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定都有一個大的趨勢，是從西向東遷移，即從西安-開封-南/北京。
特別是西安、洛陽都兩座古都，之所以歷史上都有十數個王朝先後定都與此，和它們的優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關係，二者皆為天下形勝之地，易守難攻。
在宋代以前，定都絕大部分情況是在兩京之中做選擇。
長安是有本土王朝，洛陽是無本土王朝
但兩京的選擇，體現的卻是當時王朝的政治形態。
從周、到秦乃至西漢、唐，所有定都關中的朝代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是用一個區域集團的實力，最終完成了對整個中國的征服。因而產生了一種類似於“本部”與“外延”的區隔。
以周、秦為例，都是發跡於甘肅，處於關中平原的上游。（這一帶也是華夏族的發源地）
由甘肅控制關中平原，通過地理上的優勢積聚力量，最終僅僅是依靠關中平原一地的力量，建立了控制中原的大王朝。關中平原的優勢極為明顯，它內部是擁有比較廣闊的生產空間和人口空間的，其地理位置可以類比為歐洲的英國，天然的區隔在大陸的其他區域之外，形成良好的防禦機制，因此減少了在防守中的國力消耗，利於積累實力。定都關中，類似於定都於“本土”，在民族和文化上，就可以受到保護。
大家可以類比羅馬帝國雖然控制了廣袤的疆域，而且擁有眾多富庶的城市，但仍然選擇定都本民族的發祥地羅馬。
洛陽則是另一種機制的代表，即王朝喪失了原本的根據地，或不因為長期經營某一根據地而獲得天下，又或原本的根據地不適宜作為首都時，洛陽則是第一選擇。對於這種王朝來說，定都在哪裡，都沒辦法享受“本土”的便利和安全感，因此需要選擇一個可以控制四方，同時又有地理上防禦優勢的地點作為首都。
因為洛陽的地理形勢比較接近堡壘，南北臨水，外圍有山川包圍，而且地理上相對處於中原的中心位置。
那麼拿長安與洛陽對比，定都長安是保佑了原本的區域國家作為“本土”的架構，定都洛陽是沒有“本土”的王朝，尋找的最合適的堡壘。
隋唐的重心東移，到宋的打破規律，定都開封
漢朝以後，中原地區進入相當長一段亂世，三國、兩晉、南北朝，長期的戰亂對關中和中原地區造成很大的創傷，大量人口南遷、土地荒蕪，整個經濟的重心已經開始向南方轉移，南方逐漸成為錢糧財賦聚集之地。隋唐時長安在經濟上已經不再有優勢，對南方的錢糧依賴度則越來越高。楊廣之所以遷都洛陽，開鑿大運河很大程度上和這個因素有關，並非為了方便下揚州遊玩。
唐代關中更遭遇多次吐蕃入侵，加上五代十國時期的混戰，關中的人口銳減，加上土地日益貧瘠，已經不具備作為首都自給自足的能力了。那麼為什麼宋沒有定都洛陽，而是選擇比洛陽更東，完全無險可守的開封呢？
王朝定都除了安全上的考慮，同時也需要考慮經濟上的因素，在王朝的前期，兵勢強盛，安全的考慮相對比較次要，但民生凋敝，因此經濟上的考慮就更為重要。
自安史之亂之後，連續的戰亂讓中國的經濟重心徹底從北方移到了南方。但中國的政治重心因為以南統北的規律，仍然留在北方。擺在王朝面前最棘手的問題，是解決兩個中心不重合帶來的巨大政府負擔。早期是隋開鑿大運河，唐的就食洛陽，到宋變成的運河汴河運輸，元、明、清三代的漕運。
相比每天都要面對的吃飯問題，軍事上的需要就被擱置到一邊了。因此，宋選擇了定都開封，但還是把洛陽安排為西京作為備份。
從開封到南京和北京，中國又回到本土思維的邏輯
在宋滅以後，中國由南京和北京，輪流作為首都，北京的時間要遠遠長於南京。
其實是中國的定都再次陷入了“本土”思維的邏輯中。
北京作為首都，是因為北方遊牧民族入侵，北京作為遊牧民族在中原控制的第一個區域，是遊牧民族政權建立王朝的首選“本土”。這個趨勢從遼、金時代開始醞釀，到元、清正式確立。
南京作為首都，則是因為漢族推翻遊牧民族統治的發源地，一般在南方。南京作為南方首都的歷史從三國時期的東吳一直延續，除南宋定都臨安外，沒有改變。
但這種“本土”邏輯，更多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認同。
由西到東的大趨勢，是中國一體化的佐證
在大趨勢來看，中國的政治重心由西向東轉移。代表中國逐步從分割的幾個地域（關中、晉、燕、齊、巴蜀、楚、越），變成一個界限模糊的整體。
後續的政權不再依賴於某個區域的本土人口和資源，去爭奪全國的霸權。而是，幾個政治實體，跨區域的調動資源，形成南北對峙的情況。
在首都的選擇上，首要的考慮也不再是靠近本土本民，而是代表一種意識形態，或者出於經濟上，或控制邊防軍隊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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