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里，牢头狱霸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他们实际控制了囚犯的生存处境，因此常常凭借着这点儿权力倚势敲诈勒索、摧残凌辱囚犯。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说过，牢头狱霸“
就是监狱的化身”，“监狱……正如有铁栅和门闩的形象一样，它又有人的形象。这堵墙就是石头的监狱；这扇门就是木制的监狱；而这些狱吏和看守们便是有骨头有肌肉的监狱。监狱是一种可怕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一半是房屋、一半是人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牢头狱霸这种活的刑具比监狱这种死的刑具更凶狠、更可怕，活的人若丧尽天良，做起坏事来怎么想象都不为过。
摧残囚犯，公然索贿
《旧五代史·刑法志》说：“初则滋张节目，作法拘囚；终则诛剥货财，市恩出拔。外凭公道，内循私情，无理者转务迁延，有理者却思退缩。积成讹弊，渐失纪纲。”五代时的眉州刺史申贵，以“诛虐聚敛”著称，他公然指使狱吏，要求被关押者诬指有钱人家为作案同党，然后让有钱的人出钱保命，并“常指狱门曰：‘此吾家钱穴’”。宋代的牢头狱吏“以狱为市”，公开索贿受贿，“若不得钱，不与燥地，不通饮食”。
在以宋代为背景的小说《水浒传》中，对这种“贿赂公行”的黑暗狱政有淋漓尽致的揭露。小说中的差役、狱吏，见了钱，犹如猫儿见了腥一般，什么法制、禁令都可以置诸脑后，统统可以灵活圆通。押送刺配的犯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去了行枷，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犯人进监，都要打“杀威棒”，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有病”为名免打。钱能通神，这个价值规律在监狱里表现出的效果更为明显 。
当时法律虽然严禁狱内外交通勾结，但是有钱的人“可使狱吏传状稿，通信息”；法律要求犯人戴桎梏等刑具，但如果贿赂狱吏，“则虽重囚亦为释放安寝”，以至“有赀之囚，巧为敷说”，使之“诈病”，“渐为脱免之地。”
清代的狱中贿赂，还有种种规格和名目。如“全包”，即花钱买通自门役到提牢主事以及有关衙门司官、茶房等全部人员：“两头包”，即买内不买外，买上不买下；“撞现钟”，即犯人每有一行动要求，就得送钱，现使现报；“一头沉”，只用金钱贿买狱内牢头少受皮肉之苦等等。
凌虐穷人，威慑富人
上面说了，有钱的可以出钱保命，那如果穷人进监狱，可就惨了。宋代的牢头，遇到无钱之囚则视作“犹犬豕，不甚经意，初有小病不加审诘，必待困重方以闻官，甚至死而后告”。明代甚至有“狱卒索要不遂，凌虐(囚犯)致死者”，即索要不到钱财，就凌虐犯人致死。
虐待穷人，还可以警告富人出钱。明末太仆寺少卿方苞在刑部监狱中亲眼见到，人犯入狱后不管有罪没罪，先戴上镣铐，关进最差的牢房，“必械手足，置老监”，使他们困苦不可忍，挨过一些时日，狱卒就来戏诱他们花费银两，纳贿多者当即可以取保迁出狱外，次一等的，花上数十两银子也可脱去镣铐。榨不出油来的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被铐住不放，以此警告其余的犯人。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写的小说《活地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黄升的佣人，无故被牵连下狱，衙门的快班头子史湘泉先把他关在临时拘押牢中，并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靠牢房的尿缸边，而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里，一头绕在栅栏上，其中所剩有限，被它吊着，一时缩不下身去。就这样拘禁了大半天，黄升不堪忍受，直到掌灯，史湘泉便来与黄升讲价钱了：“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房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史湘泉说：“这屋里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地上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三百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这里，国法成了狱吏手中的玩物，这些人不是太黑太狠了吗?
