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宋王朝再次成为历史爱好者们关注的焦点。经济文化均已达到中国古代封建帝国巅峰的大宋朝，不仅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社会各阶层的人文素养相较于前也有了较大提升。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争相标榜道德至上，席卷整个宋代朝堂，在官员之间掀起一股“尚德”风气。那么这股尚德风气为何会在宋代官员间形成呢？
一、宋代官员士大夫圈子里流行尚德风气
宋代仁宗时，自唐中期开始的儒释道三家融合已近完成，儒学的转折成为当时士大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他们对于儒学经 典的理解有分歧，但儒学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却是共同推崇的修身原则。以儒入仕的宋代官员士大夫阶级中，道德修养成为官员政治生涯最紧要的必修课。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便在其著作四书集注中讲到对统治者道德的要求，“为官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在士大夫这个圈子里，标榜道德已经蔚然成风。尤其是文治时代，读书人最重视的是脸面，道德更是士大夫们最为看重的脸面。尚德风气在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
二、特立独行的台谏弹劾风格：专业弹劾无德官员
自秦汉起我国便已经开始探索建立一套官员监察体系，由最初三公九卿制的御史大夫到三省六部制中门下省的谏议大夫，至隋唐时期这套监察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主要针对官员贪污腐败、权力滥用以及加强皇权等。
而宋代也沿袭旧制，于中央设立御史台三院、地方设置通判构建起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系。中央御史台三院的台谏官员是宋代行弹劾之事的主体，“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纪纲。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官员日常事务主要就是监察百官及百司，纠弹其过失。谏院本是谏诤君主的机构，但在宋代也有“规谏讽谕”的职能，“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古代为官从政者多为士大夫群体，作为圣人弟子，道德历来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本来无可厚非，然而由于宋代儒学的复兴和士大夫忧心天下意识的觉醒，社会和朝廷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显得尤其突出。这些道德要求包括个人私德、为官公德两个层面，具体内容比较丰富。
如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马遵等弹劾礼部侍郎梁适：
“奸邪贪黩，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上不能持平权衡，下不能训督子弟”。
弹劾梁适的理由既有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有为官之德的阙失。
宋代自建立以来，由于中央重视文治，因此在科举选官的基础上，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保障能力出众的官员能够有机会得到升迁。为官者的能力是统治者比较重视的拔擢官员的原则。但是，宋代台谏官在行弹劾之事时若仅以官员能力作为弹劾的理由，往往不能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可，所以他们常常将吏能的阙失与道德有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将吏能的阙失最终皆归结到道德方面，才能使自己的弹劾行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以致引起朝中大臣及君主的重视，最终达到弹劾目的，造就了宋代侧重于弹劾官员道德过失的台谏风格。
在道德对仕途影响巨大的情况下，宋代官员士大夫阶级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这种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推动了宋代官员阶层尚德风气的形成。三、“为官以德”的官场舆论对官员的约束警醒
台谏弹劾下形成官场“为官以德”的舆论
台谏官员是发现问题提出弹劾的主体，而当台谏官的弹劾行为发生后，一旦成为朝中大臣关注的问题，很快就会引起信息传播和互动，台谏官以外的官员也开始上疏讨论相关问题，与台谏官的弹劾奏章形成互动关系。
如至和元年十二月，因家中女奴被殴打致死，宰相陈执中遭殿中侍御史赵抃的弹劾“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请求罢免陈执中相位。仁宗未能听从，于是至和二年二月至五月，赵抃与御史中丞孙抃连续不断上章弹劾陈执中，在台谏官不断奏劾过程中，先后有翰林学士吕溱、欧阳修等上奏疏论列陈执中。
吕溱上疏论陈执中：
“外虽强项，内实奸邪，朝廷故事多不谙练，除改官序，常至差错，平居不接士人，惟阴阳卜祝之流，延入卧内，干预政事。又历数其过恶十余事。”
欧阳修言陈执中任宰相期间：
“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谬，取笑中外，家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
他们议论陈执中之事基本皆是道德、吏能并举，从奏疏文本看，“奸邪”、“不学无识”、“憎爱差谬”等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词，让人产生对被弹劾者品行的价值判断，也更加突出了被弹劾者的道德阙失。
更重要的是，台谏官往往在弹劾奏章中指出官员道德阙失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以此引起君主的重视。如皇祐二年六月，谏官包拯等弹劾三司使张尧佐“凡庸之人，徒缘宠私，骤阶显列，是非倒置，职业都忘，诸路不胜其诛求，内帑亦烦于借助”，“违天意，则善应差殊，虽禳祈祷祀，无以益也。咈人情，则治风颓弊，虽督率纠摄，无以拯也”，而且“若不恤人言，罔顾天戒，祸不止其人，又贻患于国家”，明白指出如果官员德行严重受损，则会影响统治基础。谏官所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疑，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无限放大其危害性的方式，才能获得君主的支持；而君主的支持对于以“尚德”为中心的官场舆论的形成意义重大。
可见，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在互动之中不断交锋、整合，求大同、存小异，趋向于统一，同时也使“为官以德”理念认同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中也包括君主的认同，最终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官场舆论。
为官以德的官场舆论对官员士大夫的影响
台谏弹劾作为一种舆论活动方式，对于官场为官以德舆论的形成有着关键性作用，同时在监督和舆论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官员尚德现象蔚然成风。由台谏官主导的弹劾，在批评官员道德缺失的过程中，制造官场舆论热点，引导官场舆论走向，并控制官场舆论动态，从而以舆论的力量制约和监督官员，不仅对被劾官员个人带来直接影响，而且对整个士大夫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弹劾内容上升到道德高度时，就很容易形成舆论风暴，因此多以道德问题为中心的弹劾在形成“为官以德”的官场舆论后，被劾官员一般皆会遭遇降职或改官的责罚。从而使当事官员的仕途受到影响。
“为官以德”的官场舆论已经成为北宋士大夫群体认可的一种集体意识。它能够对士大夫个体产生心理上的压力，即：顺应舆论而动，可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个人仕途上的升迁；若逆舆论而行，则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遭致贬官、迁职的惩罚。因而，官场舆论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规范官员个人行为、乃至官场秩序的作用。
弹劾形成的官场“为官以德”舆论也影响到了北宋整个士大夫阶层。台谏官通过弹劾将偏离社会规范和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唤起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谴责，将违反道德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舆论整合的作用，有利于形成保持士大夫阶层崇高地位、以“道德”为中心的主导性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正向舆论一旦形成便具有权威性，对整个士大夫群体产生导向、约束、警诫等心理作用。
在这样的官场舆论影响下，士大夫个体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有德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以期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接受。
四、结语
宋代官场尚德风气的盛行与其台谏弹劾制度下形成的官场“为官以德”的舆论及尚德的价值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台谏弹劾是过失已经出现之后的纠偏，对官员的道德行为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类似于被动的防御；而努力建立“为官以德”的官场舆论，形成以道德为准则的价值导向促使官员增强自律性，则是宋代官场尚德风气盛行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尚德风气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中才涌现出许多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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