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平王晚年昏庸，宠信奸臣费无极，不但抢夺了太子建的未婚妻秦女孟赢，还诛杀了伍奢、伍尚，致使太子建、伍子胥出逃。
逃亡过程中，伍子胥与好友申包胥相遇。此时的伍子胥父兄被杀，自己成为了孤魂野鬼，无家无国，无法无天，唯余此身、此心、此剑。此时申包胥仍是楚国高官，他拦住他的朋友，这个正被追杀的逃犯。
伍子胥说：“楚王杀我父，杀我兄。告诉我，我该怎么办?”申包胥长叹：“走吧。”
申包胥让开路。伍子胥不动，他要自己回答刚才的问题：“我与楚，不共戴天，必要灭楚报仇！”申包胥：“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
伍与申的相遇，敝开了中国人伦理生活中的一道深渊：家与国与此身，中国人一直对自己说这是一体的。但伍子胥发问，说现在不是一回事怎么办？申包胥也知道那不是一回事了：“吾欲教子报楚，则为不忠；教子不报，则为无亲友矣”。
我们所信奉的某些根本价值有时会水火不相容，怎么办呢？大路朝天“子其行矣”。就在那一刻，两个朋友都作出了决然的选择，从此不中庸、不平衡、不苟且、不后悔。伍子胥从此成为楚国的死敌，而申包胥，他决心以一已之力从他的朋友手中拯救楚国。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春秋之后见不到了。对这样的人，我们无从判断，无话可说，他们凭着血气冲出了我们的边界，
血气是危险的，是人类生活中永远被处心积虑地制约和消弭的力量。这血气并非脆弱的歇斯底里，并非匹夫的冲动，而是一个人，依据他内心体认的公正和天理，依据铁一般的自然法作出的决断。从此，他决不妥协，他不再顾及关于人类生活的任何平衡的法则或智慧，他一定会走向绝对、走到黑。
这样的血气注定会严重危及共同体的秩序。亚里士多德早就深刻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不否认这是一种重要价值。但是他又审慎地提出，人有必要节制他的血气。而孔子同样告诉我们，血气和欲望都会把我们带向极端，必须执两用中，牢牢站在稳妥的地方。
是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怀疑亚里士多德和孔子能否说服伍子胥。在那条路上，他只能听凭血气的指引，面对庞大的、专横的、不义的、非理性的暴力，他只能作出一个人、一个猛兽必会作出的反应，就是孤独地、以牙还牙地反抗。
但现在要谈的是申包胥。和伍子胥分手后，他一直等待着那天，他知道，那一天终究要来。在漫长、恐惧的等待中甚至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伍子胥率领着复仇大军攻破了楚国的国都，楚国面临覆亡。然后，在千里之外，秦国的宫殿前，申包胥一拐地走来。他就是一个乞丐，他张开双手，一无所有，他要的是他的楚国。
就这样，他站在宫门的墙边，哭。这是什么样的哭啊，申包胥哭了七天七夜！此时当家的秦哀公爱喝酒、爱美人，不爱管门外的事。但是哭到第七天，便是铁石心肠的秦人也禁不住了，把申包胥架起来，一五一十地备细一说。
哀公真“哀”了，他感动了，他再喝一碗酒，一发奋就作了一首诗：“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哭秦廷，是外交史上的奇迹。申包胥不竭的泪水，正是源于血气。机巧和计较是无用的，申包胥只是把自己交出去，他只是诉诸基本的天理，就是一个人绝对的忠诚。他果然救了楚。
再无申包胥，因为人越来越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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