古典文艺作品中写到犯人入狱，每每提到亲友要使钱“上下打点”，并非虚言。这里的“上”，显然是指审判官员，而“下”，则无疑是那些牢头狱霸。
铲除异己，制造冤狱的刽子手
古代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监狱中的牢头狱霸，不仅以种种残酷的手段凌辱、敲诈勒索囚犯，而且还常常不经过司法审判程序非法处死囚犯，若从这方面来说，他们不仅是活刑具，而且还是死刑刑具。
《水浒传》中说，武松一入监狱，众囚徒就告诫他千万不可得罪狱吏，否则，将会遭到他们私刑处死：“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和些臭鲞鱼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到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着一床干藁荐把你卷了，塞住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的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做‘土布袋压杀’。”当然，牢头狱霸这种非法杀囚的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绝大多数是受人指使的，但直接的刽子手则是这帮活刑具——牢头狱霸。
古代的政治斗争中，皇帝或者大臣们出于铲除异己而制造的冤狱中，有许多查无实据，无法定案，只能用这种暗杀手段来处死政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时著名的岳飞冤狱。当时在宋金和谈中，金方表示，“必杀飞，始可和”。于是，秦桧、万俟呙之流在宋高宗赵构的默许下，逮捕岳飞等人下狱。“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或教离以章台所指淮西事为言，呙喜白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取行军时日杂定之，傅会其狱。岁幕，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这里说的“桧手书小纸付狱”，就是给狱头们写了个条子，他们便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杀害于狱中。
明初的著名文士解缙也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处死的。永乐十三年，解缙已入狱多年，这一年“锦衣卫纪纲上囚籍，上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永乐皇帝的这一句话说得很含糊，它可能含有打算赦免解缙的意思，也有可能是说“解缙怎么还没有死掉?”纪纲不敢进一步追问，为保险起见，他从第二种可能去理解永乐皇帝的意思，在当天夜里“
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这里虽然未提到纪纲给狱吏们写条子，这肯定是狱头们所为，难道纪纲这类特务还须亲自铲雪埋解缙吗?
酷吏任意残杀囚犯
隋朝的酷吏田式“或僚吏奸赃、部内劫盗者，无问轻重，悉禁地牢中，寝处粪秽，令其苦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宋元啣年间，知郓州浦宗孟常
虐杀狱囚，“使自掘地，倒埋之，观其足动，以为戏乐。”《金史·宗弼传》载，宗弼之子完颜亨在海陵王当政时被诬下狱，海陵王遣工部尚书耶律安礼、老僧等讯之，完颜亨“与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老僧惧怕将来被完颜亨报复，就派人晚上去牢里杀死完颜亨，“亨比至死，不胜楚痛，声达于外”。
在明代特务机关卫所牢狱中，这类事更是司空见惯。英宗正统八年，侍讲刘球上疏抨击时政，触犯了当权的太监王振，奏疏根本没有到达英宗御前，便被王振扣下，指使锦衣卫逮捕刘球下狱，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晚上带一个小校推开狱门，但是刘球和董璐关在一起，小校上前拿住刘球，刘球自知不免一死，大呼：“死诉太祖、太宗!”，小校刀砍断刘球脖子，然后肢解，随便找地方埋了。董璐在旁边偷偷藏了刘球的血裙。等到董璐出狱，偷偷到刘家告知，刘家才知道刘球已死，刘家“子钎、钺求尸，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 。
王振
明太祖朱元璋亦承认，当时的监狱中有许多犯人是“无罪而死”的，“盖谓主典欲财无与，或受他人之财，代其报仇。”
尤其恶劣的是，这些酷吏往往在得知大赦命令之时，而大批杀害囚犯。例如唐武则天时的酷吏来俊臣，“每有制书宽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罪，然后宣示”。南宋光宗末年，朱熹知潭州，后来光宗禅位于其子赵扩，朱熹得丞相赵汝愚密信，知即将大赦天下，“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
《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因猎获的老虎被财主毛太公窃去，到毛太公庄上索要，被毛太公设圈套将他们拿下，以“白昼抢劫”为名，解往州府。“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父子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
解珍、解宝
正所谓：“此鱼肉耳好诛求，闲置空房饬速筹，有钱者宽无钱仇，欲壑不填怒不休。”这首诗形象地描绘出捕头狱卒鱼肉人犯的丑恶嘴脸。由上观之，牢头狱霸这种活刑具比不会动的死刑具又要狠毒得多。
当然,不能满足牢头狱霸的要求而被处死者还是占多数：“有狱卒要索不遂，凌虐致死者；有仇家买求狱卒设计致死者；有伙盗通同狱卒致死首犯以灭口者；有狱霸放债逞凶，满监尽其驱使，专利坑贫因而致死者”。
正如李伯元在《活地狱》结束时，借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国的监狱制度，真是黑暗到了极点!”封建统治者制造的冤狱，酷吏的惨苛，牢头狱霸的狠毒，毫无疑问与专制统治有密切的联系，即使是牢头狱吏的私刑凌辱，也是由旧式监狱的本质所育成的恶果。陋劣的监房，非人的禁具，为他们的惨苛提供了客观条件；单纯惩罚的狱禁目的，熏陶了他们的残忍本性；贿赂公行的官场腐败作风，导致了他们对所管制的囚犯进行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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