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人》【美】楊·T﹒格羅斯著，張祝馨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
因為外出有一段長途飛行的時間，我順手帶上這本裝幀精巧的《鄰人》，以便排解旅途的枯燥無聊。但當我翻開這本小書的第一頁，映入眼簾的一行小字就讓我感到了沉重——波蘭小鎮耶得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
“ 1941年的一個夏日，波蘭小鎮耶得瓦布內中的一半人謀殺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猶太男人、女人和兒童，共計1600人，僅7人倖存。鎮上的猶太人被棍打、溺斃、燒死，這一系列惡行並非出自抽象的‘納粹’，而是擁有真實面孔和姓名的人們，這些猶太人所熟悉的人：他們過去的校友、向他們買牛奶的人、與他們在街上閒聊的人——他們的鄰人。”
我曾經到過波蘭，那裡的金色秋天給我留下了美好記憶；也曾參觀過肖邦故居，在我的印象中，波蘭就是詩和音樂的國度。但是這本沉重的小書，卻使我的心情變得陰鬱。
這本書不是小說，但通過證詞、證據，殺人兇手、殺人動機，猶如一部偵探小說，將那個夏日發生的事，一步步地復原和重構。格羅斯在本書中以“二戰”期間的波蘭—猶太關係為討論核心，揭開了人類現代史上公認的受害者波蘭人在極端環境下殘暴的一面，為我們反思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立場。
位於波蘭東北部的耶德瓦布內（圖片來自網絡）
人類的獸性在何種情況下會被激發
掩卷沉思，我們首先會提出的問題是：熟悉的鄰人為什麼會慘無人道地殺害猶太人？人類的獸性在何種情況下會被激發？波蘭民族多災多難。歷史上波蘭曾被滅國，“一戰”之後才重新建國。從1939年到1945年，波蘭又先後被蘇聯和德國侵佔，國土遭受踐踏，人民遭受蹂躪。1940年，2萬多名波蘭軍人在蘇聯斯摩稜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被集體殺害，波蘭曾經拍攝《卡廷慘案》等影片，塑造自己的受害者形象。但受害者同時又成為施害者，這裡面的原因值得深思。
耶得瓦布內大屠殺的發生有多重因素。這裡面有天主教對猶太人宗教上根深蒂固的仇恨，認為是猶太人害死了耶穌基督，並用天主教徒的血做逾越節薄餅，猶太人是萬惡之源。這裡面也因為猶太人和蘇聯的聯繫與傾向，在蘇聯佔領波蘭期間，個別猶太人出面迎接，對蘇軍表示友好，而波蘭人對蘇軍有著強烈的不滿，德軍的到來反而受到波蘭人的歡迎，認為是德軍解放了他們。正是雙方對蘇軍、德軍的不同態度，加重了波蘭人對猶太人的仇恨情緒。還有“鄰人”對猶太人財產的覬覦，使得他們在大屠殺過後，“用斧頭劈開尚未完全肢解的屍體尋找金牙，極盡所能地破壞這些‘神聖殉道者’的肉身”，並侵佔猶太人的住房與財產。
但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根本的原因還得從人性在異常社會的失序去尋找。波蘭的反猶傳統長期存在，在國家法律控制和道德的約束之下，並未出現大範圍的惡性事件，但伴隨著波蘭領土先後被蘇德侵佔，國家機器禮崩樂壞，導致原先剋制恐懼、偏見、仇恨、貪婪等內在衝動的社會規範蕩然無存，出現了道德淪喪以及“人際關係殘暴化”的局面。人們被戰爭和死亡的恐怖所籠罩，戰戰兢兢朝不保夕，負面情緒一觸即發。同時，這種情緒也被極權主義者所利用，正如作者所寫的：“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的制度化……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崩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人們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自己。”發生在耶得瓦布內的大屠殺，是一場失控的仇恨釋放，是人性中隱藏獸性的集中爆發，是波蘭人對猶太人原有的敵視情緒在戰爭條件下被點燃並且被劇烈放大的結果。通過屠殺猶太人，他們“一舉多得”，宣洩對猶太人的仇恨，侵吞猶太人的財產，消除將來遭受報復的未知恐懼，更重要的是，馴從或討好排猶反猶的佔領當局。
耶德瓦布內鎮上的猶太會堂（圖片來自網絡）
個體的罪責絕不能推卸給集體
