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一个“斗壶”历史典故说起。
公元前531年，齐、卫、郑等诸侯国国君前去晋国祝贺新君初立，晋昭公设享礼招待各国来宾。期间，晋昭公与齐景公举行宴会，以箭投入壶中为乐。晋昭公先投，晋国大夫穆子说：“我们国君如果投中壶，就统帅诸侯。”结果晋昭公真投中了。齐景公不甘示弱，也举起箭说：“如果寡人能投中壶，我齐国就兴盛不眠。”结果齐景公也投中了。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则典故是晋昭公和齐景公以国运来作为斗壶的“噱头”。作为国君的二人进行投壶，且两人都投中，说明投壶礼最晚于成型于春秋中期，并且在当时的诸侯宴饮上是普遍流行的。
那“投壶礼”是怎么来的呢？它当然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与“射礼”有着继承和连带的关系。我们就先从射礼说起，看一下从射礼到投壶礼经历了哪些演变，这和周王朝的统治又有什么关系。
一、射礼
“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用弓和箭猎取野物，而由“射”到“射礼”的仪礼化，代表着这一行为在社会、政治活动的影响下，由自然性因素主导逐渐向社会性因素主导的转化。
西周的射礼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四个等级，而且各等级有各自严格的规定。
（一）射礼内容
1、大射
在举行祭祀之前“必先习射于泽”，而后要在射宫举行大射比赛，并且以射术最优者来作为参加祭祀的人选，选中的人还会受到增加封地与提高爵位的赏赐。
虽说大射礼主要是为周天子专设的，但诸侯和卿大夫也可以行大射礼，等级身份不同，所用器具也不一样。
《周礼·天官·司裘》曾记载：
“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
这里是说，如果是周天子举行大射之礼，则供给三侯，周天子（自射）用虎侯（即以虎皮为装饰的箭靶，“侯”即箭靶，下同），众诸侯用熊侯，卿大夫以下用豹侯；如果是诸侯举行大射之礼，则供给两侯，诸侯（自射）用熊侯，众臣子用豹侯；如果是卿大夫举行大射之礼，只供给麋鹿侯。
2、宾射
诸侯朝拜周天子时，所举行的天子与诸侯同射之礼，或者诸侯相会时所举行的射礼，便是宾射。正如唐朝经学家贾公彦所疏：
“宾射之礼者，谓行燕饮之礼，乃与之射，所以申欢乐之情。”
3、燕射
诸侯招待国宾时，一起宴饮及进行其他娱乐时所进行的射礼，即为燕射。
4、乡射
《仪礼》中记载，乡射礼同大射一样，都有“三番射”的仪礼，它规定每个人每次必须射四支箭，这样三次便共射十二只箭。
乡射虽说等级最低，但其程序依旧繁杂，礼仪节目甚至多达50余个。
乡射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乡民与举贤才，也要求射者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礼仪标准，故而从侧面来说，乡射与大射在目的和标准要求方面基本还是一致的。
总之，四大射礼因等级不同，所用器具规格和奏乐曲目等方面都不同，而后者则反映了四射礼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比如三番射阶段的曲目中，周天子大射用《驺虞》，诸侯射时用《狸首》，卿大夫射时用《采蘋》，士射时用《采蘩》。
（二）射礼程序
射礼包括备礼、迎宾、开礼、配耦、那射器、倚旌、诱射、一番射、二番射、三番射、旅酬、送宾等十二道程序，仪礼步骤不可谓不繁杂。
（三）射礼作用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
“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制度于是改，而民和睦，颂盛兴。”
周灭商后，总结了前朝灭亡经验，建立了礼乐制度以维护其政治统治，此制度对以分封制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
大射礼正是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一部分，对周王朝的统治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选拔人才
《礼记·射义》中记载：
“天子将祭，必先射以择士，射中者则得与於祭。”
可见，大射礼的目的在于，在诸侯、群臣、邦国所贡人士中为大飨帝挑选助祭者，即以射择士。
比如出土于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的青铜器“柞伯簋”，便记录了一则大射礼。据上面的铭文记载，八月，周王在镐京举行大射之礼，对王子弟和王臣进行择拔，并用赤铜作为奖品。结果，柞伯十发十中，不但获得了那赤铜奖励，还被赐予土地。
2、维护周王室宗族内部和谐关系
西周初期，周王室开始问鼎中原，为了维护和巩固其阶级统治地位，王室宗族内部的和谐至关重要，而利用大射之礼来对此关系进行协调，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3、威慑诸侯和异族，以达到巩固周王室统治的目的
《左传》中曾记载：“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诸侯自为正之具也。”可以看出，周天子与诸侯举行射礼活动，并借助赏赐，来达到笼络诸侯及震慑各个诸侯国的目的。
二、设壶礼
