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总是在“记录”历史与反思现实中彰显力量。
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无数人在恐惧与痛苦中历经劫难，那些关于灾难与残酷历史的文艺作品，又一次被人们提起或者重温。
这其中，有两部中国导演的电影，八年前先后上映的《一九四二》与《金陵十三钗》。
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三百万人饿死！可惜这一段历史，隐没在民族记忆中几十年，直到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发表，直到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才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中，成为国人了解那段几乎比肩南京大屠杀一般惨痛历史的窗口。只不过，我们太习惯遗忘，即便冯小刚翻出惨痛的历史，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像犹太观众看到斯皮尔伯格拍摄的《辛德勒名单》时那样诘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拍，拍得太晚了！”
总体来看，电影《一九四二》主线清晰但线索略显繁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两个家庭的破败记录中，政治家与平民无法实现“对接”，勾连他们的只有历史与命运。电影一方面暗含了庞杂的历史信息，一方面又不断探讨人性善恶与政治悲欢。那些虚构的画面与惨烈的镜头，让人笑的尴尬，哭又无泪。过多的人性之恶可以“虐心”，却似乎无法将人从沉重与惨痛的心理与印象中引向深深的反思——这种无法深入，我不知道是因为背后夹杂着复杂历史与政治的纠结，还是宏大叙事中民众逃荒的现实与官员贪腐无能的割裂感造成的。因为只有政治与官场在灾难酿造过程中的映照，而没有直接的碰撞——政治家和官员们都在办公室里谋划天下，而逃荒的百姓只顾着埋头为了生存抗争。如果这两条线更紧密并且更融洽地交合在一起，或许就会更好。
网络上曾有评论说，《一九四二》比之前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更有国际范，更具奥斯卡的品相，我倒觉得不尽然。我们没有必要一有好电影就非得和奥斯卡扯上关系。只就电影本身来说，前后两位电影导演同样取材于二战时期真实的历史背景，同样有实力派作家小说改编的剧本铺垫，同样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和人性善恶的碰撞与挣扎，共同构建起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作品，其厚重感与对民族和人性的探讨，都值得赞赏。
在这两部电影中，两位导演分别选择了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一九四二》大部分围绕河南展开，《金陵十三钗》则集中在南京；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前者描述的是以两个家庭为主要线索的逃荒故事，在巨大的天灾中，掺杂了诸多政治背景下的人祸和战争的残酷，后者则同时锁定十多个妓女和教会学生逃难的故事，在战争的无情炮火中，不断暴露与彰显着人性的纠结与善良；前者如导演前作《集结号》一样，更多探讨了战争年代，中国政治的诡异与复杂，民族的劣根性，而后者则更多呈现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惨痛与人性善恶。
两部电影，题材和场面都足够宏大，都呈现了电影艺术的高水准，只不过前者的“国际范”中更多地避免了两个民族的对立情绪，揭示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疮疤，后者则在努力避免民族对立情绪，描摹人性救赎的同时，无法摆脱民族残酷斗争的历史灾难。前者在暴露丑，后者在彰显善。
因此，《一九四二》给人的沉重感是在疼痛后迅速抽离，而《金陵十三钗》给人的沉重感则是在悲伤后深深感叹；《一九四二》的厚重感来自民族发展史中天灾与人祸的双重考验，地主与贫民之间的双向融合，而《金陵十三钗》的厚重感来自两个民族之间的残酷斗争，两个阶层群体之间的灵魂碰撞；《一九四二》的价值更多地在于引发人们对于政治与民族性的反思，而《金陵十三钗》的价值在于引发人们对于战争与人性的反思。
这就是影视作品的魅力。好的作品值得回头“温故”。
“温故”是为了“知新”。不管那是文艺作品中的故事，还是艺术再现的历史，曾经的灾难与残酷都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羁绊，而应该成为我们直面更好未来的勇气与动力。
2020终将过去，而未来还有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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