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先是反對王安石變法，後又反對司馬光廢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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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單，因為蘇軾是那個時代罕見的，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

宋神宗熙寧二年以後，隨著變法的推行，新舊兩黨也在鬥爭中逐漸涇渭分明，為支持而支持，為反對而反對，將朝政攪的翻天覆地。

被人視作舊黨的蘇軾，曾在王安石推行變法時，堅決反對新法，可元祐年間舊黨得勢時，又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從表面看，蘇軾的行為前後矛盾。但實際上，這恰恰是他不以“黨派利益”和“私人恩怨”為行事準則的外在表現。

蘇軾是個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

先說句題外話，知識分子是近代以後才產生的概念，特指那些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

而在奉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宋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子多追求“東華門唱名”，進而成為帝制時代附庸於“王朝統治”的高級“腦力勞動者”。他們的思維模式，行事準則，無一不是為了“王朝統治”服務。

在這種價值觀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麼重要。如北宋名臣歐陽修，為了將以“武人”入樞密院的狄青趕出朝廷中樞，不惜捕風捉影，有意誣陷，手段之惡劣，與他後世的“文名”相差極甚。

但是，我們只要結合當時的背景因素，就不難理解歐陽修如此做為的必要理由。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據亂政，荼毒天下兩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國開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國策，以避免再次出現“武人亂政”的情況。狄青以武人入兩府，顯然打破了這個底線。

在歐陽修看來，驅逐狄青是維護“王朝統治”的正確行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麼重要。他顯然不是一個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我們只可以將生於那個時代的歐陽修看做一個合格的政客。

我們再看蘇軾，他在反對新法之初，理由和舊黨大致相同，無非是新法改易過甚折騰百姓、與民爭利等等，並因此遭受新黨迫害十餘年。直到舊黨上臺，當司馬光打算盡廢新法時，蘇軾卻沒有和紛紛起復的舊黨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的站出來反對盡廢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新法自熙寧年間開始已經實行十餘年，百姓也漸漸適應習慣了，雖然仍舊有著種種弊端，可再貿然盡廢，與熙寧年間驟然變法，折騰百姓不是如出一轍嗎？

在蘇軾看來，盡廢不如增添修改，廢除那些所謂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這種施政態度顯然是更客觀，更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儘管司馬光與之交誼頗深，而且在“烏臺詩案”發時，又對他多有營救之舉。可他仍舊站出來，用近乎於“撕破臉”的舉動，與司馬光據理力爭。

但是，這在“黨爭”極甚，舊黨清洗報復新黨的元祐年間，可謂極度特立獨行，沒有極大的勇氣，絕對不敢站出來和舊黨首領進行公開爭辯。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於江寧，蘇軾奉命起草制文。當年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曾不止一次對他進行打擊迫害，但他並沒有因此夾帶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對王安石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制文中非但沒有對新法予以貶損，反而客觀評價了新法在多年實踐中的完善與進步，肯定了它對國家的積極作用。由此可以見得，蘇軾對新法的態度與絕大多數舊黨有著本質的不同，其對新法的理解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深刻、全面。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釋，當司馬光決定盡廢新法時，蘇軾為什麼又站出來進行反對。

新法雖好，但確有弊端，蘇軾反對新法中的弊法，不等於站隊舊黨

王安石主導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確實有著很多弊端和不足，這也是歷代改革家進行“自上而下”改革時，最容易出現的通病。

蘇軾最初反對新法的理由大致有兩點：1，新法改易過甚，驟然實行又急於求成，唯恐百姓難以適應，而折騰過甚；2，新法中存在著不少弊端之處，除了有與民爭利的情況，還過於繁雜，容易為胥吏所乘，反而與初衷相悖，因此勞民、害民。

本文限於篇幅所限，只討論那些明顯存在弊端的新法。

如僱役法執行之初，以錢代役的做法在理論上固然於國於民有利，但免役錢、助役錢、免役寬剩錢等各類名目過甚，徵收標準又繁雜難以統一，地方胥吏具體執行時，往往就成了“兩稅之外，別出科名”的重複徵收。

而且，宋代全國經濟水平高低各異，對僱役法的態度也各有不同，如江浙等富庶省份相對受歡迎，在北方等地則恰恰相反。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急於求成，新法中的僱役法就很容易成為擾民、害民之法。

