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閱讀史》，唐小兵著，東方出版社，2020年3月版，308頁，49.00元
一
英國作家C. S. 劉易斯在1941年二戰初期寫了一本書叫《魔鬼書信集》，內容是一位資深大魔寫信指導小魔如何使壞，其中第二十七封信叫“歷史觀點”。大魔說：人類歷史藏有無窮智慧，如果人們都懂得去學習吸收，每一代人矯正前人的錯誤，那對魔鬼的事業是極大的障礙。不過大魔說，不用擔心，現在很多人已不讀歷史，視歷史為“瞎說”，只有極少數學者才會去研讀歷史，而且他們也快將被魔界搞定了，方法就是向他們灌輸“歷史觀點”，讓他們不去問史實的真假，而只看歷史不同觀點的影響和對手間的相互汙衊。感謝撒旦和“歷史觀點”，現在大學者與一個無知的修車工一樣，不會從歷史中得到任何養份了。大魔說：魔界做不到永遠瞞騙世人，吾等工作重點是要割斷世人一代與一代之間的歷史教訓。
這段魔鬼告白正話反說的道出歷史學習的重要，但劉易斯心中的魔界其實不算太邪惡。稍為假以時日，只要向同期的納粹政權學習謊言說一千遍成為真理的方法，以及參考二戰後小說家奧威爾撰寫的《1984》所描述的大洋國“真理部”，大魔一定會大受啟發，指令小魔做出終極方案，讓魔界獨家包辦人類歷史的撰寫事業，只此一家，這樣歷史豈能不成為魔鬼隨意打扮的玩偶？
是不是想起“胡適說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這句話儼然成了新一代聰明人的標配新史觀之一，但其實它並不是胡適說的，而是後來攻擊胡適者所任意拼湊杜撰出來、塞進胡適口中的。
在歷史任人打扮的年代，假的不斷被重複變成真的。在一切歷史都被認為是當代史(聰明人新史觀之二)的時候，歷史輕易被宣傳所綁架。一般人受虛假歷史覆蓋，犬儒的聰明人不再相信歷史，功利的聰明人則意識形態先行的剪裁史實配合今尚。
這裡出現一個悖論式的“當歷史遇到強權”現象：因為上一代的史識斷層，真相被屏蔽，歷史才能任人打扮，古為當代任意濫用，方便了那一套成王敗寇、捨我其誰史觀的不斷宣揚，操縱歷史成了帝王術的組合部份，而且因為話語權的極端不對稱，異見者人微言輕，妄議者動輒得咎，更有利強權定史觀於一統。
破解只剩一條幽徑：不服氣的史家堅定帶著當代問題意識，回頭發掘真相，整合事件，還舊如舊，尊重事實，不迴避禁忌，從而重新解釋歷史，破除成見，化解主旋律為多音多義，從意識形態中拯救歷史，從細說歷史中修正人們普遍的史識史觀。
這可能才是對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較好解讀 (克羅齊說過歷史是當代史家“腦中的顫動”) 。古代希臘史的學者保羅‧卡特利奇也說過一切歷史是當下的與個人的，以說明時人當下旨趣與歷史研究分不開的關係。受克羅齊影響的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後來的E. H.卡爾以至海登‧懷特，或也帶有“過去思想在史家的心中重演”、“歷史是史家與其史實之間不斷的互動過程”、 “我們以選擇未來同樣的方式選擇過去”等想法，但這些主張“活的過去”的歷史哲學家並不贊同相對主義或任意打扮的虛無主義，而是要講究“證據”、“歷史的良知”、“同情地瞭解”的，就是要在嚴謹史料考證與新添入的實證基礎上，據事實構圖，依實證重現事件，仔細推敲古人思想動機。
這也符合唐代劉知幾主張的史家三長。兼備史才、史學、史識，乃華文治史者的圭臬。考證史料、求索實相的史學，解讀舊論與重構解釋的史才，以史實證據更新史識從而修正史觀，再以新史識新史觀發掘添入史料、啟發新解釋——史家當以此學統抗衡政統定史觀於一尊的衝動。
二
中國的近現代史更是飽受強勢史觀與意識形態教條扭曲的一段歷史，糾正並不容易，因為種種扭曲的歷史論述仍充斥坊間，蔚然主流。雖然我們知道具有史家三長的學者仍在努力著述，但往往人找不到書，書找不到人，讀者需要精準可靠的導航。
這本書名很巧妙的《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一次極佳的導航。作者唐小兵於2003年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當研究生，取得碩士、博士後留校任教併為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晚清民國報刊史與知識分子史；回憶錄、口述史與20世紀中國的歷史記憶；左翼文化與20世紀中國革命等。