耶得瓦布內大屠殺是在納粹清洗猶太民族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當時血腥的集體迫害不但被容許，甚至有時還被鼓勵，尤其是在蘇德開戰之後。所以，一些參與耶得瓦布內大屠殺的波蘭人就會以各種理由推卸罪責並毫無悔意。耶日·勞丹斯基是一個當時年僅9歲的暴徒。像其他兇嫌一樣，他在自我陳述中竭力推卸責任，淡化自身參與的色彩。1956年，勞丹斯基給政府寫了一封請求信，稱自己是一個遭受不公判決的愛國者。他把大屠殺的責任全部推給德國納粹，而自己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波蘭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但一個老婦指認，就在7月10日下午，在大街上狂奔的勞丹斯基告訴她，他已經殺死了兩三個猶太人，正在繼續追殺另外的人。
格羅斯在書中提出：“反思那個時代時，我們絕不能將責任推卸給集體。我們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頭腦，才能記住，要為每一起殺戮負責的，只是某一個或某一群特定的兇手。”這段話真的是震聾發聵。在群體性事件中，人們往往習慣以“法不責眾”來逃脫個體的責任，使得一些罪人心安理得。人在集體中的確容易受到影響，但仍然會有一部分人保持清醒，人性之善和人性之惡往往在這種背景下會看得更清。作者繼續寫道：“集體性的身份認同來自一些特殊的、驚人的或異乎尋常的事件中。換句話說，集體身份是由超越常規的、異常的行為構建起來的。雖然他們只是區區個體，是某個弗萊德里克，某個簡，或某個米柯瓦耶，某個確實參與了事件的人，但作為集體身份的組成部分，他們也都屬於那個集體性的‘我們’。因此波蘭音樂理所當然會為‘我們的’肖邦驕傲；波蘭科學為‘我們的’哥白尼驕傲；……因此，我們有理由發問：像勞丹斯基和卡羅拉克這樣的人所做的種種惡事——這些事也同樣是驚人且不尋常的——是否也構成了波蘭集體身份的一股力量”？這段話很好地釐清了個體與集體的關係，個體是集體的分子，個體的作為構成了集體的作為，絕不能將個體的責任推卸給集體。
耶德瓦布內鎮上的紀念碑（圖片來自網絡）
“同胞們，我們無法迴避歷史”
耶得瓦布內大屠殺在波蘭曾經被長期遮蔽。在耶得瓦布內有兩塊戰爭紀念碑，其中一塊碑文說1600名耶得瓦布內猶太人都是被納粹殺害的；另一塊碑文則認為這些猶太人是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納粹和秘密警察殺害的。波蘭裔美國曆史學家、社會學家格羅斯憑藉一己之力，強行撬開波蘭現代史上緊閉的、沉痛的一章，用事實說明，殺死那1600名猶太人的，正是他們的鄰人。因而，《鄰人》的出版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和爭議，在波蘭激起了長達兩年的關於波蘭—猶太關係的集中討論。波蘭議會在本書出版後發起了對耶得瓦布內大屠殺的調查，波蘭導演瓦迪斯瓦夫·帕西科夫斯基受到本書和相關討論的啟發，拍攝了電影《沉默的共謀者》。波蘭總統亞歷山大卡欣斯基要求波蘭人“為我們同胞們所做的尋求寬恕”。但就在近年，波蘭議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禁止使用“波蘭死亡集中營”等詞語來描述“二戰”期間納粹設立在波蘭的集中營，防止人們認為波蘭參與了“二戰”期間的大屠殺。以色列方面則發表聲明，反對這項新法案，表示“這會模糊德國人在大屠殺期間得到波蘭幫助的歷史真相”。這說明，對“二戰”期間發生在波蘭的屠殺猶太人的事件真相仍然存在爭論。
其實，《鄰人》的意義不僅僅針對波蘭，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正視歷史的問題。正如格羅斯在書中寫的：“一個社會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集體傳記。……如果一部集體傳記中出現了一個彌天大謊，那麼它以後記錄的所有事，也都喪失了真實性，時時要為真相被揭露擔驚受怕，這樣一個社會成員將無法好好生活，而是時時多疑地回頭張望，想要知道別人對其所作所為的想法。他們必須時刻迴避那些已經深埋於過去的恥辱歷史，並堅持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捍衛‘波蘭的美名’。他們會把自己遭遇的所有挫折和苦難，都認為是他們敵人精心策劃的陰謀導致。在這方面，波蘭並不是歐洲國家的例外。波蘭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為了矯正它的歷史，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將自己的過去重新講述一次。”
在《鄰人》的扉頁上，赫然印著美國前總統林肯的一句話：“同胞們，我們無法迴避歷史”！是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正視自己的歷史，才能放下包袱，輕裝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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