還有被詬病為“與民爭利”的均輸法，朝廷命地方廣置官署，用以“徙貴就賤”，具體辦法與漢武帝時，桑弘羊所施斂財之法大體相當。

“徙貴就賤”在遭受災害歉收地區以高物價折徵錢幣，然後用所徵錢幣到豐收低物價的地區採買物資，這種做法用近現代流行的說法就是投機倒把，吃相太過難看。

而且，官買官賣在實際操作時還會出現“非良不售，非賄不行”的情況，東西不好，沒有回扣，就別想成交，強買強賣更是等於再扒掉百姓一層皮……長此以往，與殺雞取卵無異。

漢武帝時，桑弘羊以此法斂財是為解決連年征戰導致的財政危機，只做權宜之計，一旦有所緩解即行作罷。可如果當做常法，顯然並不合適。舊黨反對“均輸法”，這一點在客觀上是於國於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黨為打擊反對派，將舊黨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逐漸控制檯諫官員，從而使臺諫不再能夠

自此，臺諫官員成為新黨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來應有的作用。這也是蘇軾所明確反對的。

在這種情況下，蘇軾曾與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做過一系列抗爭。

如熙寧三年春試，蘇軾與王安石就葉祖洽是否能夠得中狀元一事發生爭執。

爭執的問題表面是葉祖洽當否得中狀元，但實際卻是新黨和舊黨圍繞著新法進行的一次較量。彼時，宋神宗既支持新法，又重用王安石，葉祖洽當然得中，舊黨一敗塗地。

同年十一月，蘇軾自請外放，任杭州通判。

蘇軾反對“盡廢新法”出於公心，奈何再次捲入黨爭，朝政翻天覆地

如果將蘇軾自請外放看做新舊黨爭第一階段的落幕，那麼“烏臺詩案”顯然就是黨爭進入第二階段的高潮。元豐二年，御史何正臣上書彈劾蘇軾在謝恩表中暗藏譏刺朝政，同時，御史李定也跟風彈劾其四大罪狀。

指斥蘇軾在謝恩表中對宋神宗“心存怨憤，包藏禍心，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蘇軾被鎖拿進京，關進監獄。

張方平、司馬光、範鎮等蘇軾友人均因“烏臺詩案”而受到牽連。

黨爭愈演愈烈，這也為元祐年間，舊黨得勢以後報復新黨埋下了引線。

直到神宗駕崩，太皇太后臨朝，司馬光、蘇軾等一干舊黨官員紛紛復起。舊黨在清洗報復新黨的同時，又決意盡數廢除新法。蘇軾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來，與曾經積極營救他的司馬光進行爭論，認為新法不應盡廢，而是應該去弊存益。

這種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我們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馬光很快去世，舊黨分裂成蜀、洛、朔三黨：以蘇軾兄弟為首的蜀黨；程頤、朱光庭為首的洛黨；劉摯、王巖叟為首的朔黨。其內鬥之激烈，不輸於新舊黨爭。朝政之敗壞，已經不是孤兒寡母所能操控，逆轉。

元祐三年正月，蘇軾不堪臺諫的誹謗和攻擊，決定自請外放。但彼時太皇太后對他頗為器重，再三挽留而沒有成行。直到十月間，攻訐愈演愈烈，蘇軾不堪其擾，只得再次上書請求外放，終於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然而，即便躲到杭州，來自舊黨內部的攻擊仍舊沒有停止。

因為太皇太后的器重，蘇軾能夠安穩外任，而後又以兵部尚書被召還開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後去世，新黨再度得勢，他這種屢遭攻訐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徹底終結。

哲宗親政以後，新黨中的章惇、呂惠卿等人得以復起，新法隨之又盡復。此時的蘇軾誠然意識到了危險，但還是秉承著一貫原則，上書哲宗，委婉勸諫：對太后臨朝時所行之政應循序漸進的改易。

只是哲宗苦於太皇太后挾制久矣，新黨恨於舊黨報復迫害亦久矣，一場新的大規模報復行動已經在所難免。

從王安石變法到不分是非對錯的黨爭亂政，蘇軾一直都保持著相對清醒的認知，無論反對新法或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始終以國事和百姓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黨派利益”作為行事準則，這在帝制時代是很難能可貴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是一個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識分子。

五酒煮史

簡言之，蘇軾是改革派，支持變法但不支持劇烈的變法。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關於變法的方式之爭。蘇軾反對司馬光廢法，是關於國家前途的路線之爭。

