任由從事不同產業的家庭追求財富的慾望一味發展下去，勢必出現農工商產業的丟失，由此提出了廣泛社會意義上的宏觀調控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儒家倡導忠孝觀念，推動“孝”的載體——男耕女織的家庭經濟的大力發展的同時，還要讓“忠”的載體——政府保持必要的力量。亦即，主張將社會財富的縱向流通（“孝”的體現）和橫向流通（“忠”的體現）做緊密的結合來解決產業失衡和貧富分化的問題。換用今天的語言,就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緊密結合。
儒家的這一忠孝結合的理論，秉承中庸之道的理念，使小農和政府既充分發揮，又互相彌補、相互約束，由此實現了兩者的均衡，為屹立於世界東方的長達四百餘年的兩漢大帝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儒家的這一忠孝結合的理論，很像西方經濟學中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是建立在非常嚴格的條件假設基礎上的。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髮展，尤其西漢中葉後加速進行的小農經濟向莊園經濟的轉變，建立在儒家忠孝觀念基礎上的宏觀管理和微觀經營的均衡越來越無法實現。一方面，重視血緣的“孝”的狹隘性使莊園主不願意襄助莊園外部迫於競爭和戰爭形成大量的流動人口，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另一方面，莊園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大量勞動人口，導致政府的編戶數量嚴重下降,由此削弱了嚴重賴以編戶稅收的政府的管理能力，導致“忠”的載體——中央政府無力解決日益嚴重的流民問題和蠻族內遷問題，最終引發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年的長期分裂局面。
長期的社會安定、生產力的不斷髮展、交通通信的進步，在推動民眾追求生活質量、精神生活的同時，還推動著個體從群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包括：（1）庶民要求從貴族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提出了庶民的文化自覺問題。漢末道教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文化需要的反映。（2）貴族要求從對家族、民族、國家的責任中解放出來，提出自我發展、個性自由的問題，魏晉期間道家化的儒學—玄學的興起，就是滿足世族“個體心靈生長的空間”的產物”；（3）蠻族要求從對漢族的依附下解放出來，重新構建新型民族關係。儒學主張嚴夷夏之大防，這在東漢中葉後，占人口四分之一強（500萬）的蠻族遷入中原、並先後入主中原的時代，顯然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了。
面對儒家學說在社會流動性加強，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形勢下，凝聚全社會的能力下降的缺陷，最先起而彌補它的是建立在自由結社基礎上，以共同的信仰為紐帶，主要面向社會下層的原始道教。
原始道教建立在道家基礎上，崇尚自然、主張萬物平等的“齊物論”，要求個性自由、個性解放，倡導突破血緣關係的限制而實施遍及萬物的博愛。在道教看來，（1）作為大自然的一分子，窮人也有享受物質、精神和政治的權利。（2）只有服務社會，具有奉獻精神，才體現了“道法自然”的精神。“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同時，也只有擺脫了財富、地位等外在的拖累，才能實現對自由逍遙境界的追求。“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原始道教的理論體現了下層勞動人民要求互助的性質，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庶民文化自覺的要求，同時在實踐中又有利於社會財富的橫向流通，能夠對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進行調節，彌補了政府管理能力下降的缺陷。它得到了追求成仙成道的富貴階層的歡迎，也得到了可以藉此滿足生存需求的廣大庶民的歡迎，在東漢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然而新生的道教在理論、組織上還存在不少缺陷，諸如學理性不強，超越性不夠，過分熱衷現實政治利益，等等。黃巾暴動被鎮壓後，道教力量大衰，開始向與社會和諧的山林道教、士大夫道教方向轉變,說明原始道教在表現出能夠促進社會財富的橫向流通、凝聚民眾的能力有所增強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利於社會和諧、阻礙社會發展的弱點。
在傳統的儒家、新生的道教不能承擔起推動莊園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繼而承擔推動莊園經濟發展使命的是道家化的儒學—玄學，這是面向知識階層，面向社會上層的新意識形態，在魏晉期間，尤其是西晉統一後有很大的影響。
玄學認為道不離我，我即自然。特別強調個體的自主性、自足性，要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這一理論反映到社會管理中,就是要求在宏觀上順應莊園經濟的發展，建立一個君道無為臣道有為，使士大夫“適性逍遙”的政府。在微觀上，強調發自內心、不加修飾的“親至”，主張用感情的親密取代強調尊卑貴賤的禮法。然而這樣做，固然有順應社會發展、要求個性自由、要求不同民族和種族平等的積極的一面，但也有忽視科層制管理、無力凝聚社會大眾、建立有效的秩序的消極的一面，最終引致“五胡亂華、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的局面。
在傳統的儒家、新生的道教，道家化的玄學均不能承擔起進一步推動莊園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早在兩漢之際就來到中國，但一直默默無聞的外來文化—佛教等來了大發展的機會。
佛教要求通過極端的服務社會實現個性自由，既有助於社會財富的橫向流通，實現社會的安定；又有助於“成佛”，實現個性自由，因而永嘉之亂後，異軍突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
時代對既能夠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同時滿足生命個體對精神生活追求的意識形態的要求是：兼顧情感和秩序，兼顧平等和科層。換言之，既能順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流動性加強的形勢，把個人從群體，民族、種族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又能傳承人類的文明，通過科層化管理，承擔起凝聚不同民族、種族、階層成一個統一的社群，推動莊園經濟發展。東晉以後的社會就是沿著這樣的情禮兼顧、平等與秩序兼顧的方向發展的，這就是玄風南渡後的東晉南朝思想界玄學和禮學合流的背景。以至於道士葛洪一方面講神仙方術，另一方面講儒家綱常名教,強調“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至於士風質樸、保守的北方思想界，更是大力提倡儒經，並明禁老莊圖讖之學。佛教就是在這種社會思潮由自由、平等轉向秩序、科層的背景下，異軍突起，成為最受全社會矚目的意識形態。
