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字雨農。在今天的教科書或者說歷史人物定義上，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中國希姆萊”“屠夫”“革命者的劊子手”等貶義稱謂。
但我們如果拋卻曾經歷史上的意識形態紛爭，僅就職業屬性和其國家獨立精神而言，我們必須得客觀的承認，其曾是一位不世出的間諜大師（管理大師），和一位具有強烈愛國情懷的國民黨將領。須知，在全面抗戰未爆發之時，他就是國民黨高官中，堅持必須鐵血抗戰的少數人之一，並且親力親為，在抗戰爆發後，親赴一線，佈置了以後令日偽頭疼不已的“刺客棋子”。
而在長期艱苦卓絕的抗戰過程中，他也並未全部待在重慶這個大後方，也是親自赴東南敵後各省，親自考察和組織了一系列的情報戰。
不像現在的影視節目，蔣介石稱呼戴笠“戴局長、雨農”什麼的。歷史上蔣介石稱呼戴笠多為“戴科長”。別看這個稱呼似乎很官方，嫌有疏遠之意，但其中透露出兩人的關係非比一般。這個稱呼可追溯至戴笠曾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時的職務。蔣介石的用人親密程度，其實從稱謂可窺，或稱官銜，或稱別號，或稱兄道弟，因人因時不同，皆有一定之規。對陳誠、薛嶽等人，直呼其字，稱辭修、伯陵；對何應欽、李宗仁等人，則在字後面加“兄”字，稱敬之兄、德鄰兄；對李濟深、程潛等人，在字後有“先生”二字，稱任潮先生、頌雲先生；對白崇禧、劉斐，直呼其職銜，稱白副總長、劉次長；對胡宗南，則稱宗南弟。
1938年底，戴笠秘密遊走於浙贛皖各地，偵察情報。他發現沿途有不少我軍碉堡，一旦碉堡被敵軍佔為據點，為其利用，勢必使我軍難於攻擊。便連日電報蔣介石，建議拆除各地碉堡。道經江西上饒，戴笠看見當地警察由各鄉徵集壯丁從軍，壯丁們全部被繩索捆綁著。戴笠展開調查後發現，各縣徵集壯丁均是如此。他認為這樣的徵募方式，不僅“不能為抗敵之用”，而且“影響政治實大”，立即向身處漢口的蔣介石發出急電，彙報情況。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貴州鎮遠，來到第二俘虜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內有俘虜130餘人，其中有1名俄國人，5名中國人，其餘都是日本人。戴笠發現，5名中國人都是啞子，據傳是被敵打毒 針所致。戴笠又電告蔣：“應飭令軍政部之衛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醫研究所共同研究，並聘請中外醫藥專家詳細檢驗。如果敵用毒針殘害我同胞，實為國際宣傳之大好材料也。”繼提出收容所環境不善，難以轉變俘虜思想：“被服極其缺乏，破軍毯舊軍服汙穢不堪，室內又頗凌亂。雖有自治會之組織，毫無實際表現，各俘虜大都以麻雀圍棋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僅不能轉變其思想，且將對我益形輕視也。”
戴笠的工作作風，以今天的術語來說，執行力超強。無論身在何處，戴笠對軍統局各路人馬的指令，對各地行政、軍事長官，或是聯絡或是預警的密電，一刻不停。他的密臺跟在其後，從不離身。一旦有事，或者對於實時計劃的變更，情報的送達，他的指令和彙報都是在第一時間發出，上達蔣本人，下到軍統內每一個執行者的耳朵裡。
全面抗戰期間，軍統的規模是集合被增長，不僅是在全國佈局，更開始了深耕海外情報線，設有星州、菲律賓、緬甸、泰國、越南等組。位於中國西部的印度次大陸，也為戴笠高度關注。抗戰伊始，印度的戰略地位與價值凸顯。當時印度仍在英國控制之下，對印情報工作涉及中英關係，內容複雜而敏感，戴笠對傲慢的英國人向無好感，曾告知宋子文與英國情報組織合作為何中斷：“英方無誠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當之供給，特務又不能公開教授，且在我國內各戰區籍合作名義自由活動，蒐集情報，實違反合作協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進行。”
1942年12月，在中美兩國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間，軍統局趁機向印度大舉滲入，戴笠親自前往印度佈置情報網絡，印度站下設德里、孟買兩個分站。對此，戴笠有嚴苛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東起孟加拉國灣，西迄阿拉伯海，都應當密派人員建立組織，對整個局勢發生瞰製作用，期能對歐亞兩大軸心國在中東之會師，預為防制。”後又在加爾各答建站，並在全印境內廣設情報點。曾經，軍統情報網遍及阿薩姆小村與新、舊德里，遠及錫蘭及馬達加斯加。
1943年8月，後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由美來華，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間去加爾各答，經北方邦東南部城市、印度教聖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車在月臺上散步時，被一不明身份的人連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梅樂斯與其搏鬥時，一腳踹在對方下巴上，致使對方咬斷自己一小段舌頭。趁著茫茫夜色，兇手跌跌撞撞地鑽進一列停靠的列車下逃逸，梅樂斯不敢再追。美海軍駐加爾各答聯絡官幫梅樂斯找來醫生，把他傷口中一片斷在裡面的刀刃挑出來。梅樂斯將那小半段舌頭和刀刃，交給了軍統駐加爾各答人員。隨後，梅樂斯幾乎一身繃帶地來到重慶。