一、蘇軾其實是個改革派

武備鬆弛的北宋，長期苟安。既要養大批軍隊，卻又不敢向北方的遼國開戰，不能抵禦外侮，只能用納貢稱臣的方式維持。久而久之，官越養越多，兵越養越多，耗費越來越大，正所謂“冗官、冗兵、冗費”。“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這一切蘇軾都看在眼裡，明在心裡。

蘇軾認為要解決宋王朝的根本問題，必須要變革。

二、蘇軾反對王安石激進的改革方式

蘇軾認為變革第一要務，是要整頓吏治，為改革爭取必要的人事支持。特別是州縣地方官員，必須是支持改革的人士，因為改革的具體政策由他們來執行。地方官的態度事關改革成敗。

反觀王安石，他一方面認為改革的首要任務是整頓財政。另一方面又卻操之過急，待到神宗繼位，迫不及待就啟動了改革程序。此時朝廷內外就只是新設置了一個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總領變法的機構。地方執行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人事，沒有配合措施。

同時，蘇軾主張萬全的改革方式，王安石則傾向雷厲風行的變法。可惜的是，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得到神宗堅定的支持，從人事安排可見一斑。

蘇軾後來激烈的反對王安石，卻並非反對變法，是反對沒有一整套萬全體系的變法。後來，在司馬光廢法時，蘇軾又激烈反對，則是因為已經實施的新法確實產生了效果，雖然很不盡人意，也沒有必要因為政見不同而置國家前途於不顧。

蘇軾是一個至誠之人，沒有政治偏見和黨同伐異的心思，他只是對國家存在的問題看的很清楚而支持變革，也對王安石的變法方式存在問題看得很清楚而反對王安石，同樣對司馬光私心自用看得很清楚而反對司馬光廢法。

在後來分析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時，還大膽指出，神宗的搖擺不定動搖了變法的根本支持。可見其是一片赤誠之心，能夠看到不同時期變法存在的不足和產生的效果，不為一己之私利而單純反對變法或反對廢法。

溫水歷史

這一重要的轉折，讓蘇軾有了一個為後世所熟知的號：東坡。

這就是“烏臺詩案”

這次事件，蘇東坡差點丟了性命，是王安石一句話救了他的命。

但，這並不是蘇東坡後來反對司馬光廢法的原因。

我們的蘇大學士是不會因為救命之恩而輕易改掉自己的觀點的。

烏臺詩案蘇軾是被冤枉的嗎？

不是蘇東坡在烏臺寫了一首詩犯了事。

而是烏臺也就是御史臺當時的老大御史中丞李定，盯上他了。

當然，還有個神隊友，是大家都熟悉的寫《夢溪筆談》的沈括。

李定是有意的，而沈括純粹是好心辦了壞事。

起因很奇幻，是蘇東坡給自己的好友，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壽昌寫了一首讚頌他孝行的詩。

壞就壞在蘇東坡名氣太大，所以朱壽昌辭官尋母的事，天下皆聞。

這就襯托出另一位不孝順的人，對，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的老媽是被丈夫休出的家門，後來改了嫁，後來，死了。

按當時的禮制，出母亡，則不必服喪。

李定也就心安理得的繼續當官，但是，為士林（讀書人）所不容。

蘇軾的詩一出，這一對比，李定愈加顯得不孝，李定也就越恨蘇東坡。

而蘇東坡呢，在杭州任上那簡直是文如泉湧，一首一首接一首的寫詩。

本來蘇軾就反對王安石的變法，這詩裡不自覺的就帶出來了。

李定收集好蘇軾的罪狀，向神宗趙頊（音：須）報告了。

“豬隊友”沈括！

神宗這時候，正生氣呢，因為，他正看著沈括交上來的差旅報告呢。

沈括是出於好心，是為了完成出差前神宗交給他的好好照顧蘇軾的任務。

於是，沈括出差回來交給神宗的差旅報告，關於蘇軾的部分，那就細的不能再細了。

還附上了蘇東坡的詩集！並且沈老大人還生怕神宗看不懂，做了詳細的註解！

神宗兩下一對比，得出了結論：這事是真的！蘇東坡不僅反對變法，還藐視朕躬！

這事，大了！眼看就要違背藝祖趙匡胤定下的不殺士大夫的老規矩了。

這時，從遙遠的江寧，傳來一句話“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

這話是王安石說的，此時他已罷相，這句話的意思是，你把蘇軾殺了，對你的聖名有損啊！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的求情。

