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成文法来自于中国。
《酒诰》成形于商末周初。这篇禁酒法令是针对新封在卫国的“康叔”所作，卫国是原商朝统治核心区域，此地民俗民风大多以酒为乐，周公特以《酒诰》的形式告诫康叔切不可放纵饮酒，误国误己。
严格限制只有祭祀时才可饮酒，切勿酒后丧德。第二，饮酒之时约束自己不要喝醉，做到“德将无醉”。第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劝诫国人减少酿酒，爱惜粮食。从《酒诰》可以看出，这个禁酒令立法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误国，二是保护粮食。
粮食紧缺一直是19世纪之前禁酒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从社会史角度来看历代“民食”问题，政府起的调控作用仅仅是使用行政手段保证百姓在温饱线上下徘徊，而不至于激起民变，无论是限田制还是均田制，所有的土地政策仅仅是用来保证社会稳定和政权的有效延续。粮食的供需稳定大过一切，因而酿酒作为粮食的非食用性溢出部分，历来都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 如文颖在《汉书·文帝纪》中注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对般百姓足以起到威慑怍用。到了北魏，文成帝曾下令：民间私自“酿黏饭（即酿酒）皆斩之”。南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六月，因长江下游水患频仍，宋文帝是月断酒。五代后汉，凡私自造酒者，即处以弃市（杀头后弃尸闹市以警他人）。
清初，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人田矛盾日益突出，粮食问题越来越受到统治者重视。禁洒禁曲开始作为一种干预粮食消费的政策纳入到宏观经济的调控中。清代首次全国性禁酒政策始于乾隆二年（1739），是年五月，乾隆帝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严行禁止造酒，指出：“五省烧锅之事当永行禁止，无可疑者。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
唐初，为了固统治根基，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允许公私兼营盐铁木等山泽之利。自高宗、武后时期起，土地兼并全面抬头，均田制日趋废坏，均田农户大量流失，租庸调农业税收受到冲蚀，官俸、军费等财政支出很难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 安史之乱爆发后，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沦陷，国库尽失，使国家财政基本陷入崩溃，收支矛盾愈加尖锐。在内外交困下，增辟农业税收之外的其他财源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针对大规模日常消费品的的禁榷制度应运而生。禁榷是指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政府对一些利润丰厚行业从生产到销售的垄断性经营，也称为辜榷或榷。《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中释“榷”字之义，曰：“榷，谓专略其利。”按颜师古解释：“榷者，步渡桥，《尔雅》（这是中国第一部词典）谓之石杠，今之略是也。禁闭其事，总利入官，而下无由以得，若渡水之榷。” 榷酒制度并非唐王朝与生俱来的经济制度。立国初时基本上继承了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酒坊，与百姓共之”的官私酒业共存政策，一直到代宗朝才发生重大变化。史载广德二年(764年)十二月，代宗敕令：“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数年后，又对此敕令做出补充规定：“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 与榷酒制度相互补充的是德宗朝推行的官酤制，“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京师官办酒坊外的酿酒行为皆为非法。自建中二年(781年)五月打响的削藩战争很快将国家财政拉入深渊，每月一百多万贯的军费支出迫使政府极尽征敛搜刮之能事，酿酒之利再次引起统治者的垂涎。如果说榷酒是一种官方特许经营制度，依旧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酿酒；官酤制则是彻头彻尾的官方垄断经营，酿酒业的国进民退给唐后期国家财政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历史上最著名的禁酒令则是1919年美国颁布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得法案（Volstead Act），该系列法案1933年被第二十一修正案废止，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废除的宪法修正案。
这场禁酒运动起源于18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前后美国掀起了一场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教派，如浸信会、长老派教会、卫理公会等，强烈反对正统基督教所宣扬的预定论，指出所有人的灵魂均可以得到救赎。它强调真善论，认为人可以做到至善至美。实际上，这场宗教运动就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社会福音教派通过布道的形式，向人们宣扬宗教和社会改良思想。与其它教派相比，福音派教会更关心世俗，牧师们号召教徒关注社会问题，在社会活动中净化自己。