學科訓練使唐小兵博覽群書，更讓他確立了思想座標，從而對書有了判斷力。對愛讀書的人而言，難得的是唐小兵筆耕不輟，一直以近乎虔誠卻“有抵抗感”的嚴肅態度撰寫書評，評介2003年至今出版、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著作，兼及個別人文社科學人的新著，矢志“讓書評寫作形成共同的底線”。也就是說，看這本書評集，讀者就可以找到這十數年間最該讀的一些當代史著（包括回憶錄）與思想性人文社科新書。
從書中可以看出唐小兵已具備思慮成熟的史識史觀，既不人云亦云，亦不左搖右擺，讀者不難讀出作者自己作為史家的一些準則。唐小兵在書中說：“史家三才，而尤以史識最讓人敬服”。在史觀忿爭的今天，我認為這本深入淺出的書評集，很能夠幫助讀者修正一些當代中國歷史的史識，從而調整史觀，即作者說的“書評除了評書，也同時應該提供知識文化上的增量。”換言之，這本書評集不僅止是書海中的嚮導，也能對國人僵化固執的史觀障，起些“鬆綁”的作用。
三
唐小兵甚具推薦好書的底氣。他評說：楊國強的《晚清的士人與世相》“無疑是最值得研讀的著作”。然而他沒有隻褒不貶。對一位著名漢學家的名著，唐小兵點出“把歷史上的某一個時期愛屋及烏而過於理想化、浪漫化都可能損害對歷史真相的探尋與敘述”。對一位在國內名氣頗大的學者的著作，他直斥是“幾種主流話語之間玩閃轉騰挪的‘太極’…‘修辭鍊金術’。”
書評中不少引用也反映了唐小兵自己認同的治史態度。他說：“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者，應當避免為某種主觀情緒所左右，把追尋真相作為自己的任務。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 “本書的學術態度是：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可靠的材料之上，收斂過度解讀的衝動，對歷史的複雜性抱持一種敬畏；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而不是做簡單的道德和價值評判，拒絕用某種既成框架來框定歷史。”
他欣賞的是史家那種“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多有撥亂反正，對一些最新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抱持開放心態而充分吸納……對待當代中國史的那一份不憤恨、不偏激、不隱諱的史家態度。” “秉持的是一箇中國政治研究者的適當的距離感與冷靜…不會像國內大多數學者那樣為了反對一個時代，而刻意美化另一個時代，或者為了肯定一個時代或者說合法化一個時代，而故意將另一個剛剛消逝的時代妖魔化。”
他對史學界的功利化不無微詞。他以王汎森引述的王國維論評清末民初學界的一段文字：“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 繼而評論說：“對照今天中國動輒言中國學術主體性而格局日益狹隘的各界學人，以及汲汲於以學論政而終害學的知識界現象，則不得不感嘆歷史之輪迴。”
他認為專業史家不妨擁有公共關懷：“接引具有公共關懷的專業學者來討論政治問題和社會議題，從而抬升公共論政的品質和‘觀念的水位’，有效地促進學界與報界的溝通。這種交流自然是雙贏的：讓學界不被陳腐、自我循環的學院氣息籠罩，也不被國家主義導向的政治意識所侵蝕，同時也讓報界不停留在就事論事或者自我重複的模式化寫作的低水位，讓報界中人能夠跟進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並將‘理論打碎還原為思想和洞見’，從而豐富公共輿論的層次和麵相。”
他還斷言：“評判一篇政論的好壞，往往不是其理論的繁簡、常識的運用或者道德意識的高低，而是是否具有深刻的洞見、前瞻性來照亮我們的思維盲區和道德盲點。”
四
《一個人的閱讀史》談到了近50本書，大多是關於歷史的，而時人最關心的中國歷史，當數清史、民國史、共和國史。進路方面則五花八門，首先是政治史，其次是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商業史以至學術史。範圍可以是全國的，也可以是國內的地方史、城市史、行業史、族群史、人物研究、回憶錄，或跨國界的區域研究、文明間交通史。學科除中外史學外，至少還引進了文化人類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政治哲學與漢學。從這本書評集的一些重份量文章，細心讀者也可以輕易整理出“知識分子史”的主題，足以況味當代史家不一樣的史識與史觀。試列舉一、二如下：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諸種問題，或許在晚清的士人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型之中已埋下歷史的伏筆。
