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这五、六个世纪的时间里，雇佣军是瑞士“出口“的最为特殊的“商品”，在供不应求的时代曾辉煌一时，到了需求骤减的时期又逐渐走向沉寂。
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骑兵的时代，战争的荣耀归于骑兵。然而到了14、1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步兵的重要性已经凸显了出来。部分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和法国都建立起步兵来顺应军事形势的变化。山地地形以及缺乏骑士阶层价格官昂的武器装备，导致瑞士主要盛产的就是步兵。这一时期尚属瑞士雇佣军的早期发展阶段，他们最初拿着戟，后来开始使用长矛，并以长矛为武器组成独特的瑞士方阵。为了摆脱哈布斯堡家族和其他大国的控制，坚毅的山民众志成城多次打败了骑兵。这些掌握特殊作战技术的瑞士长矛兵凭借着与骑士对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建立起了瑞士步兵的声望，并成为炙手可热的兵种。
1515年马里尼亚诺战役中，联合兵种的策略被证明优于单一兵种的瑞士军队，从而打破了瑞士佣兵不败的神话。但是这次失败也促使瑞士在战略上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随后的包括三十年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在内的一系列战争对步兵的要求。
总的来说，16－17世纪是瑞士雇佣军的上升时期，瑞士步兵仍旧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步兵。马里尼亚诺战役失败后，瑞士不再图谋向外扩张，而法国国王扩张的野心正好为这些瑞士国内冗余的优秀步兵输出国外提供了契机。1521年瑞士与法国的“永久和平”在同盟条约中确立下来以后，法国成为瑞士佣兵的专门输出国。
为同时满足法国方面对佣兵的约束及瑞士方面对军队输出控制的要求，瑞士选择了公募型的征召机制，即由瑞士官方组织军队进行输出，双方通过雇佣军协议达成招募与输出的过程。瑞士的雇佣军输出协议在很长时间内仅限于和法国签订，随后才扩展至其他国家。这些协议往往与国家间的同盟条约相互交叉甚至混合在一起，共同主导协约双方国家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尽管在官方招募之外存在的私相招募现象可能从未彻底被禁绝过，但总的来说，官方招募仍然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征召方式，在数量上也要远远多于私募形式的军队。
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官方招募输出国外的瑞士佣兵上百万计。很难明确地说驱使这些瑞士人从事这一“高危”行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每个个体都有着自己复杂的个人动机。也许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毕竟自然环境恶劣的山区经济落后，无法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丰厚的佣兵薪酬是充满诱惑力的；也许一些不安分的年轻人是看中了其中冒险和刺激的成分，他们怀揣着有朝一日能在战场上大发横财并荣回故里的梦想；也许是不容乐观的国内境况让一些人不堪其苦，而成为佣兵能够帮助他们逃离不满的生活现状。这些瑞士人因为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原因加入了佣兵的行列，而瑞士联邦由于附着在佣兵条约上的经济利益也对他们外出作战的行为表示了支持。
当然，最初为雇佣军生存提供主壤，随后又推动雇佣军事业不断走向顶峰的内在动力是广阔的市场需求。在瑞士雇佣军上升的两个世纪里，法国是其独家合作的对象，来自法国的市场需求保证了瑞士佣兵源源不断的输出。中世纪的法国君主需要瑞士军队这个“外来帮手”来减少对其他领主武装的依赖、增强王权，近代的法国君主需要瑞士军队来帮助他开疆拓主、称霸欧洲，即便到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国王仍然需要瑞士佣兵作为最后的抵抗力量。正是这种不竭的市场需求僅生了庞大的佣兵机制。
在佣兵机制中，由瑞士人担任的上尉负责军队的招募，为新兵提供武器和装备，并在战时负责指挥作战。上尉与战士们同吃同住，难以区分。法国国王拨付上尉一笔总的金额，上尉除军队开支外留作自己的收入。通常情况下，上尉的收益是极为可观的，但是在法国财政困难、拖欠薪饷的情况下，上尉所承受的损失是巨大的。17世纪上半期一些经济基础雄厚的商人接手雇佣事业后，情况有所改观，这些军事企业家有能力承担风险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
18世纪瑞士雇佣军生意开始衰落了，尽管此时瑞士已经扩大了“商品”的销路，不再仅限于向法国而扩展至向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诸多欧洲国家输出军队。但此时的战争需要的是中规中矩、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非要价昂贵的精锐部队。这是因为火器时代，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大为提升，战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很大程度取决于武器是否先进，士兵个人仅仅起到启动武器的作用。而这一时期，常备军也建立起来了，战士们有更多训练的时间，一些低级的炮灰经过反复的训练也能满足18世纪战争的需要，相比而言，原本靠独特战争技术而要价昂贵的瑞士佣兵在战场上的需求大大减少了。
更有甚者，当雇佣服务与别的就业机会诸如纺织业等相比，报酬的丰厚性有所减少时，兵源的征召和补充开始枯竭。恶劣的服役条件，漫长的服役时间，严酷的纪律处罚与独特的思乡情结使得逃兵的数量激增，坑蒙拐骗甚至强征入伍的招募手段也没能营救雇佣事业的衰落。国家已经接手越来越多的军队管理事务，以往指望靠劣质服装和武器来赚取差价的上尉可抽取的油水减少，到了18世纪末，曾如日中天的军事企业家已经消失。从生意的角度讲，瑞士雇佣军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从士兵个人角度来讲，他们与指挥官的分野拉大，军队等级有所凸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集体训练中的一致性成为士兵唯一的追求，英雄主义难以施展，荣誉感大为下降。
法国大革命和欧洲1848年革命之后，君主制趋于没落。国家与军队的关系更为密切，在重新定义的主权国家的概念里，政府被看作是要为公民行为负责的主体。因此对于瑞士来说，允许公民介入非政府暴力违反了国际法体系中的中立法，这对长期以来对外宣称中立的瑞士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回过头来看法国，伴随着启蒙运动的产生，社会契约论重新定义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是国家主权的参与者，理所应当成为保卫国家的军事力量。国家与公民利益上的统一更容易激励公民参军入伍。
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发的1793年宪法已经开始强调革命军队要由公民姐成的理念，随后的拿破仑为了保持军事胜利也不断强化公民军队的神话。尽管公民军队在法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此后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关于公民军队的争论都集中在是否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否要取消贵族特权和富人的代役从而实行在征兵问题上的全民平等，而不再是采取佣兵制还是公民制的争论了。佣兵制显然已经是旧制度君主制的产物，经过大革命洗礼后的法国建立公民制军队己经是大的历史潮流。19世纪尤其是中后期以后，主要的欧洲国家相继通过了反雇佣军法，瑞击雇佣事业的衰落己经难以避免。
不能忘记的是，雇佣军在瑞士社会曾是广泛接受并受人尊敬的职业。尽管在茨温利之后反对雇佣服务的声音不曾消失，但是这种职业已经完全融入到瑞士人的生活方式中。
瑞士社会中大多数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富商将他们的地位归功于在雇佣事业上的投入，而且还一度形成了统治瑞士社会的世袭贵族。值得一提的是，瑞士佣兵条约上附着的贸易特权曾为缺乏战略物资的瑞士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当然，雇佣军事业也曾给民风简朴的瑞士社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外服役的佣兵可能在军营中沾染上奢靡赌博等不良的风气，退役后将这些风气带回了乡村，对原本淳朴的社会道德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无论如何，当我们今天面对瑞心想到“红十字”、“中立”、“和平”这些字眼时，还应该记得，这个国家在军事上也曾有过如此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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