“我起初認為，戴將軍大概對於我在印度的遭遇，不會怎麼太關心，想不到他關心得很”（梅樂斯著《另一種戰爭》）。戴笠嚴令部屬，一定要把行兇者查出來。結果，在當年印度近四億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兩週時間，就鎖定刺客，乃是一個有一半中國血統、一半韓國血統，在山東煙臺附近一所日本人辦的間諜學校裡訓練出來的特工。。。梅樂斯不得不感嘆:“想不到戴將軍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長！”
抗戰到了持久階段，那是中國抗戰最為艱苦的時期，我國東南沿海港口全為日軍佔據，對外聯絡、重要的軍民用物資運送，全靠唯一的陸上通道，滇緬公路。緬甸對於中國抗戰具有戰略要衝的重要意義。戴笠預先布子，抗戰前已在緬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鎮臘戌設有軍統站；以西南運輸處的兩處分公司名義對外，一邊主持重要物資內運，一邊蒐集情報，聯繫在緬北的軍統游擊隊。
題外話，近幾年，對滇緬戰場上國軍部隊浴血奮戰的抗日事蹟，報道頻頻，也是圖書、影視劇領域的熱門題材。尤其是那些流落異國、苦難一生的國軍老兵，在公益人士的幫助下終於回到故土，一下拉近了國人與70多年前那場戰爭的情感距離。但回到那個血肉橫飛，今日不知明日生的戰爭年代，現實比想象複雜得多。軍統曾對雲南怒江前線部隊展開過調查。
1943年7月17日，戴笠緊急直呈蔣一封名為“請嚴查各師缺額並嚴格取締官兵走私”電報：
“今年2月間，何總長由印度過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軍師長會議時，各師長提出報告，皆稱各師現有戰鬥士兵八九千人，87師師長張紹勳為人爽直，席間照實報告該師僅有戰鬥士兵五千人，並以戰線過長，請求補充。何總長以各師皆有八九千人，該師獨僅有五千人，缺額過大，加以責備。實則各師士兵缺額 均甚巨大，如36師現在騰北一帶遊擊，實數僅約四千人，88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87師現任怒江正面防務，其戰鬥士兵有五千人，尚較其他各師為多。但其他各師師長所報之人數，均非實在之數目也。又查怒江前線各駐軍官兵，現多勾結商人，走私運貨。目前敵人缺乏食鹽，商人將食鹽由下關、保山等地運至前線後，則勾結當地駐軍官兵，送過怒江，換得棉紗布疋而回，交易地點有五、六處之多，但敵人狡猾異常，月前曾有我方軍官五、六人，因販賣食鹽，私渡怒江，被敵發覺虜去。今年5月間，怒江西面馬面關之失，亦因敵人利用走私道路，化裝商人，乘隙侵入。查各師缺額過大，影響作戰實力，官兵走私運貨，每予敵人以可乘之機。當此怒江西岸敵人常思蠢動之際，上述情形，深可憂慮，似應一面嚴格查驗各師缺額，加以補充，並從嚴取締官兵走私，以免貽誤大局。”
準備開赴怒江前線的國軍士兵
該電報所指怒江前線部隊兩大問題，軍官普遍吃空餉，勾結商人向敵佔區走私，實是抗戰期間國軍普遍性劣跡。戴笠向蔣所指滇緬戰場腐化墮落之嚴重，已經到了令人髮指，怒江前線關乎抗戰大後方之安危，各師官長為吃空餉，竟坐視部隊半數戰力缺損而拒絕補員。
類似情報並非個案。在1942年夏，日軍大本營決定摧毀浙贛兩省中國軍隊機場，打通浙贛鐵路，歷史上稱為“浙贛會戰”。以顧祝同為總司令的國軍第三戰區雖予以狙擊，使日軍傷亡1.7萬人，但日軍仍然基本達到沒收和破壞鐵路設施和器材、搶掠物資、擄劫青壯年等“以戰養戰”的目標。
顧祝同在抗戰期間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主席。在黃埔嫡系將領中，顧祝同初為“八大金剛”之一，後又列名“五虎上將”之一，在國民黨軍政高層裡，有“軍中聖人”之稱，蔣介石嫡系中嫡系、親信中親信。
戴笠同樣對這位“恩眷如天”的顧祝同，沒有留下情面1942年6月1日，戴笠致電蔣，彙報三戰區作戰部隊的軍紀渙散情形：
各級官長大都有家眷隨身。日來，各部隊眷屬均向江山浦城一帶遷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護送，沿途拉夫，到處佔住民房，查軍隊原有軍鹽發給，今則所過地方，則強要地方供給食鹽，而以所領軍鹽高價出售。因是各縣鄉鎮保長，均有無法供應之痛苦。
1942年6月24日，“浙贛會戰”結束，戴笠再度致電胡宗南，讓其呈蔣（彼時蔣就在西安胡處，且戴、胡交情匪淺），再度直擊顧祝同。電報稱：
此次三戰區戰事之失敗，完全因生活優裕，官兵均無鬥志也。三分校學生。。。到處拉夫、鳴槍示威；前線退下之士兵，則到處搜劫；高級軍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來玩者。
當然，戴笠本人的系統也未見得清廉，以查走私為名，無辜扣留（走私）各類戰略物資也是比比查例。但就戴笠總體在抗戰中，其對敵表現，不可全部抹殺。國民黨高管層在抗戰後期至抗戰勝利後，對其無不咬牙痛恨，固有軍統之坐大，陰暗手段無數之原因。其中部分原因也有，對內部的偵查讓一些貪腐的國軍指揮員著實難受。
而從戴笠偵查國軍軍隊內部情況，加之以後這些官員依舊被重用的歷史過程來看，蔣介石政權的崩塌也是在理所應當之中。自己釀就的腐爛，自己吞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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