他们对饮酒、教育、妇女和奴隶制度等社会问题十分关注，并组成不同的协会，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对于饮酒问题，福音派新教徒宣称，圣灵不会拯救沉酒于酒精的酒鬼。他们还指出，酒类零售商向人们出售威士忌酒，从而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酗酒使男子丧失了赡养家人的义务。在他们看来，反对酗酒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禁酒就可以帮助酗酒者得到拯救。最早的禁酒组织大多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例如1812年成立的马萨诸塞制止酗酒协会（MSSI）及1826年新教代表成的美国禁酒协会等。
除了宗教势力，女权主义者也在禁酒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通过的第十四宪法修正案，赋与了黑人同白人一样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废奴运动的全面胜利，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女性群体起到了主力作用；同样地，女权主义者也极力地投入到禁酒运动当中，她们强调，酗酒是造成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她们主张禁酒改变男性的行为，是为了保护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是为了使得女性可以在家庭里拥有与丈夫平等的地位。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为当时最大的妇女组织，他们同社会福音派教会一道将禁酒运动推向高潮。当然，女权主义运动最终的目的是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力平等，但这直到禁酒令之后的第19次宪法修正案（承认妇女投票权）才得以实现，女权主义者们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如果禁酒属于日神式的理性和文明，那么广大沐浴在酒神精神里的人民则在无数次禁酒运动里发挥着自己无穷的智慧。毫无例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禁酒运动最后都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大臣的反复劝谏下，由唐德宗推行的榷酒制度在兴元元年正月明令停罢，当月发布的《奉天改兴元元年赦》云:“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乾隆颁布禁酒令仅十天，刑部尚书孙嘉淦便抗旨上疏，谓“烧酒之禁，无论禁之而滋扰，扰之而终不能禁”。其理由是烧酒用高粱等粗粮，烧酒价贱而民乐买，禁烧酒不但粗粮委弃无用，不利盖藏，反而有碍积贮。禁烧酒后贫民收入减少而支出大增，不利民生。
如果公卿之怒还说明不了问题，那么俄罗斯人民则用战斗精神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才是永恒价值。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颁布《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后，随即导致全国性的食糖短缺。人们大量抢购白糖在家里私酿白酒，乡村的私人酿酒坊更是遍地开花。 这种私人的烧锅技术设备简单，甲醇和杂醛无法过滤，对人体的损害很大，但这丝毫不影响俄罗斯人的饮酒热情。含酒精的古龙水和鞋油也开始作为日常饮料的补充，携带大量乙二醇防冻液的米格25被人们亲切的称为“飞行的酒馆”，而R-2短程弹道导弹里的高浓度酒精燃料更是高级将领和援中专家才可以享用的高级饮品。 美国人没有毛子这样勇敢，但想出的点子却更加高明。根据《禁酒法案》，葡萄种植者可把葡萄榨汁，以葡萄汁或浓缩果汁的方式出售。如此一来，美国的种植农就想到了一个卖酒的好方法：他们先将葡萄酿造成不含酒精的“葡萄酒砖”，让消费者自行储藏发酵成葡萄酒。只需在包装上贴上警告，提示消费者私自制作葡萄酒是违法行为，生产者便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有意思的是，受20年代新文化的冲击，美国妇女对禁酒的态度发生了始料不及的转变。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都市摩登女郎们将饮酒视为对传统的挑战，是展示女性个性与男性分享权利的绝佳机会，禁酒则无疑让女权主义者失去了权利主张最好的道具。
随着地下酒馆和妇女饮酒文化的悄然兴起，爵士乐、饮酒、性开放和舞会不仅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新女性增加个人收入的重要渠道，妇女与禁酒运动牢不可破的纽带就这样破裂了。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和自由主义崛起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反禁酒的队伍里。
1933年，这场“神圣实验”终于在罗斯福手中寿终正寝，享年14岁。閱讀更多 文刀白水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