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一代代中國青年相比，今天的90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們沒有經歷過中國屈辱和戰亂的過去，他們沒有天生的自卑感或狹隘的報復心來面對世界，對於西方的發展狀況和治理經驗，他們既不陌生，也不盲信；他們比80後更加國際化，從出生就趕上了科技迅猛發展、信息海量流通的移動網絡時代，對於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不會有發自內心的封閉和抵制，更不會有盲目自大的傲慢與偏見。
在抗擊疫情中，90後之所以能夠在人民需要和祖國召喚的時候挺身而出，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內生的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導向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服務意識。
“戰疫一代”的表現，雖與百年前“五四”運動的歷史背景不同，但他們展現的愛國熱情和集體力量，再一次證明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抗拒：朝氣蓬勃的青年，永遠是社會發展進程中最具活力、最少保守、最勇於擔當的群體。
1993年，一篇《夏令營中的較量》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中國80後從此背上了一個沉重的標籤——“被溺愛的一代”。他們是實行計劃生育後的第一代獨生子女，趕上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也被稱為“垮掉的一代”“自私的一代”。
直到15年後的2008年，他們才摘掉這個標籤，讓世界刮目相看。因為在這一年，80後自覺地擔當起了時代賦予的重任，展現出這一代人的風采。社會開始重新審視這一代人的面貌，他們也擁有了新的稱謂——“鳥巢一代”“汶川一代”。
一代人社會化的過程總會被貼上許多標籤，如今的90後也曾被廣為詬病，被稱為“非主流的一代”“腦殘的一代”。新冠疫情的暴發，給了90後一個機會，向世人展示他們的成長和光彩。他們的身影出現在疫區的各個角落：護理病人、搬運物資、維持秩序……他們的愛心播撒到人們心間：在社區中送貨，擺渡城市，不顧安危；在勇敢中穿行，搶救病人，不知疲倦……
這一刻，我們才真正意識到：2003年春天的那場“非典”疫情，大家都在奮力守護的90後，在17年後另一場疫情洶湧來襲時已經長大，他們卸下稚嫩與嬌慣，換上勇敢和擔當，他們挺身而出、逆行而上，成為抗疫一線的先鋒隊和主力軍。如果說2008年是80後的元年，那麼2020年則是90後的元年，一張張青春的面孔讓中國為之驕傲,讓世界為之震動——“戰疫一代”正在崛起！
90後的集體記憶
儘管有人說苦難是人生的財富，逆境是成功的階梯，但是沒有人心甘情願經歷苦難和逆境。可一旦經歷，也有其獨特價值。
歷史無數次地證明，苦難是一個民族最持久的記憶，而對於一代人而言，眼淚亦是成長路上最豐厚的滋養。重大歷史事件在造就一代青年的同時，也必然給這代青年烙上深深的印記，新冠疫情也將成為90後的集體記憶。
讓我們把時光往前倒推100年。在192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提出社會和政治事件通過對一代人性格形成時期的影響進而形塑世代，他的理論討論了世代和社會記憶的關係。
與此同時，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也提出了集體記憶理論。集體記憶區別於個人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定格於過去，卻由當下所限定，並規約未來。集體記憶理論充實了涂爾幹關於“集體歡騰”的理論，正是集體記憶填充和維持著歡騰時期和日常時期之間的空白。
集體記憶直接的功能是群體經驗和教訓的累積。集體記憶為群體提供了相對平穩、可靠的生活策略、成功智慧和苦難借鑑。後世之所以能夠站在先輩的肩膀上，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先輩把有關生之艱辛的記憶，當做思想遺產傳承下去。所謂“多難興邦”，對苦難體驗的普遍共享，一直是人類社會反思自身行為、提升治理能力的潛在動力。以此設想，相信經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禮，責任、擔當、使命這些原本離90後有些遙遠的概念也將日益深入其心，在他們的心底生根發芽，成為當代青年的精神內核和生活方式，激發起一代青年在未來人生道路上的愛國熱情和奮鬥精神。
