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明清以来，各代帝王统治者们一旦听到在某地区的某事件中“出现了白莲教的影踪”等所云，无论区域有多偏远、事件有多渺小，无不顷刻勃然大怒、紧张无比，然后头疼心烦、夜不能寐等等。因为自元代以来，在历次朝代更迭中所发生的大型的民间反叛、起义里都出现过白莲教的身影，并且情节颇重，无论作用还是影响，皆强悍而深远。
但事实上，白莲教早期念佛持戒、恪守清规戒律，其信徒敬奉佛祖人先，但求心诚不讲剃度，是一个半僧半俗式的低调民间团体。因为教义简单、经卷通俗易懂，所以为广大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有关白莲教的“宗教黑市化”，在现代学者中拥有巨大的分歧。一种说法是：因为教规松散导致教内门户林立、信奉各有所向，最终导致白莲教分化变质；部分教徒的言行、做派危害一方并与当权者的意愿对立，逐渐由红转黑。而另一种说法则表示明代及以后，统治者因为 “维稳”工作的需要，将许多破坏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活动都归咎为“白莲教”所为。此时的白莲教已逐渐被戴上了黑市代表的标签，成为朝廷正统们的打击对象，真正的白莲教已不知所踪。
原本出身低微、做事低调的草根民间教派，及至中老却变得盘根错节、虫蛀病害，其过程暗含了许多值得今人探讨研究的史话。
一、白莲教创立初衷淳朴，又在论经礼佛的基础上简化了教义，受到民间的广泛推崇，也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白莲宗创立者慈照法师曾被流放
白莲教又名白莲宗、白莲社，它发迹于唐、宋时期，是一个在民间比较低调、传播却非常广泛的宗教团体。
传说东晋时期，佛教的净土宗始祖释慧远法师，在江西庐山的东林寺与“东林十八高贤”之一的刘程之居士等人在白莲社结识、共同论经礼佛。这就是白莲教最早的雏形。南宋绍兴年间，吴郡（今江苏）昆山地区的慈照法师（原名茅子元），在当时佛门教义松散、净土宗分支立教广为流行的风气下，开创一个了新的教派——白莲宗。
慈照法师
慈照法师根据天台山的佛宗理念，描绘出《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把过去纷繁复杂的念佛修忏仪式进行简化，用于白莲宗的仪式，创设出《白莲晨朝忏仪》。又规划出了“普觉妙道”四字为教众的辈分等级；并在淀山湖的湖畔建造了白莲忏堂，自尊为白莲导师，坐于堂中接受教徒的朝拜，白莲宗自此而初步定形。
因为开宗者慈照法师系出佛门，所以白莲宗的教义源于佛教的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相当于为净土宗的一个分支，也因此白莲宗提倡教徒日常念佛斋戒，教义中规定其教内信徒须坚持“五戒”，即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由此看来教义也与佛门净土宗大致相仿。只是到了元代，白莲宗教渗入了许多其它宗教的思想观念，教规教义开始驳杂纷乱起来，从者如流，由此白莲宗逐渐由崇奉阿弥陀佛转为崇奉弥勒佛，同时白莲宗改称白莲教。
汉传佛教 净土宗
白莲教建立初期，因慈照法师简化后的教义浅显易通，但求修心、不求剃度的修行方式简便易行，门槛很低，广大劳苦群众都可以参与其中，所以白莲教的传播速度极快。但也因此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心理、遭到无情的封禁和打击，创立者慈照法师曾经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
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白莲教教徒群体逐渐庞大、受到封建统治者注意，在难以调和的官民矛盾影响下，白莲教被污蔑为诸多恶性事件的始作俑者
到了南宋后期，白莲教虽仍被一些以正统自居的佛教门派和县域官方视为“邪魔秽党”，但由于国家随时都面临烽火四起的危局、民众对家国信仰淡化，念经礼佛成为人民仅有的精神寄托，再加上白莲教的低调和秘密性，所以仍然传习甚广。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白莲教的踪影。
人头攒动的宋朝街市
元朝统一中国初期，对宗教没有非常明确的管理思路，采取的是放任发展的态度。而白莲教因“教化民众向善如流”而受到朝廷的认可和奖励，从此进入全盛时期。除了旧址淀山湖白莲堂外，江西庐山东林寺成为元代白莲教的第二个活动中心。
全盛时期的白莲教提出“普化在家清信之士”，大力发展不用剃发、不穿僧衣、在家修行的职业教徒，并称之为“白莲道人”。史料记载：元朝时期由白莲道人为主组成的道场、堂庵遍布全国各地，人数从几十到几千，规模甚至与发展千年的佛门寺庙、道观相差无几……常年香火不断，“业务”范围也日渐扩大，从皇家的祈福增寿到地方佛事弘法都囊括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施舍接济、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白莲教的堂庵多为教徒自建，因此田地资产多为私有，堂主、住持大多数也是子承父业、世代相传。
但是教徒与势力的增长并不一直有着好的意味，飞速发展的白莲教很快就受到了明朝统治者的注意。在《讨张士诚令》中，朱元璋曾经指出：
“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
文中“弥勒”指的便是元末明初时期，白莲教教徒所普遍信仰的新兴教义：弥勒下生。意为佛祖将在某一特定的时刻降临人间、普渡众生，并创造美好世界。而朱元璋则认为，信仰是人民聚众谋叛的重要原因，如若信仰成为民众信念的基本导向，而统治者又无法约束人民信仰的话，则会为国家的统治根基带来很大的威胁。 “弥勒下生”这一邪说强烈动摇了民众的观念，让社会动乱因素剧增，长久以来，国家统治根基将得不到保障。
