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樓“被逼當老道”質疑——劉新陽
長期以來，在京劇界一直流傳著“武生泰斗” 楊小樓先生在清宮承差時因拿過兩包賞銀而被人懷疑與慈禧太后有染，最終被迫出家做道士以躲災避禍的掌故，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李洪春先生的遺著《京劇長談》。在《京劇長談》中李先生談到：“事情的起因是西太后的‘特賞’。別的演員都是一包銀子，唯獨給楊老闆是兩包，為什麼單給他兩包呢？這就是人犯猜忌了……因為楊老闆與譚鑫培進宮當供奉，每逢特賞時，一般是一包一百兩銀子，別人領完就交跟包的拿著，譚先生就交給義子楊小樓。一經傳開，再加別有用心的人添枝加葉就變成西太后和楊小樓有什麼風流韻事……這事情一傳開，對楊老闆真是無情打擊。他也不敢解釋，一解釋必然涉及西太后……唱也不是，不唱也不是，逼得他再也不能進宮當差演出，到西便門外白雲觀掛單當了老道，道號楊佳年、德豐子。他當老道是出於無奈，更出於避嫌。可宮內不知道他的苦衷，還一傳再傳……他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得裝瘋，藉此躲避宮中的傳差……宮內見他瘋癲也就不傳他了。直到辛亥革命以後，他才重新登上舞臺。”①
此外，關於這一說法，劉東昇先生也在《楊小樓無奈出家當老道》一文中有所涉及，文中談到：“光緒年間某日，楊小樓與其義父譚鑫培（也就是小樓的恩師）同時被召進宮演出。演畢，慈禧大悅，賞給每人一包銀子（100兩），在‘叩謝老佛爺的恩賜’時，譚鑫培轉身把自己領到的一包銀子順手遞給義子楊小樓代拿。此時幾位素好無事生非的王爺恰好看見……誤認為慈禧破格加倍恩賜楊小樓……於是互相猜測，暗中議論，而且到後來越來越離奇，越說越神秘……再以後就連兩包銀子也傳成了兩包金子，一時間沸沸揚揚風靡朝野，成了童叟盡知的宮廷風流韻事。楊老闆……聽此謠傳有口難辯，有話難說。他既不能解釋更不敢聲張……於是終日閉戶不出。慈禧絲毫不知外面的謠傳，仍不斷傳差楊小樓進宮唱戲。楊越是託病不去，宮裡傳喚越勤……後來楊小樓苦於無奈又忍無可忍，只得棄藝從道，去北京西便門外的白雲觀出家當了老道，並取法號“楊佳年”，終日誦經拜祖不問世事。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清室覆滅，他才重作馮婦，二次出山，再返京劇舞臺演出。”②
這一傳說可謂流傳廣泛，對待這樣一種長期流傳且又並非一人口談的說法，正常是不需要懷疑的，因為楊小樓先生在清末曾入昇平署和他一生信奉道教的這兩點實事可謂無人不曉、盡人皆知。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要想討論甚至考證這一看來毋庸置疑的問題，還應該客觀、冷靜、科學地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查證和分析。
首先，是楊小樓先生作為“民籍教習”入昇平署是在什麼時間？檢戴淑娟《楊小樓藝術活動概略》，可知最初在1904年（即光緒三十年）的“十月十三日（農曆九月初五日）譚鑫培、陳德霖、楊小樓、朱素雲、王瑤卿等在頤和園承差。”③而楊先生被昇平署以“民籍教習”的身分正式挑選入宮的時間則是在1906年12月30日（光緒三十二年舊曆十一月十五日），且“首日演出武戲《長坂坡》”④。同時，楊先生正式入昇平署的這一時間還在王芷章先生的《清昇平署志略》（見第578頁）和丁汝芹女士的《清代內廷演戲史話》（見第249頁）等書中得到了印證。因此，確定楊小樓先生入昇平署的時間在1906年應該沒有疑問。
其次，是楊小樓先生有沒有出家做過道士？如果有，則是在什麼時間？戴淑娟女士經過考證在《楊小樓藝術活動概略》一文中寫道：“一八九五年 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十八歲。因搭班困難，家境貧寒，常去京師西便門外白雲觀與道士交遊。觀主為他摩頂受記，發給衣缽、戒牒，取法名為‘嘉年’。除了常在白雲觀打坐外，並常去西山戒臺寺參詣。”⑤由此我們不難獲知楊先生確實曾出家修道，時間是在1895年，即光緒二十一年。
這樣一來所要探求的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此前我們已獲知楊小樓先生入昇平署的時間是在1906年（即便把楊從進宮承差作為他見到慈禧的起點開始算起，也不過是在1904年），而楊先生出家的時間卻是在此前的1895年。兩下對比，不難發現事實上光緒年間的楊小樓先生是出家悟道在先，做“民籍教習”在後。換言之，楊先生是在有可能見到慈禧的十年前即已出家悟道了，這樣至少在時間的先後順序上說明，楊小樓先生在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出家的真正動機實際與後來他和慈禧之間所謂的“風流韻事”無關。
除了前面對比楊小樓先生出家和入昇平署的時間先後認定楊先生出家與慈禧無關，還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可能，即楊小樓先生在被人懷疑與慈禧有染之後而“被迫”又一次出家？對待這種假設至少在邏輯上應當承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所謂“被迫二次出家”的假設成立，那麼楊先生為了避嫌，採取裝瘋、出家等辦法“躲避宮中的傳差”和“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清室覆滅，他才重作馮婦，二次出山，再返京劇舞臺演出”理所應當也就應該成為事實。可是，楊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後……二次出山，再返京劇舞臺演出”又是事實嗎？
所以，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楊小樓先生在以“民籍教習”入昇平署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至民國初年（1912年後），特別是在慈禧死前的這段時間裡，楊先生在內廷和民間有沒有演出？
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初一日南海傳差的戲單中載有“水簾洞 楊小樓 三刻十”⑥，在同年八月初十日南海傳差的戲單中分別載有“金錢豹 楊小樓 三刻五”、“長坂坡 楊小樓 五刻”⑦。這樣至少證明，楊先生在光緒三十四年還在被傳差到“南海”演戲，並沒有“託病不去”。可是我們又知道，光緒皇帝與慈禧皇太后事實上分別死於光緒三十四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和十月二十二日，這也就是說楊先生在光緒、慈禧相繼病亡的前兩個月還在內廷演“雙出”。由此可見，楊小樓先生在慈禧生前曾“躲避宮中的傳差”無法成立。
此外，筆者還見過一張宣統二年正月初十日（即1910年2月19日）楊小樓先生在中和茶園演出《賈家樓》戲單的影印件⑧。另查戴淑娟《楊小樓藝術活動概略》，楊先生在慈禧死後的宣統年間（1909—1911年）分別在北京的中和茶園和天津的下天仙茶園演出，至於具體的時間、場地及劇目讀者可以參見《楊小樓藝術評論集》的第280—281頁。總之，我們不難發現，即便是在慈禧死後到辛亥革命之前的這段時間裡，楊先生依然往來於京津等地做營業演出。這樣楊小樓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後……再返京劇舞臺演出”的說法也就同樣不能成立了。
因此，緣於楊小樓先生出家與入昇平署時間的先後相悖，和楊先生於慈禧死前還在宮中唱戲及他在辛亥革命前仍在民間演出的事實，筆者認為“楊小樓被逼（或無奈）出家當老道”一說雖流傳廣泛，但缺乏事實依據，無法成立，當屬長期流傳的梨園掌故、趣聞中的誤傳而不足為史所取信。
2007年7月1日於瀋陽
原載2008年5月號《中國京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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