蘇軾，終於被放出來了。

蘇東坡誕生！

蘇東坡死罪可免，活罪難逃，被貶為黃州團練使。

而且，不得隨便離境！

而且，生活還出問題了！

蘇東坡作為被編管的人員，工資是發的實物，

也就是說，咱們的大詩人，還得當個小販才能維持生計。

迫於無奈，蘇軾東求西求，求來了黃州城東一塊五十畝的地，種地養活自己！

此時的蘇軾，再也不是攻擊“均輸法”時，捍衛鉅富豪商利益的開封府推官，

也再不是攻擊“免役法”時，捍衛士大夫享樂權力的文壇領袖了。

他，是黃州城東山坡上一農夫！蘇東坡！

司馬光“變”法。

當神宗故去，哲宗上臺之後，召回了在洛陽地洞裡寫《資治通鑑》司馬光為相。

司馬光，是舊黨的核心人物。

元祐更化，開始了。

蘇東坡在流放多地後，被召回了京都。

司馬光在把章惇（音：蹲）為首的新黨連根拔起之後。

關於是否廢除“免役法”，司馬光遭到了蘇東坡的迎頭痛擊。

人，是會變得，蘇軾此時已是明白人間疾苦的蘇東坡了。

而司馬光，雖然被貶到洛陽地洞裡寫書，但是，待遇始終沒變。

還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士大夫，

小時候知道變通砸缸的司馬光，此時卻固執的被蘇東坡氣稱為“司馬牛”！

這就是蘇東坡先是反對王安石變法，後來又反對司馬光廢法的原因。

同時，也是蘇軾，向偉大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蘇東坡轉變的原因！

泰林說趣史

王安石的變法，以宋高宗趙構時期開始直到1949年之前，這段時間裡，一直是被貶低。

古代貶低王安石的變法主要是分為三個階段

一、南宋時期，主要是貶低王安石的變法引起的黨爭，其則重點並非是變法本身，而是王安石變法時，針對保守派的打壓，所造成的黨爭。以及王安石沒有“心懷黎民”之心，將天下黎民百姓當成棋子。

二、明清時期，明朝早期是貶低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這其實是儒家道學派的理論，他們認為國家財富這這麼多，國家拿到多了，那麼民就會少。到了邱峻和王明陽之後的心學派則集中於王安石變法的激進性。清之時，以儒家道學派為基本，王安石之變法就是與民爭利，國家剝削民間。

而蘇軾所反對的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所反對的王安石變法，其本質上是有所區別的。

司馬光所代表的是北宋時期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雖然他的家族到了他這一代之前已經有所沒落。同時司馬光是個史學家，他了解前人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理論，並明白這些理論在國家體制中所帶來的各種正面及負面的影響。

因此在王安石變法的早期，司馬光並非是保守派中反對最為激烈的一員，從他早期的自述就能看出來。

司馬光早期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是集中在保甲制度以及王安石不顧禮法之中。

司馬光本身是傳統儒家學派的典型人物，在他的內心中——“兵乃兇像”，不管是對外還是對內的用兵或國家增加兵力，都是有損民間中人民的最基本利益。這點從他在河東路任職的時候僅僅建議修堡抵禦西夏，而不是招募邊疆的百姓為軍來，以攻代守的作戰方式。

因此當王安石的變法開始時，他主要是集中反對保甲制，他認為保甲制是官府肆擾民間，使得民間尚武，最終會導致國家步入暴秦這樣的軍國主義制度之中。

但是後來王安石不擇手段將他的導師和“志同道合”的夥伴都驅逐出朝堂之後，司馬光就變得因變法而反對變法。

事實上，同一時代裡，不管是舊黨還是新黨，對於司馬光的評價都不是很高，認為他是德有餘而才不足，“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也。”且同一時代中很少見有評價他的政績，大都是講他的人品或才華的多。

蘇軾則不同，他的恩師歐陽修反對的新法主要是反對變革。

管仲的學說和桑弘羊所倡導的《鹽鐵論》，已經歷經千年，作為大宗師的歐陽修他們肯定了解，作為北宋時位極人臣的存在，歐陽修和韓琦、富弼、文彥博都這些老頭肯定明白北宋時期的三冗是國家衰弱的根本存在。

因此早期時候，他們並非是反對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這些讓國家富裕起來的法律，以及軍器監法、保甲法這類強軍之法。