朱元璋
本身官与民的矛盾极难调和，而有一个可以随时堂而皇之引导民众舆论、口伐笔诛的转嫁矛盾对象，对统治者来说无疑是极为合适的，而这个对象，就是在民众和官方两边口碑都不太好的白莲教。于是在统治者们的刻意抹黑下，白莲教这一名号逐渐与叛乱者、破坏者等负面词汇联系起来，无论大小动乱事件，总是被冠以“白莲教所为”的标记。
此时的白莲教已被戴上了黑市代表的标签，成为朝廷正统们的打击对象，然而真正的白莲教早已不知所踪。
三、在受到官方“莫须有”的打压后，宋元时期的白莲教逐渐脱离原本教义，继“被动黑市化”后，亦开始了“自发黑市化”
在宋元时期，因为白莲教在各方面的发展与传播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范畴，比较守本分、尊规矩，因此还勉强为统治者所容纳。但是长期以来，教律松散、管理不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经历了一番教徒的淘洗与教义的篡改变化，白莲教最终脱离正统佛教范畴，向毫无教义的民间组织发展。
首先是经过长期流传，元代白莲教的组织纪律松散，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其中有的教徒为一己私利借着白莲教的名头招摇撞骗、聚众寻衅滋事、为害一方或者武装反抗地方政府，甚至做出领导人民造反的举动。
如火如荼的白莲教起义
公元1351年，天降自然灾害，洪水引发黄河决口，以元朝政府强征民夫、手段残暴，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因此，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与官府呈敌对态势，白莲教自此走上“被黑市化”的道路。
明代的白莲教信徒的组成五花八门，人数众多，但主要来自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白莲教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元末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就是“明王出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亦以“大明王”之名登基称帝。
虽然与白莲教关系密切，但他深知白莲教声势浩大、不易与，所以建国后，很快颁布了禁令想要取缔白莲教。但是，此时的白莲教气候已成，反而呈现出更名潜行、暗中流传愈演愈烈的局面，并且在朝廷的打压下教徒接二连三的起事造反，直到明朝末年也未曾消停过。而这个时候参与起事的白莲教教徒，有的早已脱离了白莲教初衷，甚至不知教义为何，只一门心思起义造反；有的甚至篡改利用教义、煽动民众。
清朝前期，因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比较平稳，所以白莲教虽有因不满满族统治而提出“反清复明”，却并没有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浪。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因为白莲教教主刘松先被捕充军后又因谋反被处斩这件事，在清政府大力查处、株连许多无辜的情况下越闹越大，荆州、襄阳、四川、陕西、甘肃等处的白莲教教徒打着“官逼民反”的口号纷纷揭竿而起。清政府剿灭不力，施行“坚壁清野”的方法才平息了此次事件。
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源自官方的“被动黑市化”成为了白莲教受到抹黑的原因之一，但由于信仰太过广泛、教义通俗易懂，最终导致教徒鱼龙混杂、教派自乱方阵，白莲教的“自黑”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和平安宁的岁月里，白莲教作为佛、道正统宗教的补充，在下层社会发挥了佛、道二教所能起到的稳定社会安抚民众的作用；在发生朝代更迭、社会动乱或者天降横祸、民不聊生的时候，白莲教就会相悖于佛道教义，化身成人民群众暴动、起义的领袖与旗帜。
纵观白莲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最初“以佛为本”淳朴厚善，发展到后来“黑市化”。为旁支派别林立、名称更迭不断，信奉花样百出、叛乱罪魁祸首。一方面是教派本身无法秉持初心、疏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归咎于宋明统治者对民间教派管理不当，导致白莲教定位游移、处于灰色地带，最终走上了黑市化的末路。虽然白莲教曾代表了大多数布衣民众的诉求，但最终为图谋不轨者搅成了一潭浑水。但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于庞大的教徒群体为白莲教带来了如同“双刃剑”的影响，其中的弊端便是：在民众受到打压时，民众的诉求自然大而化之地被概括为了白莲教的诉求，白莲教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被封建统治者扣上了黑市化的帽子。
参考文献：
《明史》
《中国宗教通史》
《道学通论》
《宋明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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