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們表現出的三大思想傾向，對歷史的影響

在這股“實學”思潮中，除學者們幾乎都提出改變學風的要求之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些學者表現出以下的思想傾向:一是對君主專制的批判。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的批判已經遠遠超出了學術批判的範圍，他們甚至把批判的鋒芒直指君主專制制度。如黃宗羲指出:“

黃宗羲畫像

在中國傳統的社會倫理關係即“五倫”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這四種關係,基本.上是一種權利和義務不對稱的單向服從關係。依靠這種單向服從關係,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和宗法秩序才得以維持，整個社會關係才得以延續。但在“五倫“中還有一種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不同的關係，即朋友關係，其不同之處表現於它是以權利和義務對等為特徵,而不是以單向服從為基礎的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包含著社會平等的傾向。長期以來,人們雖然講“五倫”,其實主要說的是前四倫,對朋友一倫則不太強調，沒有把它看作普遍的社會關係原則，而只適用於個人的社會交往。

朋友關係

但到明末,在思想界則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主張將“朋友“原則作為處理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如何心隱便表現出淡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四倫，只保留“朋友”一倫的傾向。所以當時有人在評論何心隱時說:“人倫有五,公（指何心隱）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聖賢之間。”到清代初年，李堞則更加明確地提出“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他主張把處理朋友關係的原則（即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擴大到處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社會關係中。這實際上是以中國傳統的方式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要求: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平等和社會關係上的平等。

君臣關係

王源還提出變動封建社會經濟關係的要求，主張實行以贖買為主沒收為輔的辦法以平分土地的“收田”、“買田”政策，希望通過“收田”、“買田”的辦法，使耕者有其田,以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這很像後來西方國家在實行民主改革時所採取的以贖買方式對農村土地關係進行調整的辦法。三是主張迴歸原始儒學。在當時的許多思想家看來,明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儒學社會功能的喪失。所以主張恢復儒學的社會功能，紛紛到原始儒學中去尋求靈感,希望重振儒學。於是強調“凡文不關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倡導“經世致用”的學風，認為通過復興儒學,就“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他們對君主專制的批判,也往往以原始儒學為基點（如大同理想、民貴君輕等）。

明末崇禎皇帝

為了迴歸原始儒學,顧炎武還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主張從文字音韻和典章制度人手研習儒學經典,準確探求和理解儒學經典所蘊涵的義理。但是,他們倡導迴歸原始儒學的目的並未達到,它的結果是儒學的文獻學化，即對儒學經典的整理和研究。考據學的興起顧炎武一方面倡導“經學即理學”,一方面在文字音韻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示範:他以《音學五書》顯示了從音韻方面研究古代典籍的成就，以《日知錄》顯示了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研究成績。在顧炎武的影響下,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胡渭的《禹貢錐指》相繼問世。這兩部書特別是《古文尚書疏證》的問世,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轟動.學者們紛紛從事古文獻的研究，使考據之風盛行一時。

顧炎武雕像

到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達到極盛,形成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考據學和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考據學。考據學又稱為“漢學”。這是因為當時的學者主張繼承東漢時代許慎、鄭玄研究儒學文獻的方法而得名。“漢學”在儒學經典以及其他古代典籍的研究上，確實取得很大的成績,很多古籍在經過漢學家們的研究和詮釋之後，我們才能讀得懂。漢學家們還主張“實事求是”的研究原則和以歸納為主的研究方法,這對克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主觀性、隨意性很有意義。從儒學的發展來說，漢學家們提出“無徵不信”的信條,從考據人手，重新審視包括儒學經典在內的古代典籍,在一定意義上動搖了儒學經典及其註疏的權威性,對於人們走出傳統思想的禁銅,也有一定的意義。

嘉慶皇帝畫像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就與“漢學“所張揚的懷疑精神有一定的聯繫。但是，“漢學“（實際上是古文經學）也像很多學術思潮一樣,時間一長，就違背初衷,產生新的弊端。“漢學“家提倡對古代經典的研究和典章制度的考證，本意是要糾正明末“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學風，準確、正確地理解和詮釋古代典籍，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原則和方法，即“通經致用”。而後來,很多漢學家卻捨本逐末，變成了為考;據而考據並把學風導向煩瑣。任何一種學說、 思想或思潮，一旦煩瑣化或教條化，就意味著要走向衰亡。清代後期的“漢學”也是這樣。但這時,社會矛盾日益增多和尖銳，現實問題的積累,使一些學者開始對既脫離實際又支離繁瑣的“漢學“不滿,要求恢復學術面向現實的“

閱讀更多 虎虎聊文化 的文章

關鍵字: 三大 思想傾向 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