歐陽修和蘇軾早期反對的是既得利益受損的變法。如反對免役法、科舉改革、方田均稅法、市易法這類型的。

就如蘇軾上書時，最為典型的官僚做派：

是為了保證士族的優越感，因此反對平民可以用錢財來免徭役。

但是當蘇軾為了避免被王安石報復，自請外調之後，蘇軾在地方的所作所為，就好比今天網絡用語——真香定律！差不了多少。

他在任上的所作所為，大都是利用新法中對百姓有利的內容造福百姓。

因此當王安石死後，司馬光上位廢除新法之時，蘇軾來了一波自我打臉方式，還是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

事實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蘇軾所謂的反對新法，和反對廢除新法之別了。

蘇軾其實代表的是務實派，早期主要是維護自身的利益。

但當蘇東坡外調在外之後，見到民間所需所求，瞭解民間之後，以及新法對於民間的作用之時，他認為變法肯定的，但反對新黨的操切，同時反對舊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新法的行為。

這其實也是北宋的機制所導致的——王與士大夫共天下，所致使士族已經脫離了百姓這一根本。

司馬光的舊派，大都是科舉之後，就一直在朝堂之中歷練，少有在基層呆過，因此反對新法無非是保證自身的利益不受損，再到後面就成為無視國家之根本，只為了保證自己的面子不受到損害。

而蘇軾則不同，通過運用新法在民間之操作，使得他了解新法的利與弊，就如他反對廢除免役法時所說的，兩者取其輕。

史之為用

因為蘇軾是一個真正關心民生疾苦，憂慮國家存亡的士大夫。所以無論是前期的王安石變法，還是後期司馬光廢法，蘇軾都選擇追隨自己信仰的真理。

宋神宗滿腔熱血，王安石雷厲風行。

在宋朝開國時期，軍權政權財權的過度集中化，使得大宋王朝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出現財政負擔加劇，官僚體制臃腫等問題。

到了宋仁宗時代，國庫空虛問題突顯，朝廷不得不加大吸收民間財富的力度，而這一措施使得社會矛盾進一步銳化。

慶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實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但最終由於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改革終止。

待到他堂孫子宋神宗繼位，國家對外軍事薄弱，只能靠財物維持外交關係，對內貧困積重難返，民生凋敝。在這內外憂患的夾擊下，年輕的宋神宗滿腔熱血，發誓要有一番作為。

宋神宗向司馬光請教，如何才能深化改革，為國家探尋出新的道路。

司馬光說，人要先修身才能治國，修身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

司馬光作為肱骨大臣，深知國家積重難返，變革是急不得的，只有循序漸進才能慢慢打開局面。

但是，過分強調細水長流，便容易深陷於因循守舊，過分強調客觀困難，便容易深陷於庸碌無為。

在神宗看來，朝廷上的大臣是指望不上，泛泛空談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所以他把眼光瞄向了名聲在外卻素未謀面的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官宦家庭，自小就有經世濟時的抱負，進士及第後，歷任多地長官，試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些許成效，便形成了系統性的變法理論體系，其口號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曾經他寫成上萬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石沉大海。聰明的王安石深知，身在基層的官員根本沒有話語權，只有身居要位，才能讓世人聽見自己的聲音，才能真正將自己的變革理論推行下去。

他審時度勢，靜待時機，在仁宗時期，他推掉了多次晉升的機會，再加上他博學多智，見解非凡，生活簡樸，一時間，天下讀書人對他讚不絕口，成為聖人在世，人人爭相與他交往。

宋神宗與王安石一見如故，徹夜長談，在治國理政上取得了高度的君臣一致。王安石對著神宗心情澎湃地說：“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二年，王安石受命執政，變法運動開始，史稱“熙寧變法”。雷厲風行的王安石，頒佈和實行了一系列新法，主要涉及財政的軍事，終極目的是維護大宋王朝的長穩統治。

有變法派，就有保守派，這是歷史規律。新法一出臺，朝廷內爭論激烈，其中以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反對最為突出。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一大批老臣以稱病，辭官為威脅以求抵抗新法，司馬光與熙寧三年離朝隱居洛陽，而後十五年不談國事，閉門寫《資治通鑑》。

而蘇軾，早已看到國家的弊端，想要變革的心思在他心中騷動，但是面臨著王安石大刀闊斧的變法，他看到了富國強兵的願景，但他也看到了民心不定的現狀。所以他自然站在了反變法派的一邊。

