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至樂館主
《從身份到契約》何兆武著，上海學林出版社，2020年1月
【館主曰】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認為，“人類社會與人類文明的進步大抵上不外通過兩條途徑或者說採取兩種手段，即不是革命就是改良。”他之所以撰文《激進與保守，革命與改良》，推薦18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柏克的名著《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從另一個視角來審視革命的價值和意義，實際上是引導人們也開闊視野，看看改良在人類社會進步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因為柏克所在的英國，並沒有像法國那樣經歷大開大合的革命，但發展效果絲毫不弱。
革命一詞源遠流長，根正苗紅。做革命接班人的召喚，曾經令多少人（館主顯然在列）熱血沸騰，萬里皆紅。砸爛舊世界，誕生新天地，這是革命誘人的浪漫主題。年長後漸漸明白，中國數千年曆史前行的動力按鈕，正是革命二字。眼看他高樓起了，眼看他高樓倒了，不革命無中國。
改良二字由來已久，與革命一詞相比，就羞羞答答多了。館主最早的印象來自於初中歷史書，稱戊戌六君子系資產階級改良派，不徹底，註定不成功。徹底不徹底，我也沒有深究，可失敗了卻是事實。因此，改良二字在館主年少的心靈裡留下的是陰影，與那時萬惡的資本主義好像是“親戚”，不受待見。改開之後，世間萬象紛至沓來，當年覺得不好的事物，看得多了，慢慢就順眼了。改良二字不再煩人，也不必遮遮掩掩了。
何先生認為，人類文明的進步首先而且主要的是靠此前歷代智慧的積累。如果不是站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之上，反而把前人的成就和貢獻一掃而光，人類就只好倒退到原始的野蠻狀態，一切又再從零開始。前人積累的智慧結晶不但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不但包括科技和藝術，也包括歷代所形成的種種風俗、體制、禮儀、信仰、宗教崇拜、精神面貌和心靈狀態等等。
何先生的這番逆耳忠言，從史學角度深刻地回答了一個有趣的經濟學問題，即擁有5000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為什麼勤勞節儉卻不富有？
作為保守派理論家的柏克也曾猛烈抨擊法國革命：任何人都無權以革命的名義（或以任何的名義）去破壞和摧殘全民族、全人類千百年的智慧所積累的精神財富。
何先生認為，歷史上，大凡一個激烈變革和動盪的時代，總不免出現兩種傾向：一種是要砸爛一切舊傳統的革命傾向，一種是要維護舊傳統的保守傾向。而每一派又總免不了夾雜大量的感情宣洩和意氣用事，使得純粹的學理探討無法不為情緒化的成分所幹擾。恐怕要待到事過境遷之後，人們再回首前塵往事，才能比較心平氣和地進行冷靜的反思。
對於這片到處充滿革命基因的赤土，何先生以史為鑑的智慧，能否澆出現代文明之花呢？
本文摘自《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之《從身份到契約》一書，系何先生寫於1999年，最初發表在《博覽群書》雜誌1999年第2期，原文標題為《激進與保守，革命與改良》。本文標題由館主所擬，內容略有刪改。
百歲哲人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著名歷史學家、翻譯家。1921年9月生於北京，原籍湖南嶽陽人。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至今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長期從事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著有《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文化漫談》等，口述《上學記》等。
綜觀史乘，人類社會與人類文明的進步大抵上不外通過兩條途徑或者說採取兩種手段，即不是革命就是改良。改良是演進（evolution），反之革命（revolution）則意味著——在字源學的意義上，借用一個“文革”的術語——“翻它一個底朝天”。或者說，改良是不動根本，只進行局部的小修小補，而革命則是動徹底的大手術。
一個人生病就醫，應該是對症下藥，而並非是非動大手術不可，手術越大就越好。有的病需要動大手術，有的只需動小手術，有的甚至不需動手術乃至不需治療就可以自行痊癒。生理的病如此，社會的病亦然。
