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楚平王晚年昏庸，寵信奸臣費無極，不但搶奪了太子建的未婚妻秦女孟贏，還誅殺了伍奢、伍尚，致使太子建、伍子胥出逃。
逃亡過程中，伍子胥與好友申包胥相遇。此時的伍子胥父兄被殺，自己成為了孤魂野鬼，無家無國，無法無天，唯餘此身、此心、此劍。此時申包胥仍是楚國高官，他攔住他的朋友，這個正被追殺的逃犯。
伍子胥說：“楚王殺我父，殺我兄。告訴我，我該怎麼辦?”申包胥長嘆：“走吧。”
申包胥讓開路。伍子胥不動，他要自己回答剛才的問題：“我與楚，不共戴天，必要滅楚報仇！”申包胥：“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
伍與申的相遇，敝開了中國人倫理生活中的一道深淵：家與國與此身，中國人一直對自己說這是一體的。但伍子胥發問，說現在不是一回事怎麼辦？申包胥也知道那不是一回事了：“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矣”。
我們所信奉的某些根本價值有時會水火不相容，怎麼辦呢？大路朝天“子其行矣”。就在那一刻，兩個朋友都作出了決然的選擇，從此不中庸、不平衡、不苟且、不後悔。伍子胥從此成為楚國的死敵，而申包胥，他決心以一已之力從他的朋友手中拯救楚國。這樣的朋友、這樣的人，春秋之後見不到了。對這樣的人，我們無從判斷，無話可說，他們憑著血氣衝出了我們的邊界，
血氣是危險的，是人類生活中永遠被處心積慮地制約和消弭的力量。這血氣並非脆弱的歇斯底里，並非匹夫的衝動，而是一個人，依據他內心體認的公正和天理，依據鐵一般的自然法作出的決斷。從此，他決不妥協，他不再顧及關於人類生活的任何平衡的法則或智慧，他一定會走向絕對、走到黑。
這樣的血氣註定會嚴重危及共同體的秩序。亞里士多德早就深刻地注意到這個問題，他不否認這是一種重要價值。但是他又審慎地提出，人有必要節制他的血氣。而孔子同樣告訴我們，血氣和慾望都會把我們帶向極端，必須執兩用中，牢牢站在穩妥的地方。
是的，我完全同意。但是，我懷疑亞里士多德和孔子能否說服伍子胥。在那條路上，他只能聽憑血氣的指引，面對龐大的、專橫的、不義的、非理性的暴力，他只能作出一個人、一個猛獸必會作出的反應，就是孤獨地、以牙還牙地反抗。
但現在要談的是申包胥。和伍子胥分手後，他一直等待著那天，他知道，那一天終究要來。在漫長、恐懼的等待中甚至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這一天終於來了，伍子胥率領著復仇大軍攻破了楚國的國都，楚國面臨覆亡。然後，在千里之外，秦國的宮殿前，申包胥一拐地走來。他就是一個乞丐，他張開雙手，一無所有，他要的是他的楚國。
就這樣，他站在宮門的牆邊，哭。這是什麼樣的哭啊，申包胥哭了七天七夜！此時當家的秦哀公愛喝酒、愛美人，不愛管門外的事。但是哭到第七天，便是鐵石心腸的秦人也禁不住了，把申包胥架起來，一五一十地備細一說。
哀公真“哀”了，他感動了，他再喝一碗酒，一發奮就作了一首詩：“豈日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哭秦廷，是外交史上的奇蹟。申包胥不竭的淚水，正是源於血氣。機巧和計較是無用的，申包胥只是把自己交出去，他只是訴諸基本的天理，就是一個人絕對的忠誠。他果然救了楚。
再無申包胥，因為人越來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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