王安石計劃興辦學校，廢掉科舉。蘇軾上書《議學校貢舉狀》，表示堅決反對。

神宗看重蘇軾的才華文采，想讓他修撰《中書條例》，王安石反對。修《起居注》，再反對。

王安石新法的弊端逐漸顯現，雖然新法重心放在國富上，但是隨著國家收入提升，百姓的負擔也在不斷加重。再加上很多老臣出走，新人良莠不齊，一些貪利求進的地方官，為了晉升，不惜以重法壓榨人民。新法中的“良法美意”實際上卻成了擾民的工具。

蘇軾看到如此現狀，深知自己的立場是對的，堅守“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政治操守，捍衛真理，反對新法。

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奉勸皇帝要“結人心，厚風俗，存紀剛”，並同時對新法發起全面攻擊。但卻反映全無。

再寫《再上皇帝書》，言辭激烈，“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依舊石沉大海。

因為對新法的反對意見日漸激烈，朝廷上小人察覺出神宗已對蘇軾有不滿之情，便開始羅列罪名，彈劾蘇軾。最後因為有老臣求情，陷害之事不了了之，心灰意冷的蘇軾，便上書請求外任，好離開這是非之地。

具備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蘇軾，堅定維護免役法

元豐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馬光回京弔唁時，所到之處百姓聚集，紛紛哭泣請求司馬光留在京城，輔佐君王，還百姓安居樂業生活。

而後，司馬光成為高太后最重要的依仗，他們一致認為熙寧變法完全失敗，當務之急，要排除一切阻力，廢除新法，一切回到熙寧二年的樣子。

同年，蘇軾回朝，發現曾經變法的兩撥人的關係位置對調，對抗的力量失衡。

在司馬光的執政之下，一邊起用反變法大臣，一邊有計劃地廢除新法，元豐八年七月廢保甲法，十一月廢方田法，十二月廢市易法、保馬法。而後免役法的廢止，卻成為爭論的焦點。許多反變法大臣，認為免役法比較有利，“法無新舊，惟善之從”，按戶徵稅僱役，可以斷絕官吏勒索的機會，確實是有可取之處。這幫支持免役法的大臣中，就有蘇軾。

與司馬光見面後，蘇軾便將自己免役法的見解深入淺出作出瞭解讀，希望司馬光能夠取長補短，合理對待免役法。

但是司馬光性格執拗，面對蘇軾的長篇大論，根本不以為然。蘇軾堅持己見，撰寫《論給田募役狀》，詳細闡述免役法便民利民的經驗，但是司馬光還是堅決不同意。最後和司馬光鬧翻。

半年之後，司馬光去世，但蘇軾與他的政治矛盾暫時停止，但未終結。司馬光一生坦蕩，雖說於蘇軾政見不合，但從未開罪與他，待司馬光去世後，由他提拔起的御史，卻把蘇軾作為必須除掉的政治敵人，黨爭之路才剛剛開始。

以上。

輕浪五更風

首先，變法是否必要？

其次，王安石變法是否正確？

最後，司馬光廢除新法是否妥當？

回答了這三個問題，就應該有結論。

🍒變法極其必要，已刻不容緩

北宋建立之後，始終存在三大問題：

1、冗兵

失去幽雲故地，遼國騎兵可輕易掠過河北平原，冬天渡過黃河直殺東京城下。北宋基本無險可守，那就只能堆兵防禦，所以京畿附近累積了全國禁軍的6成以上。宋仁宗時期禁軍達到頂點的82.6萬。

北宋政治相對溫和，凡是遭遇災荒就將難民青壯年編入廂軍，所以到宋仁宗時期，廂軍已經逼近50萬。

此外，出於防禦要求而招收鄉兵、番軍、勇敢、效用軍。

所以，宋仁宗時期國家軍隊超過150萬。

2、冗官

北宋推行文治科舉。同時大量設置官員以分薄權力，每個官員都身兼多職，有職、爵、勳、差、貼等多個工資俸祿。宰相每年薪金可達十來萬貫。

此外，每個官員還可以為子弟帶來數個甚至十幾個恩蔭。

3、冗費

150萬士兵要養活，十萬官員，幾十萬差役要養活，所以雖然北宋經濟繁榮，常年財政收入超過7000萬貫，但接近9成被用來養活軍隊與官員。

國家財政時刻緊繃。倘若出現一次大規模的災荒，北宋必然傾覆。

宋仁宗：

4、朝野共識

宋仁宗時期，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識，變法改革勢在必行，所以才有慶曆新政。

然而慶曆新政很快失敗了。

原因在於慶曆新政只講裁剪官員，節約開支，這顯然導致大量官員利益受損。

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

🍒王安石變法倉促，手段粗暴，結果很失敗，更是有功利目的

前面說，慶曆新政是節流，結果失敗了。

自然，王安石就主張開源。

三無畏宰相：

然而，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只能是笑話。

變法前，北宋常年財政收入7000萬，變法高潮時達到1.2億，看起來增長了。卻是民不加賦嘛？

沒有機械化大生產，沒有海外貿易，沒有殖民掠奪，增加的70%稅金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貴族地主繳納的？