隨著社會的安定，家、家族、宗族危機感的下降，包括世族在內的全社會繼續服務社會、關心社會的動力也在下降，對佛教的依賴和信仰自然也要下降。在宏觀上，佛教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以隋唐時期非常有名的“三階教”無盡藏為例。它鼓勵信徒捐施，每天至少要“舍一分錢或一合粟”。倘在南北朝的亂世，這種將各位信徒的少量供物合在一起,組織成多種類的資產組合的做法，還能起到利用莊園主的財富服務廣大衣食無著的貧民的作用。而在隋唐大一統的治世，全社會對佛教寺院的經濟力量的依賴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三階教無盡藏的這種“慈悲”做法更多地起到了助長奢侈、浪費、炫耀等不良風氣的作用。隨著政府力量的成長，正式制度越來越發揮作用，還意味著對佛教的社會財富橫向流通的職能的依賴下降，由此要求佛教退出社會財富流通的主戰場，迴歸教化眾生的本位，這也是為什麼出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武滅佛”的原因。凡此種種，就是為什麼在極端動亂的五胡十六國時代最受社會擁戴的佛教，到了社會相對安定的南北朝後，卻和世俗社會不斷髮生衝突，乃至遭受越來越強烈的批評的原因。
南北朝後期至隋唐，社會輿論對佛教的批評越來越強烈，佛教界力圖通過理論創新加以協調，併產生了諸如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淨土宗、禪宗、三階教等許多新宗派，然而由於不能適應小農家庭進一步降低信教成本的需要，而被一一淘汰。最終脫穎而出、一騎絕塵者是六祖惠能奠定了基礎的新佛教——禪宗。
六祖惠能改革過的禪宗的基本思想是兩個：一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人人都有佛性，根本用不著到身外去求。故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強調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二是強調在實際生活中修行。認為在家修佛，只要符合儒家倫理的要求，也就不會違背佛教戒律，即能成佛。
六祖惠能改革過的禪宗，既滿足了莊園經濟時代後期生產力發展，家庭經濟——均田戶要求從規模化組織的保護下解放出來，追求簡單易行、低信仰成本的宗教生活的需要；又順應了家庭經濟對別貴賤，辨親疏的科層化管理的追求，被認為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儒家學說，因而成為新佛教產生的標誌。不過，這也預示著佛教的發展命運——最終被偏重於人類大群體，強調“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新儒家所取代。
03 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啟示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於地理環境、土質結構的差異，形成了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風格和發展道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點是由於超血緣的農村公社瓦解得早，比較早地形成了重視血緣、重視國家的文化傳統，其優點是作為微觀生產主體的家庭勞動慾望高，有利於財富的縱向流通——為兒女幹活有力氣，弱點是不僅抗擊風險能力較差，容易出現兩極分化，且不利於財富的橫向流通，因此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解決諸如產業失衡、兩極分化等問題。同時，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社會出現嚴重失衡時，外來的強調超血緣的博愛的佛教文化能夠推動中國社會恢復均衡的原因，而一旦中國社會走向正常，本民族的文化因素就會成長，進而要求外來的文化必須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環境。外來文化的最大特點是由於超血緣的農村公社長期存在，因而形成了強調超血緣的社區的文化傳統，其優點是有利於財富的橫向流通，能夠形成規模的力量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弱點是大規模組織的管理成本高，出現諸如不愛幹活、貪圖享受等社會問題，由此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
中古時期佛教的中國化，以及本土的道教、儒家的大量向佛教學習，對今天中國道路的建設也有著很好的借鑑作用。
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指出,“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又說，中國自今日以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陳寅恪
經過近代一百七八十年的學西方（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都是主張超越血緣關係的博愛），中國社會在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同時，強調超血緣、重視社會財富的橫向流通的歐美文化的弱點也開始暴露出來——容易形成管理成本高的大組織病。而重血緣、強調社會財富的縱向流通的本民族文化的優點——節儉、看長遠利益，有利於社會財富的積累和生產力的長遠發展，則開始顯現出來，這就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國學熱”的興起。在這種情況下，以中國文化為主幹，揚長避短，建立一個重血緣和超血緣相結合的、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新文化的條件成熟了。
中國社會結構的特殊性致使在解決中國問題時政府承擔的角色是獨特的，在以個人家庭為主體的背景下，中國的社會自發地產生對政府關於採取宏觀調控解決產業失衡、貧富差距等問題的需求。因此，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並非是孰對孰錯，主要是運用的假設前提不同。在中國道路基礎上提出的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其含義就是揚長避短、博採眾長，重視財富縱向流通的同時，不能忽略財富的橫向流通；做到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合理結合；在發揮小規模組織管理成本低、節儉、效率高的優點時，竭力避免奢侈浪費、管理成本高昂的大組織病的缺點。
上述兩種文化的特點就是中外文化融合形成新文化的理論基礎，正是依靠這個中外結合的、能夠實現社會財富的縱向流通和橫向流通均衡的新文化，實現中國夢，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組筆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西傳統經濟思想的比較與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關聯”（18ZD037）的階段性成果〕
閱讀更多 學術月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