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有美名，蘇軾評價他說“出為名相，處為名賢；樂在人後，憂在人先”，這只是世人對他好評的冰山一角。但同樣是變法，王安石卻被罵了個狗血淋頭，羅大經痛罵他說“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後，整個南宋士大夫之間就達成一種把北宋的滅亡歸咎於王安石身上的共識。
更有甚者，把宋朝的覆滅也歸咎於王安石身上，而王安石的平反不過是晚清以來的事情。這是因為在圖強思變的年代，人們猛然發現原來時代需要王安石這種改革家，所以為王安石正名也算是一種政治正確或價值正確了。
究其原因來說，之所以范仲淹的名聲要比王安石好，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范仲淹發動的“慶曆新政”並不深入，僅僅推行一年四個月就宣告失敗。其次“慶曆新政”的改革力度也不大，主要是針對當時宋朝臃腫的官僚機構，即冗（rong）員現象，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精簡機構，裁減人員。
宋朝的官制採取差遣制，所謂的差遣制是指本位官員的行政權力被剝奪了，僅僅保留了崗位和頭銜，如果皇帝需要下面的官員去為自己辦事，會臨時差遣自己信任的人去辦事。所以這就造成主管六部的官員卻沒有權力去管六部的事情，權力雖然沒有了，但官員們依然可以領俸祿，簡而言之屬於皇帝許可的吃空餉了。
另一方面由於恩蔭制的存在，宋朝皇帝逢年過節或官員退休的時候都會提拔官員們的家族子弟和門生，屬於明目張膽的走後門，這些都是宋朝皇帝籠絡士大夫的方式。因此宋朝的政府機構極為龐大，人浮於事幾乎成為一種觸目驚心的現象。范仲淹改革主要是針對這一點，裁減人員，但因為觸動了官僚集團的利益，所以僅僅推行一年就宣告失敗。
為此他還被指責為朋黨，宋朝的黨派之爭大抵就源於此。相比范仲淹改革的綿柔手段，王安石變法則好比鐵砂掌了，改革時間不僅長，而且改革力度大，從官僚到社會，王安石變法觸及到了宋朝的方方面面。正因為改革力度大，所以反對的聲音也很大，宋朝的黨派之爭大體就形成於王安石變法期間，並經由司馬光發揚光大。
大文人蘇軾在“烏臺詩案”中差點被殺，就是黨派之爭引發的結果。范仲淹的名聲要比王安石要好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兩人的人格魅力不一樣，雖然宋朝的保守派反對范仲淹變法，但是他們又不得不折服於范仲淹的人格魅力。
范仲淹對待下屬官員寬仁宅厚，高郵知軍晁仲約因流寇來攻打時無力抵抗，便號召富人籌集了一筆錢送給對方，這才讓高郵免於遭到攻打。朝廷得知消息後頓覺有失顏面，決心處死晁仲約，幸得范仲淹為其辯護，終才免於一死。
范仲淹經略西北的時候，羌人和西夏人對他又愛又恨，既愛他施政仁厚，又恨他治軍有為，讓想要侵擾邊境的羌人和西夏人不敢南下。所以羌人把范仲淹尊稱為“龍圖老子”，這是因為范仲淹是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經略西北，而老子當時是指對知州的尊稱。而西夏人則把他尊稱為“小范老子”，當時的大範老子是指知州範雍。
另外宋朝很多士大夫都是經過范仲淹的推薦步入官場的，如狄青、張載、富弼都是在他的推薦最後才身居高位，因此從人格魅力和品德方面來說，這也是范仲淹為什麼名聲要比王安石要好的緣故。相比之下，為了推行變法，王安石啟用了呂惠卿、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這些政治小人。
所以朱熹評價他說：引用奸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簡而言之，就是說他在用人上存在著大問題，如蔡京和呂惠卿這些政治投機小人，通過附庸變法從而身居高位，加劇了宋朝的黨派之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因王安石變法滋生了很多政治問題。
當然，王安石自身的品德並不存在問題，他是一個務實的改革家，只能說為了推動自己的變法事業，王安石劍走偏鋒，而他又是一個執拗的人，所以贏得一個“拗相公”的外號，意思像牛一樣執拗。其次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有利他性，很多人因為他的推薦升官，其名聲自然不會差，相反王安石得罪了太多大臣，其名聲自然就不會好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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