投壶是以一壶的壶口作为投掷目标，在规定距离（5尺或7尺，最远不过9尺）的地方，把规定数目的箭状物投入壶内，胜负结果以投入的多少来决定。
（一）源于“射礼”
《礼记·投壶》中曾记载：“投壶，射之细也……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用之为射礼。”意思是，投壶礼源于射礼，它取自繁杂射礼中的部分内容。
清朝徐士恺在《投壶仪节》中也曾说：“投壶乃射礼之变也。”
这都从侧面反映了投壶礼源于“射礼”，是由“射礼”演变而来的。
（二）出现原因
投壶礼的出现，是人们的广泛需求，也有着其发展必然性，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1、个人羞耻感
“射以观德”，要知道射礼对参与人的进场、拿弓、瞄靶和退场等动作环节，都有严格的仪礼规定，稍有不对的地方就会被别人认为不符合德行，要受到他人嘲笑，更不用说脱靶这种更难堪的事了。投壶礼则大大简化了相关礼节，并相应地减少了这些让人下不来台的场面。另外，宴请宾客的主人如果请客人射箭，对方不能推辞，如恰好对方不会射箭或射得不好，双方都很尴尬，客人尤其感到羞耻，后来为了减少这种情况，就演变为投壶这一简化版的射礼。
2、场地限制
射礼需要很大的场地空间来举行，投壶则没有这样的限制。
3、社会发展的必然
西周初期，战乱未平，择选武艺高的人才成为了周天子的必然之选；到了中后期，包含射礼在内的礼乐制度发展到了巅峰，以射选士虽然还存在，但射礼的意义逐渐演化为更侧重胜出者的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
春秋时期开始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用于维护和巩固分封制的礼乐制度已名存实亡，因为对于新兴地主阶级来说，打破固有的政治秩序，才符合自己的利益。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
“代表地主阶级的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这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礼崩乐坏’，而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就是大兴礼乐来巩固封建统治。”
例如，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享有的“八侑之舞”（8列8行共64人），鲁国诸侯自春秋中期竟也开始享用了，其实诸侯原本可享用的最高资格为“六侑之舞” （6列6行共36人），而士大夫最高则为“四侑之舞” （4列4行共16人），但某些士大夫也效仿这僭越之礼行“八侑之舞”。
与乐舞同理，射礼也是这种情况，不过射礼不是以“僭越”的形式反映的，而是以演变为“投壶礼”这种形式来反映的。
（三）与“射礼”的不同
投壶礼产生初期就具备礼仪与娱乐两种属性。在春秋时期，投壶礼用来代替西周时期的射礼，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便丢掉了“礼仪”部分，代之以凸显“娱乐”部分，而这到战国时期便正式实现。
射礼是根据等级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射靶、音乐与进退礼节，以给人们灌输严格的上下等级、长幼秩序的观念。投壶的礼仪程序与射礼相似，不过确切来说，投壶礼是射礼的一种低级版本。
射礼仪礼隆重、繁杂，而投壶礼则简化许多，它不要求像射礼那样在固定的举办时间、有特定等级的人群，以及繁杂的礼仪活动步骤。
器具上，投壶礼将射靶换作壶，将“射”换作“投”；要求上，由原本将穿透箭靶换作投入壶中即可。这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已经削弱了当时的社会对射箭能力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射礼走向了衰落。
总之，相比射礼，投壶礼减少了对射艺的要求，简化了射礼的繁杂制度，从而顺利向休闲娱乐化方向逐渐转型，而且它也扩大了各等级人群的数量和参与积极性。
三、结语
射礼作为当时西周礼乐制度的一个缩影，具有明确和强烈的服务政治统治、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目的。作为维护周天子统治阶级的礼乐制度代表之一，在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投壶礼”的出现和流行，表面上看是“射礼”衰落的具体表现，实际上这在无形当中昭示了周王室统治地位的衰落。毕竟，当作为礼仪制度的射礼随着社会和政治环境等多因素作用，而演变为一项娱乐活动时，它不再通过对各阶层的人们进行礼仪的强制规范来赋予特定的权力。于是，它最初作为“礼”的作用和价值，毫无疑问走向了衰落之路。
再看文章开头那个“斗壶”典故，原本宴饮中间应该体现一定的娱乐性，但实际却带有剑拔弩张的意味，双方诸侯生生地将投壶礼变成了宣扬各自政治野心的工具，主角和工具性质的变化，也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由“射礼”这一周天子维护统治的“工具”，到“投壶礼”这一各诸侯争霸“工具”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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