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定都有一个大的趋势，是从西向东迁移，即从西安-开封-南/北京。
特别是西安、洛阳都两座古都，之所以历史上都有十数个王朝先后定都与此，和它们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二者皆为天下形胜之地，易守难攻。
在宋代以前，定都绝大部分情况是在两京之中做选择。
长安是有本土王朝，洛阳是无本土王朝
但两京的选择，体现的却是当时王朝的政治形态。
从周、到秦乃至西汉、唐，所有定都关中的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是用一个区域集团的实力，最终完成了对整个中国的征服。因而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本部”与“外延”的区隔。
以周、秦为例，都是发迹于甘肃，处于关中平原的上游。（这一带也是华夏族的发源地）
由甘肃控制关中平原，通过地理上的优势积聚力量，最终仅仅是依靠关中平原一地的力量，建立了控制中原的大王朝。关中平原的优势极为明显，它内部是拥有比较广阔的生产空间和人口空间的，其地理位置可以类比为欧洲的英国，天然的区隔在大陆的其他区域之外，形成良好的防御机制，因此减少了在防守中的国力消耗，利于积累实力。定都关中，类似于定都于“本土”，在民族和文化上，就可以受到保护。
大家可以类比罗马帝国虽然控制了广袤的疆域，而且拥有众多富庶的城市，但仍然选择定都本民族的发祥地罗马。
洛阳则是另一种机制的代表，即王朝丧失了原本的根据地，或不因为长期经营某一根据地而获得天下，又或原本的根据地不适宜作为首都时，洛阳则是第一选择。对于这种王朝来说，定都在哪里，都没办法享受“本土”的便利和安全感，因此需要选择一个可以控制四方，同时又有地理上防御优势的地点作为首都。
因为洛阳的地理形势比较接近堡垒，南北临水，外围有山川包围，而且地理上相对处于中原的中心位置。
那么拿长安与洛阳对比，定都长安是保佑了原本的区域国家作为“本土”的架构，定都洛阳是没有“本土”的王朝，寻找的最合适的堡垒。
隋唐的重心东移，到宋的打破规律，定都开封
汉朝以后，中原地区进入相当长一段乱世，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的战乱对关中和中原地区造成很大的创伤，大量人口南迁、土地荒芜，整个经济的重心已经开始向南方转移，南方逐渐成为钱粮财赋聚集之地。隋唐时长安在经济上已经不再有优势，对南方的钱粮依赖度则越来越高。杨广之所以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很大程度上和这个因素有关，并非为了方便下扬州游玩。
唐代关中更遭遇多次吐蕃入侵，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的混战，关中的人口锐减，加上土地日益贫瘠，已经不具备作为首都自给自足的能力了。那么为什么宋没有定都洛阳，而是选择比洛阳更东，完全无险可守的开封呢？
王朝定都除了安全上的考虑，同时也需要考虑经济上的因素，在王朝的前期，兵势强盛，安全的考虑相对比较次要，但民生凋敝，因此经济上的考虑就更为重要。
自安史之乱之后，连续的战乱让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从北方移到了南方。但中国的政治重心因为以南统北的规律，仍然留在北方。摆在王朝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两个中心不重合带来的巨大政府负担。早期是隋开凿大运河，唐的就食洛阳，到宋变成的运河汴河运输，元、明、清三代的漕运。
相比每天都要面对的吃饭问题，军事上的需要就被搁置到一边了。因此，宋选择了定都开封，但还是把洛阳安排为西京作为备份。
从开封到南京和北京，中国又回到本土思维的逻辑
在宋灭以后，中国由南京和北京，轮流作为首都，北京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南京。
其实是中国的定都再次陷入了“本土”思维的逻辑中。
北京作为首都，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北京作为游牧民族在中原控制的第一个区域，是游牧民族政权建立王朝的首选“本土”。这个趋势从辽、金时代开始酝酿，到元、清正式确立。
南京作为首都，则是因为汉族推翻游牧民族统治的发源地，一般在南方。南京作为南方首都的历史从三国时期的东吴一直延续，除南宋定都临安外，没有改变。
但这种“本土”逻辑，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由西到东的大趋势，是中国一体化的佐证
在大趋势来看，中国的政治重心由西向东转移。代表中国逐步从分割的几个地域（关中、晋、燕、齐、巴蜀、楚、越），变成一个界限模糊的整体。
后续的政权不再依赖于某个区域的本土人口和资源，去争夺全国的霸权。而是，几个政治实体，跨区域的调动资源，形成南北对峙的情况。
在首都的选择上，首要的考虑也不再是靠近本土本民，而是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出于经济上，或控制边防军队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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