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談古代“立子殺母”制度的話題，我們就要從漢朝統治時期屢屢出現的後宮鬻寵擅權與誅殺外戚世家的歷史現象說起。
可以說，自漢高祖劉邦駕鶴西去，劉邦之妻呂雉臨朝稱制開始，漢代后妃干政的前車之鑑就深深的影響著後面的歷朝歷代。
魏晉時期至隋唐王朝時期的皇權執政者們都想從大漢王朝的宮廷禍亂之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探索出怎樣更能有效地預防後宮垂簾聽政的，如何才能讓中央政權久安長治。
不過，這個時期的封建政權執政者們還沒有研究出一套卓有成效應對措施。
雖說，從漢朝開始就屢有帝王頒佈詔令“後族之家不得輔政”，或者直接建立了“立子殺母”制，但作用微乎其微。
作為皇權統治者，頒佈的詔令也僅僅是在其在位執政期間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時間一久，詔書則就變成了一紙空文。
因為你人都不在了，難道憑一張紙，就能限制了有思想的活人嘛？
畢竟一旦后妃執掌政權，可以將所謂的祖宗之法都拋於腦後，置若罔聞。因而說，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封建統治政權的內部，在後宮干政與反對干政兩派權勢之間所形成的內部鬥爭依舊是異常猛烈。
三國時代，曹操戎馬一生所奠定的曹魏統治政權、劉備的蜀漢政權及孫權的東吳政權都對大漢王朝女主臨朝攝政，外戚篡權所引發的禍亂加以鑑戒。
魏文帝曹丕在廢漢稱帝之後,就頒佈了詔令:
“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髃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
這就說明，曹魏政權在立國開始就對後宮專權擅政的歷史現象加以防備,所以在曹魏統治時期,也就沒有發生後宮垂簾聽政、外戚專權亂政的局面。
“魏后妃之家，雖雲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鑑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髃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三國志.魏書.后妃傳》
可是，高平陵事變之後，掌控著曹魏大權的曹爽一黨悉數被誅，曹魏中央政權就逐漸更迭到了司馬氏一族的手裡。
公元263年，曹魏政權的實際統治者司馬昭以鄧艾，鍾會為主力發動了滅蜀戰爭，蜀主劉禪率眾投降。
公元265年，司馬昭病故，同年，司馬昭長子司馬炎威逼魏元帝曹奐讓自立，成為了西晉王朝的開國之君。
公元280年，司馬炎為一統華夏大地而發動了滅吳之戰，孫吳亡，三國鼎立的局面也正式落下帷幕，晉朝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然而，篡魏而立的西晉，在統治時期又發生了後宮專權外戚亂政的現象。因為，西晉開國之君晉武帝司馬炎在滅亡孫吳之後,就日漸疏政。
“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後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晉書.卷3》
西晉外戚楊氏一族，在晉武帝楊皇后的關照下，家族的權勢逐漸發展壯大了起來。
晉武帝的老丈人，楊皇后的父親楊駿備受恩寵,御封為車騎將軍,臨晉侯。
楊氏一族的楊珧、楊濟兄弟二人也深受皇寵，重任在肩。
“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晉書.卷27》
公元290年，晉武帝歿，次子司馬衷承襲皇位。由於其大腦發育不全的緣故，就在楊皇后的唆使下任命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全權代理朝廷一切政務。
陰盛則陽衰，男弱則女強。
晉惠帝司馬衷的皇后賈南風，雖說貌醜無比，然而卻嫉妒心極強。
所以，惠帝的懦弱無能則給悍婦賈南風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也為她臨朝專政奠定了基礎。
最終，天性兇狡的賈南風勾結孟觀、李肇、董猛和汝南王司馬亮和楚王司馬瑋、東安王司馬繇人密謀，發動了一場血腥的武裝政變，晉惠帝司馬衷之母楊皇后因“皇太后陰漸奸謀，圖危社稷”被廢，又誅殺了楊駿及其黨羽三族。
“賈后兇悖，忌後父駿執權，遂誣駿為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晉書.卷31》
“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晉書.列傳》
晉外戚楊氏家族被毀滅後, 兇暴淫黷的皇后賈南風一攬朝政大權,漸形以悍婦操縱弱智皇帝、干涉並支配中央政權的一種的局勢。
隨後,悍婦賈后又接連夷戮了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太保衛瓘等絆腳石。
“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與粲、午專為奸謀，誅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晉書.卷31》
貌醜而兇狠，懷有政治野心，並且手段毒辣。晉武帝時，外戚賈氏和楊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西晉王朝後黨勢力的崛起，首先是因晉惠帝庸碌無能，怠於朝政，以至於引發皇室、外戚攘權奪利所致；其次是貌醜毒辣，窺視朝政的悍婦賈后處心積慮，預效仿牝雞司晨所引發的