法國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可謂“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剗然一新者”（陳獨秀語）的大事。18、19世紀整個的西歐和北美，19、20世紀的中國和許多亞非拉國家都曾受到它的強大的思想影響，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事實。
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正如20世紀初俄國的十月革命，產生了世界性的震撼，幾乎是迫使當時每一個知識分子，都必須站在它的面前亮明自己的態度：是擁護，還是反對。
何兆武先生譯著《法國革命論》
然而極可矚目的是：正當大多數知識分子普遍在歡呼法國大革命的原則和理想的勝利之際，英國卻有某些文人學者（有趣的是，我們在當時英國浪漫詩人中看到出現了不同的政治傾向）發出了不同的聲調，他們是以嘲笑、譏諷乃至謾罵的態度，去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他們責難法國人只喜歡大哄大吼、大喊大叫，以空洞的口號和豪言壯語譁眾取寵。而後代英國的歷史學家們，也紛紛喜歡援引英國曆史比較平穩的發展，來和法國革命風雷激盪的場景相對比：同時代的英國並沒有那麼多令人頭暈目眩的戲劇化場面，可是英國的發展水平，比起同時的鄰國法國來卻毫不遜色，甚而猶有過之。看來似乎把一切舊的都砸得稀巴爛，打它一個落花流水，也未必就是國家和人民之福。
無論如何，僅僅從純邏輯的角度著眼，出現一個保守主義的流派，作為對革命思潮的反彈——而尤其是在英國——就成為思想史上一幕應有的必然。而奠定這一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人和先行者，應該首推柏克。
人類文明的進步靠的是什麼？首先而且主要的是靠此前歷代智慧的積累。如果不是站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之上，反而把前人的成就和貢獻一掃而光，人類就只好倒退到原始的野蠻狀態，一切又再從零開始。
前人積累的智慧結晶不但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不但包括科技和藝術，也包括歷代所形成的種種風俗、體制、禮儀、信仰、宗教崇拜、精神面貌和心靈狀態等等。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柏克對法國革命猛烈抨擊的重點正在於這樣一點：任何人都無權以革命的名義（或以任何的名義）去破壞和摧殘全民族、全人類千百年的智慧所積累的精神財富。
歷史上，大凡一個激烈變革和動盪的時代，總不免出現兩種傾向：一種是要砸爛一切舊傳統的革命傾向，一種是要維護舊傳統的保守傾向。而每一派又總免不了夾雜大量的感情宣洩和意氣用事，使得純粹的學理探討無法不為情緒化的成分所幹擾。恐怕要待到事過境遷之後，人們再回首前塵往事，才能比較心平氣和地進行冷靜的反思。
柏克此書的書名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按當前流行的術語，亦可譯作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但此書是在革命初起的高潮刺激之下寫成的，柏克本人又是虔誠的宗教信徒，對傳統文化懷著濃厚的愛戴之情，所以今天中國的讀者大概很難設身處地體會作者本人當時的心態和思想感情了。然而歷史上任何一種思想理論能夠傳之久遠而歷久不衰的，必定會有某些因素是訴之於人類普遍的理性思維的，因而值得我們去重視和研究。
事實上，不認真研究前人的遺產，又怎麼可能超越前人呢？損之又損，撇開一切歷史上的具體問題不論，柏克的保守主義理論中，似乎包括有如下兩點言之成理的論據是值得加以考慮的。
如前所述，一個論據是：人類文明乃是歷代人民智慧的結晶。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或政權有資格或有權利摧毀這座屬於人類世世代代的寶庫。徹底砸爛以往文化的傳統，就只能是開歷史的倒車，使文化又退回到原來的起點。這樣，走極端的革命恰好是走上了復古主義的老路。何況，對於歷史傳統我們也是徹底決裂不了的。今天的一切都是過去傳統的產物。珍惜傳統這份寶藏，或許要比與它宣告最徹底的決裂，可能為文明的建設和進步保留更多的元氣。
另一個論據是：所謂的理性並非是包醫百病的萬靈丹。歷史與現實生活，其內涵是如此之繁複而又包羅萬象，在它的面前單純的理性是不可能，而且也無權充當至高無上的唯一裁判者的。