史家陳旭麓認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是戊戌政變的歷史遺產。
當19世紀中葉的那一代士大伕力倡‘自強’和‘富強’之日，這種促成了中國人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的觀念在回應西潮中高亢急切而又單面獨進，其守定的旨義裡自始就沒有留出足夠的餘地，以包納與國家和民族聯為一體的民本和民生，而後是‘富強’常常因四顧困厄而急切，又常常因急切而湮沒二千年儒學一脈相承的民本主義和民生主義。遂使顧此失彼演為牴牾扞格。
近代知識分子的志士化，知識人與聖賢意態越離越遠，與豪傑意態越趨越近，知識人以俠氣點燃個人意志。
知識人的放言讜論即使可以轟動於一時，又如何可以取信於歷史與良知？
自以為掌握了最終而且唯一的真理與真實，因此睥睨天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傲視蒼生，在預設了個己思想必然正確的前提下，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牽引事實（甚至是杜撰事實）來論證真理，即今人所謂「主題先行」式的「政治宣傳」和「輿論引導」，這就容易導致「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節的東西，而政治文字中的敘人與敘事則常常因此而經不起認真的勾稽和對證。
極容易讓初嘗‘一夜之間便可借輿論暴得大名’的知識人滋生幻覺，當知識人越來越明顯地居於天下之中心的時候，他們也越來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責任意識。
近代以降中國知識界是如何降志辱身而在精神、心態上逐步自我矮化的，救亡的努力最後所造就的恰恰是一個大寫的被掏空的自我與個人。
五
從梁啟超《新史學》反對“帝王將相之史” 起，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可說出現了四大變化，即“歷史變短、空間變大、史料增多、問題複雜”（ 葛兆光語）。葛兆光在為《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寫的序文中，曾解釋他所說的“問題複雜”，就是指觀察歷史的立場、角度、方法的變化，五花八門，新說紛陳，史家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 與“歷史”。 他更認為就史學而言，史觀還是最重要的，所有大的爭論都是在觀念上的，書寫歷史的基本立場、觀察角度、選擇史料、書寫技巧（即“寓褒貶於敘事”），都與史觀密不可分。
不同的歷史觀點帶出不同的歷史新敘事，效果恰恰不是如《魔鬼書信集》中大魔所說的將會讓世人得不到歷史的養份，而是必然會消解任何唯我獨尊的史觀霸權。
這就涉及當代歷史書寫的兩股相反拉力：學院內外嚴謹的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的研究水位已到了一個厚積待發、史觀爭鳴的階段，問題是複雜的，觀點是多樣的，如若容許在公共領域發表以及展開對等討論，將令世人眼界大開；可是主張公權力干預史學、歸順意識形態、收編史觀成一尊的拉力從來也是鋪天蓋地的，至今還勢頭兇猛。
這兩股拉力難免也體現在國史研究，特別是清史以降的近現代史。唐小兵這次擇書評而成書，似有意識的做出一個嘗試，以有限篇幅梳理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眾多史識，充當一次多樣化的當代史觀的導航。
本文為《書架上的近代中國》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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