以至於因後宮臨朝專政終釀成了八王之亂,致使西晉統治政權因“後黨篡政，外戚禍亂”短世而亡。
南朝政權統治時期，以西晉後宮干政引發的禍亂為鑑,再度重申了後宮不可以臨朝聽政。
公元420年，南朝劉宋政權建國之君劉裕，在討伐孫恩、桓玄，剿滅桓楚、西蜀、盧循、劉毅、南燕、後秦等地方割據勢力之後，代晉建宋。
公元420年，南朝劉宋政權開國皇帝劉裕因病逝世，其在彌留之際為了預防後宮干政特意頒佈了詔令:
“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劍。”《南史.卷1》
與此同時，在嚴加制約後宮權勢之後,又對外戚的家族勢力也加以戒備。
根據史籍記載，南齊的宋文惠太子曾今任職於南郡王的時候,就不想和將軍何戢的女兒談婚論嫁。
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其家無男丁，女丁甚興旺，所以害怕日後與何戢的女兒結婚不能生兒子,則會影響繼嗣。
尚書左僕射、尚書令王儉苦口婆心地勸他同意這份姻緣。王儉言道:
“南郡王妃，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冑，不須強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實允外戚之義。”《南史.卷11》
這段古籍意指是說，選後妃看的是他的家世背景是否顯貴,家族勢力沒有必要考慮,這樣的話，既不會辱沒皇權,更不會對皇帝的統治地位造成什麼危險。這就說明，南朝時期為防範後宮干政，戒備之心是隨處可見。
皇權統治者為了防止后妃臨朝、外戚擅權的最殘酷手段,莫過於“立子殺母”制。
自漢武帝劉徹帶了個頭，立昭帝為太子，賜其母鉤弋夫人死，以防呂后之禍,元魏政權道武帝拓跋珪也緊隨其後，遂以此為定製。
“宮中諸女所生子，將立為皇太子者,其母死。”《北史.卷93》
北魏王朝道武帝拓跋珪的寵妃劉貴人在兒子被冊封為太子後,劉貴人也就被賜死。
太子年幼思母,終日以淚洗面,道武帝拓跋珪說道：
“道武將立明元為太子，召而告之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於是劉貴人死，明元悲不自勝。”《廿二史札記.卷13》
這種殘忍的立子殺母之制,搖身一變就成了北魏政權的一直沿襲的一項祖制。
史記記載：
“《道武劉皇后傳》說道：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後以此法薨。
劉皇后即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後亦如此。世祖即位，轉奉乳母竇氏為皇太后。
文成帝妃李氏初為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為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是隻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
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陔餘叢考.卷16》
元魏王朝“子貴母死”之制，一直沿襲到了北魏王朝後期
因為，北魏宣武帝元恪信佛,在元詡為太子時,始終不忍對其母下殺手。
鑑於“立子殺母”制，非常殘忍,所以並不是所有皇權統治者都能加以借用。
因而，這種因違背倫理道德的制度在各方聲音的不斷指責下,北魏王朝自此以後,“立子殺母”制度也就沒有再繼續執行下去。
雖說，北魏王朝在推行“立子殺母”制度的同時,也並沒有徹底有效地根除后妃干政的這個必然的歷史現象。
畢竟，在北魏王朝統治時期,就相繼發生了馮、胡兩位太后臨朝稱制的現象。
正如史書所述，孝文帝拓跋宏因“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
由此可見，文成文明馮太后則朝權獨攬,朝廷政令皆出自於她一人之手。
而宣武靈皇后，也就是胡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完全以皇帝自居。
為了達到長期控制朝政的目的,胡太后又鴆殺親生兒子孝明帝。孝明帝死後,大將爾朱榮發動兵變,將臨朝聽政的胡太后及年僅3歲的幼主和王公大臣並沉殺於黃河。
北魏王朝不久就崩潰了。立子殺母,北魏皇帝可謂採用了最極端最毒辣的手段,但結果仍不能杜絕後妃干政。
對此,趙翼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卒之防患,而偶一破例,前此數代之冤禍,即中於此一人以報之,馴之破家亡國。是知滅絕天性以防禍者,未有不轉召禍也!立子殺母,“滅絕天性”,慘無人道。”《陔餘叢考.卷16》
但古代史學家不可能意識到,后妃臨朝是中國封建政體的必然產物,只要有皇帝制度、后妃制度存在,后妃、外戚專權的現象就會反覆重演,未有窮時。
唐初,后妃、外戚勢力受到限制,這和長孫皇后的明智之舉、防微杜漸是分不開的。
唐太宗即位後,立長孫氏為皇后,太宗對她十分寵信。但長孫皇后從不幹政,還主動裁抑外家權勢。
根據《舊唐書.卷51》記載：太宗常與後論及賞罰之事,對日:‘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預聞政事。
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答。長孫皇后的哥哥長孫無忌與唐太宗為布衣之交,在為李世民爭奪帝位的鬥爭中功推第一,常出入禁中。
太宗將引以輔政,長孫皇后卻再三勸拒,她對太宗說妾既託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佈列朝廷。
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戒,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尚書、右僕射。