算上過程損失，百姓增加最少一倍的稅務負擔。可國用依舊不足。

原因就在於，王安石只是掠奪民財，而非開源節流並舉，沒有針對三冗進行任何改進與修訂完善。

所以，王安石變法，於國家財政局面，地方經濟發展，軍隊建設，無一成果。

當王安石的學生，八品官的安門上監鄭俠寧願承擔罪責，也要非法通過銀臺司快遞向宋神宗呈遞流民圖，變法也就徹底破產了。

最令人驚訝的是，因變法未能達到目標也因為變法過程倉促，政策漏洞百出，王安石就直接將責任推到反對派的掣肘上，甚至以辭職脅迫小皇帝宋神宗處分反對派。

顯然，率先破壞君子政治傳統的新黨，必然遭到舊黨報復。

宋神宗死後，司馬光登相。在高太皇太后支持下將所有新法一一廢除。然而，這僅僅只是司馬光對新黨當初蠻橫變法的政治清算。司馬光並沒有改變三冗的辦法，甚至沒有試圖解決問題的勇氣，所以，蘇東坡很反感。

又一個拗相公的司馬光：

這是真正憂國憂民的士大夫。

他提出了《寒暑論》，明確承認變法必須進行下去，但堅決反對新黨的操切，同時也反對舊黨為了反對而反對新法的行為。

也因此，蘇東坡自烏臺詩案後不斷被新黨與舊黨來回折磨，顛沛流離，卻矢志不改。

四川達州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文人，他們的文學才能是出類拔萃的，但說到政治才能，可能就要差很多。因為文學和政治不是一碼事。唐代的李白、杜甫都是這類人，文學超一流，政治一般般。這就是他們當不了大官的原因。而蘇東坡不一樣。他不但文學才能出眾，政治才能也是一流。文學就不用說了，蘇東坡無論是在中央當官還是在地方當官的時候，政績都是很顯著的。他在蘇州當太守的時候在西湖所修的蘇堤，今天還有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蘇東坡在王安石變法之時，成了變法的反對派。而在王安石下臺之後，司馬光廢除新法的過程中，他又成了反對派。永遠的反對派，使得他在政治上成了永遠的倒黴派。讓這樣一個真正有才華之人，在為官的大部分時間裡，成了官場上的失意之人。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蘇東坡成為反對派，不是因為蘇東坡錯了。無論是他反對王安石，還是後來的反對司馬光，歷史都證明蘇東坡沒有錯。但是，堅持正確未必就會得到好處，有時反而會倒黴，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是有很多的，根本不用奇怪。

王安石做為改革家，歷史的定位是正面的。司馬光做為史學家，歷史的定位也是正面的。所以，歷來的史論家把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稱為君子之爭，所爭的是是非問題。兩個人都是君子人格。這與明代後期官場之爭是大不相同的。由於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是學者個性，兩個人有個共同的特點是原則性很強，守規矩而靈活性不足。蘇東坡與此二人性格有很大差異。蘇東坡是絕頂聰明之人，他處事之時，常常不囿於成規，不拘一格。比如他在參加科舉考試之時居然敢編歷史典故，就是一個證明。

王安石變法之時，大宋王朝是存在不少問題。這些問題是可以慢慢一點點解決。可是，王安石的心比較急。他希望對大宋朝各方面制度進行全方位改革，進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王安石在當地方官的時候，就對一些方面的改革進行了嘗試，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於是，他當了神宗的參知政事之後，就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工作。他改革的內容包括青苗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這樣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活動必然給社會帶來很大負面影響。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效果並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用人方面，推進過快方面等等，都影響了變法的效果。

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負面效應，蘇東坡提前就已經預見到了。當時的情況之下，王安石得勢，又有皇帝的絕對支持，變法大政不可改變，這時，一些只圖升官發財的人投到王安石的門下。這些人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個人謀利的因素，遠遠大於富國強兵。所以，出現了許多侵害下層利益的事。這些事情，就是蘇東坡反對新法的原因。

