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在唐代遍及中国各地城市，一般集中于工商业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广州。这里自汉代开始便是外贸口岸，到了唐代便成为国际商业的一处集中地。
唐玄宗开元年间在这里设市舶司，负责中外贸易管理，并且向商人征税。《唐国史补》说：“南海船，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邹报，郡邑为之喧阗，有番长为之主，顿市舶使，藉其备物，纳舶价，禁珍异，番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这样多的外商来做生意，必然有留居者，所以广州的胡人数量不会少。
日本人真人元开若《唐大和上东征传》说：端州太守迎引进至广州，卢都督率诸道俗出迎城外……又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州万贯钱，欲往天竺；采访使刘奏状，敕留开元寺供养，七宝庄严，不可思议。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地有青莲花，花、叶、根并芳馥奇异。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报多。
婆罗门是印度一带国家，波斯是今伊朗，昆仑是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师子国是斯里兰卡，大石国即大食指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白蛮应是指欧洲白人，赤蛮似指非洲人。可见当时，广州几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扬州作为长江与运河的交汇点，又是唐政府在淮南的盐政要地，可称唐代最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所以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益”指成都，商业繁荣仅次于扬州)，扬州便如唐都长安一样，吸引了许多胡人。“（田神功）寻为邓景山所引，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一次战乱便有数千胡人丧生，可见扬州城内胡人之多。这些胡人主要是珠宝商，也有贩卖印度香料者。而且当时扬州商人家还用昆仑奴做奴婢。
唐代中国城市中的胡人，大致不出四类。一是魏晋南北朝时因战乱入主中原的胡族，随着民族融合程度加深，他们的汉化已达极高水准，不过保留过去的姓氏而已。二是在战争中战败或求助于唐政府的胡族贵族，他们本有人质、俘虏的性质，但参加了唐政权，成为唐政权的官吏或将领，于是在城市中还很有地位。三是前来传教的僧侣教士。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僧人居多，来自波斯的袄教、摩尼教传教者，来自大食的伊斯兰教传播者，来自西亚的基督教(当时叫“景教”)传教士等也不可忽视。四是前来做生意的商人，挣钱的卖艺者、工匠、胡姬等。这些胡人中以西域胡人为主。
西城胡人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处于今新疆境内的丝绸古道上的绿洲国家，例如于阗、疏勒、龟兹、鄯善、高昌、突厥、回纥等。于阗人多姓尉迟，如唐初名将尉迟敬德，高僧窥基，大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善画外国及佛像，也是于阗国人。安史之乱时于阗王尉迟胜率5000人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战斗，胜利后留居长安修行坊，这是长安城内于阗人大量进入的一次。
外国僧侣在唐代城市中十分活跃，尤其佛教，自汉代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作为各民族追求统一时的一种共识而异军突起，在唐代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结果，到中国来的外国僧人，大多不是来传播佛教，而是到中国来学习佛理。日本僧人等65名名僧在653年-882年间在中国各地学习佛理，对建立日本佛教体系起了重要作用。朝鲜入唐求法高僧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超过日本僧人，安徽青阳县境的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其名声主要在于唐开元年间，新罗国王近宗金乔觉来此地辟地藏王道场，兴建佛寺，现在九华山还保留有他的肉身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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