在處理現實生活的問題時，歷代經驗所長期積累的智慧，其靈活性要比理性教條的獨斷有著更為豐富無比的效用。歷史的整體絕不是由單純粹理性的說教所構築起來的一座大廈。你只可能精工細作對它一點一滴地進行加工，你不可能企圖在一夜之間就一下子改建造出另一座美輪美奐的建築。這裡，理論便是：改良總比革命好。或者用一個現代化的術語“零碎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總比革命到底更為可行，也更為有效和更為有益。
“試錯法”（Trial and error）在自然科學中是卓有成效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移用到政治工程或社會工程上來，讓我們暫時拋開一切思想體系或意識形態的指導和統治，也試一試摸著石頭過河呢？
法國大革命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演出，確實觸及人們的靈魂
法國大革命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演出，確實是觸及人們的靈魂，它也觸及柏克和柏克以降一系列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們的靈魂，使他們從另一個角度得出了他們的另一種結論。
由於中國近代歷史的特點，西方的革命思潮要比保護主義思想更容易為中國的讀者所批准、所熟稔、所接受。但是仔細推敲一下，我們似乎也可以同樣在中國的近代思想史上，看到有革命與改良、激進與保守的兩條脈絡。
從嚴復宣揚斯賓塞的社會進步“不能躐等說”，和梁啟超的“新民說”，到五四新文化的實證主義與自由主義，中國近代史上確實也有一條非革命的思路，其間軌跡是歷歷可尋的。研究者們不妨借鑑近代西方的革命與改良之爭，更深一步探討一下近代中國的理論之爭。
記得威廉·詹姆士說過，哲學家或生為柏拉圖，或生為亞里士多德。友人周禮全先生也曾說過，兩個哲學家不是一個康德派，就是一個黑格爾派。是不是仿此也可以說，凡是主張進步的人也無非是兩派，不是革命派，就是改良派。當然，這個劃分也不可以絕對化。即如戊戌一輩人，長期以來是被劃歸為改良主義的，並且長期以來因此而為人所詬病；但是他們變法維新的主張，卻是提出了要“速變”、“大變”和“全變”的，那口號聽來很帶點激進或革命的味道。
孫中山是公認的革命領袖了，但他卻念念不忘忠孝仁愛的傳統美德。他歷來心愛的“天下為公”的口號，就是直接引自《禮運》篇的。
左和右是相通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柏克本人的結論好像是在說：一切現狀都是過去歷史的產物。既然我們無法與過去進行最徹底的決裂，那麼最好的辦法就莫過於向過去汲取智慧並明智地加以利用。除謙遜地低下頭來，向過去的經驗學習而外，我們還找不出其他更聰明的辦法。理想和實際、理論和實踐兩者之間，總是有著巨大的差距的。強調兩者相結合的人，首先就在理論上預先假定了兩者並不是同一回事，否則的話，就無所謂相結合了。
一切美妙動聽的言辭會變為醜惡現實的遮羞布
歷史學者回顧一下以往每一個時代雙方之間鴻溝的巨大，往往不免感慨萬端；革命的崇高理論和理想（如18世紀法國啟蒙學者所夢寐以求的天賦人權和理性統治）一旦落實到現實和實踐的層次上，竟會使人惘然若失有幻滅之感。一切美妙動聽的言辭會變為醜惡現實的遮羞布。
美國曆史學家貝克爾（Carl Becker）在他的《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一書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假如當年羅蘭夫人這位法國革命的女傑，能預見到她的理想落實到現實層面上，便只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她大概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走上斷頭臺了。
人們常喜歡說這樣一句口頭禪：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可見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並不是一回事。在熱情激動的關頭，可能浪漫主義要多一些。待到冷靜思考的時刻，則可能現實主義成分就來得更多一些。
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夾雜有浪漫的和現實的兩種成分。其中浪漫的成分，可能是隨著時代的推移而逐漸退色了，然而其中某些現實的成分，卻仍然有可能給後世以某些深切的啟迪。
《何兆武思想文化隨筆》叢書，上海學林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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