蘇東坡其實並不反對社會改革和變法。而是反對用人和做事中的一些具體做法。王安石要強力推行新法。不允許有反對派對變法大事進行掣肘，於是，蘇東坡只能靠邊站了。

當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自己退下來的時候，恐怕會明白蘇東坡半時潑的冷水是有道理的。蘇東坡從黃州赦回的時候，路上曾去看過王安石。王安石曾對他說過一句名言：“禮法乃為我輩所設耶？”

司馬光上臺之後。決心要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廢除。王安石經過多年改革之後，一些新的做法，老百姓已經適應了，沒有必要全部廢除。只要廢除百姓們意見大的，無法堅持下去的就行了。可是，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辦事的時候，都是一根筋。司馬光廢新法的原則是，凡是王安石弄出來的，一律廢掉。這種絕對化的辦事方式，又受到了蘇東坡的反對。因此，蘇東坡又進入倒黴時段。

總之，蘇東坡成為永遠的反對派，並不是因為他錯了。恰恰因為他對了。因此倒了黴也無怨無悔，正是蘇東坡正直可愛可敬之處。他的人格比那些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小人們高尚的多了。蘇東坡能成為千年一人的文化人物，除了他天賦極高的文學才能之外，還有他出眾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以及高尚的人格。

七月流火140400643

這是一個好問題，不知道能不能答好，能不能至少讓自己滿意？！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因為，他認為傳統的社會秩序、倫理不可改變。就算是國家積貧積弱，也不是社會宗法出了問題,不需要從制度上進行大規模的革新。制度革新過於激進，如果把握不好，反而會適得其反，造成更大的社會動盪。從結果看，王安石變法確實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蘇軾主張治國圖強應該提高管理的治理能力、注意與民休養生息。

蘇軾尤其反對王安石的用人。王安石為了推行新法，任用了一些投機、肖小之輩，蘇軾自己深受其害。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敗在了用人失察上面。

但是蘇軾畢竟是一位務實的、有見識的、不拘泥的官員，他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也在不斷的總結和反思。他從忠於國家、忠於皇權的角度出發，認識到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具體措施其實很有可取之處，運用得當的話，不失為利國利民之良策。

所以蘇軾對新法的否定態度並不像司馬光一樣教條、固化。所以在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重新上臺、對新法施行徹底清算之際，蘇軾認為新法仍有一二可取之處、應區別取捨的意見，就顯得有點違和了。

幸運的是，王安石、蘇軾、司馬光三人雖然政見互有不同，但都是胸懷坦蕩、愛才惜才的人，宦海齟齬沒有影響到彼此的互相尊重和愛護，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大幸！

天空雖不曾留下痕跡

王安石的新法傷到了蘇軾和司馬光以及眾多朝中大臣的利益。

王安石剛愎自用，不辨忠奸。

蘇軾和王安石，雖政見不同，不過私下裡交情還是不錯的，他倆常一起遊玩，談論詩文，或是暢談國事。

王安石變法之後，士大夫階層發生了分裂，新舊兩黨惡鬥，互相都想聯合皇權打壓另一方。

司馬光掌權後，對他全面廢除新法持反對意見，蘇東坡說：新法有利有弊，應予以甄別，把好的留下，壞的剔除就行。這話很是在理，司馬光卻對他發起脾氣來。於是蘇軾對司馬光說：當年韓琦做宰相，閣下做諫官，爭得面紅耳赤也不管不顧。難道現在自己大權在握，就不許蘇東坡知無不言了嗎？司馬光馬上笑著道歉，但依然不改。

醉夢拾遺

回答簡單點，新法，開端是好的。推行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不多說了，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與以改善北宋當時的財政收入狀況。變法，特別地觸怒了頑固派的利益，朝廷裡面，就有新黨與舊黨，蘇軾的"政見"與他們存在"分歧"，當然是，"不待見"。他是極力反對變法的，本身變法觸犯到大地主、大官僚階層的利益。所以，前期是反對。

而王荊公的變法，是宋神宗的大力推動與支持的。後來，種種主觀原因與客觀因素，王安石罷相又復相，頗有"波折"。當然，變法並沒有成功，達到預期效果，被迫廢除新法，只保留"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等。後來，司馬光上臺入相，只當六個多月宰相，就過世了。他甚至、乾脆把推行了十多年的"新法"，全部廢除。蘇軾父子，認為此做法，也不妥，深感可惜!。他反對司馬光的做法。

關鍵字: 變法 反對 司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