後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後意乃懌。
長孫皇后臨終前,還一再叮囑太宗：
“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為幸矣。”《舊唐書.后妃》
在長孫皇后的裁抑和勸勉下,長孫無忌和高士廉等外戚,雖備受皇帝眷寵,但從不敢“恃貴驕縱”。
他們始終兢兢業業,以“盈滿為誡”,並殫精竭慮輔佐皇室。總之,長孫皇后為鞏固唐初的皇權,抑制外戚,穩定時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唐高宗、中宗時,由於皇帝昏聵,女主臨朝、后妃干政的問題十分突出,李唐統治岌岌可危。
但也有不少效忠皇室的大臣站出來諫諍,指出后妃臨朝的危害。如昏庸的唐高宗將下詔遜位於武則天,召宰臣廷議。
“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則帝之與後,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
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
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族。”《冊府元龜.卷317》
“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唐會要.卷57》
郝處俊引經據典,抬出至高無上的皇位繼承製度,使高宗放棄了禪位武后的念頭。
唐中宗韋皇后效法武則天,也想嚐嚐當女皇帝的滋味。每當中宗臨朝視政,她也垂簾殿上,預聞政事。
韋后勢力一大,立刻引起朝臣們的不安。
桓彥範上奏,用前代帝王與婦人共同謀政,無不國破家亡的事實,勸諫中宗“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幹外朝。”《大唐新語.卷2》
左拾遺賈虛己也上疏進諫:
“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武后父太原王,股鑑不遠,須防其漸。”《通鑑紀事本末》
雖然唐高宗和唐中宗這兩位懦弱昏聵的皇帝,最終不能採納群臣的意見,導致朝廷大權一度落入女主之手,但這並不妨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自西漢出現呂后擅權以後,朝廷防範女主預政已成為牢不可破的傳統。大臣們決不會認為這是宮闈之事而作壁上觀。
一些堅決維護皇室利益的朝臣會奮不顧身,甚至冒被族誅的危險,反對女主臨朝、垂簾聽政。
如唐中宗被廢后,徐敬業起兵反對武則天稱帝,駱賓王撰寫《討武曌檄》,怒斥武則天的“罪行”。
又如韋后專權時,太子李重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發動宮廷政變,防止韋皇后重登女皇寶座,建立韋家朝廷。
儘管因力量懸殊及事先策劃不夠周密,徐敬業起兵很快被武則天鎮壓,李多祚、李重俊亦慘遭韋后殺害,但這些鬥爭有力地打擊了后妃勢力,為李唐王朝最後從武則天、韋皇后等女主手中奪回政權奠定了基礎。
神龍元年(705年),張柬之、崔玄、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擁唐派大臣趁武則天病重之際,發動宮廷政變,誅殺張昌宗、張易之,幫助唐中宗復辟,最終完成了倒周復唐的使命。
繼李多祚等人失敗後不久,臨淄王李隆基與太平公主合謀,起兵誅殺韋皇后、安樂公主、武延秀等人。
至此,武、韋后妃集團被徹底消滅,天下復歸李唐。
由於唐代沒有制訂出具體的防範措施,后妃專權的情況還是十分嚴重。
“高祖龍飛,宮無正寢,而婦言是用,釁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舊唐書.卷51》
武氏、韋氏后妃、外戚雖被剷除,但后妃干政事件並未從此杜絕。
自武則天晚年病重被逼退位後,短短8年時間,李唐王朝君位四易其手。
每次易位,都伴隨著一場血腥的屠殺,直至唐玄宗即位之後,才重新恢復相對穩定的統治秩序。
然而,唐玄宗統治後期又出現了外戚擅權的局面。
唐玄宗專寵楊貴妃,貴妃的堂兄楊國忠因此而飛黃騰達,由布衣而至宰相,位極人臣。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執掌朝政大權,專橫跋扈,不可一世。結果是楊國忠專權亂政於中央,安祿山叛亂禍國於地方。
安史之亂時,楊國忠被皇帝衛兵殺死,但唐王朝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
安史之亂後,宦官專權,總攬朝政,后妃、外戚勢力衰落,再也沒有形成較大的后妃集團。
“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徵討之勤,內寡嬿之私,群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新唐書.后妃傳》
如唐穆宗死後,太子即位,時年16歲,是位少年天子。有人奏請郭皇后垂簾聽政。
郭後發怒道：
“吾豈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 《續通志.后妃傳2》
其實,不是郭後不想臨朝聽政,而是形勢變了,后妃也就識相而退了。
雖然有時皇帝仍“以外家倚之”,但晚唐宦官勢力崛起,控制朝政,連皇帝的生死廢立都操之其手,后妃、外戚勢力難以與之抗衡。此為當時政局之一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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