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喜欢胡服,与胡服相应的是胡妆,白居易对这种现象忧心仲仲

唐代时期服饰从宽袍大袖向胡服化的窄袖演变,平时人们也喜欢穿胡服,与胡服相适应的是胡妆,这是唐代妇女们的天才创造。首先是发型,有回鹘髻、百合髻、云堆髻、乌蛮髻等20余种。

唐代妇女的发型许多采自西域胡人,回鹘髻自然与西域有关,乌蛮髻则是来自西南的南诏国的样式。这些不断交换的发型,反映出唐代妇女们追求时髦的心态。

唐代人喜欢胡服,与胡服相应的是胡妆,白居易对这种现象忧心仲仲

唐代妇女以白为美,面妆从不忘记这一点。早期的妆粉是米粒研碎后加入香料,名叫米粉;后来用化铅办法制造,是经过严密化学处理后的人造颜料,名叫铅粉。与铅粉配套使用的化妆品是胭脂。胭脂的原料是汉代丝绸之路开辟时从印度引进的黄蓝,广泛种植于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所以黄蓝花粉最早写成“焉支”。

黄蓝花瓣研成粉末就是红色染料,与铅粉合用时称朱粉,朱粉单独使用时不易抹匀,唐人便添加牛髓、猪胰等物,使“焉支”变成一种稠密润滑的脂膏,“焉支”一词也逐渐演化成了“胭脂”。胭脂的使用使得妇女有了“红妆”,《开元天宝遗事》载:“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说明杨贵妃爱施红妆。李贺《龙夜吟》说胡姬“粉泪凝珠滴红线”,看来胡姬们也施红妆迎合顾客。

唐代人喜欢胡服,与胡服相应的是胡妆,白居易对这种现象忧心仲仲

王建《宫词》写道:“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舞来汗湿罗衣彻,楼上人扶下玉梯。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银泥。”说明皇宫中红妆普遍使用,因为使用胭脂极多,所以卸妆之时竟然使盆水变成了红泥汤。

有了铅粉、胭脂,妇女们便有了化妆的武器,其中眉目间贴花钿,鬓畔画斜红,两额点面靥,嘴唇涂唇脂、口红,施用天蓝色、深蓝色的眼睑膏,这些都是胡化的表现。

花钿是南北朝时从中亚引进的化妆术,当时称“花子”,是在眉与目之间贴翠绿色的鸟羽。唐代妇女将鸟羽剪成一个小圆点,置于眉目之间正中位置,后来,改用金箔片、黑光纸、鱼鳃骨、螺钿壳、云母片剪制成各色花形,贴于眉目间。白居易《长恨歌》说杨贵妃死时“花钿委地无人收”,就是指这些花钿散落在地上。

唐代人喜欢胡服,与胡服相应的是胡妆,白居易对这种现象忧心仲仲

胭脂加朱砂制成的化妆品色泽红亮,称唇脂,专门用来点口红。这是源于印度的化妆术,在唐代妇女中十分流行。《清异录》记载多样的口红样式:僖昭时,都倡家竞事妆唇。妇女以此分妍与否。其点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全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宫巧、洛儿殷、淡红心、腥腥晕、小朱龙、格双唐、眉花奴样子。

唐代城市中还曾流行过吐蕃的赭面胡妆,这是在脸上增加黑白反差,尤其将唇脂增加黑色染料,形成暗红色,称“乌膏”。用乌膏点口红,画斜红,都可以增强面部的图画效果,再配上浓厚的铅粉,很有戏剧效果,或者是为让人远望。白居易曾在《时世妆》中批评说: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唐代人喜欢胡服,与胡服相应的是胡妆,白居易对这种现象忧心仲仲

白居易对唐代长安城内的胡化之风忧心仲仲,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写出不少讽刺诗,想让皇帝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不过,唐代的胡化与汉化交织,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大唐帝国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交流的气氛中取得君临天下的地位。为此,胡妆的演进一直持续到唐末,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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