當然，此次疫情帶給90後的集體記憶遠不只這些，新冠病毒肆虐時間之長，影響範圍之廣，世所罕見，定會在很多方面對價值觀正在形成期的一代青年造成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經此一疫，90後中的很多人開始重新思考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以及個體與集體的責任，疫情本身就是人類相互依存的證明，它好似一面鏡子，照出不同治理模式的優劣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真實體驗。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共同體的核心價值在於為個體提供親密關係、安全庇護、確定性秩序和信任資產，但同時也會限制個體自我建構以及自我決定的自由。傳統共同體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個體過度依附共同體而喪失了自由。現代社會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人們又泛起了重返共同體的鄉愁。因此，重建共同體的最大困境就是如何平衡自由與安全的關係。“確定性總是要求犧牲自由，而自由又只有以確定性為代價才能擴大。”新冠疫情的發生，使得90後開始在全新的意義上重新審視既有的對國家共同體的認知，以及國家共同體對於個人的意義，而這些，都是其他體驗無法帶給他們的寶貴集體記憶。
從另一個角度看，集體記憶是建構的，是強有力的意義製造工具。集體記憶體現了群體深層的價值取向和情感歸宿，對於群體的凝聚和遺產的延續具有重要作用。集體記憶是群體共享的符號體系，承載著群體成員認知傾向和價值框架，影響著群體及其成員對當下事物的態度取向，也是構建認同的核心代碼。簡而言之，被記住的即是被認同的，記住過去意味著與那些有共同經歷的人構成特定的社會關係。因此，雖然災難的經歷是痛苦且短暫的，但集體記憶將促使身處其中的人們形成彌足珍貴的共同體驗，建立起身份認同，並不斷強化其參與動機。
從這個意義上講，參與本身是一種個體與社會互動的建構性行為，沒有參與，就無法形成真正的集體記憶。80後被稱為“鳥巢一代”，是因為奧運盛事他們切身參與其中，而不是僅僅在身邊發生而已。既有研究表明，“鳥巢一代”的集體記憶喚醒了80後志願身份認同，進而影響了那一代人的志願承諾、志願意願、志願服務行為和時長。同樣的，對於國家的災難性記憶，以前90後大多是從歷史課本和影像資料中獲知的，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的時候，他們還沒有真正走到歷史舞臺的中央，他們並未真正參與其中。他們那時是“被保護的”，更多的角色是“旁觀者”，那場災難對於90後而言，只是發生過而已，並不能構成身份認同意義上的集體記憶。而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大考，90後經受了嚴格的思想淬鍊、政治歷練、實踐鍛鍊，他們真正參與其中，他們身上的道義感、社會責任感和凝聚力被激發了出來，病毒肆虐的悲劇性力量使90後在2020年完成了一次集體蛻變。這次疫情將深深地印在這一代人的腦海中，影響他們的價值觀，進而改變他們對災難和生死的看法，以及對生命的理解和認知。
集體記憶因建構而成，蟄伏於個人、群體和社會的持續互動之中。在歷史的某些時刻，一代人一同經歷了偉大與平庸、莊嚴與屈辱、輝煌與苦難，那裡有刻骨的事件、平凡的英雄和不屈的力量。哪怕歷史的原貌早已支離破碎，這些記憶卻如熒熒之光，為後來者照亮前行的道路。隨著復工復產復學的啟動，“戰疫一代”也會迴歸自己原來的學習和工作崗位，經歷錘鍊後愈發自信和成熟的他們即將步入人生的“而立之年”。我們大可不必擔心他們會忘記苦難，更無需憂慮他們會回到那個“嬌滴滴的狀態”，因為他們參與過、經歷過、感動過，艱辛與磨礪是最好的營養劑和催化劑，也是最好的磨刀石和試金石。我們相信，經歷過此次疫情洗禮，集體記憶業已銘心，身份認同已然形成，“戰疫一代”定會成為國家的中流砥柱，擔當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北京大學援鄂醫療隊全體90後黨員回信中所指出的：“廣大青年用行動證明，新時代的中國青年是好樣的，是堪當大任的！”
新時代的青春力量
中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型時期，世代劃分不再以生命週期為標準，而代之以經濟增長、社會發展以及技術迭代的節律。與以往一代代中國青年相比，今天的90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們沒有經歷過中國屈辱和戰亂的過去，他們沒有天生的自卑感或狹隘的報復心來面對世界，對於西方的發展狀況和治理經驗，他們既不陌生，也不盲信；他們比80後更加國際化，從出生就趕上了科技迅猛發展、信息海量流通的移動網絡時代，對於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不會有發自內心的封閉和抵制，更不會有盲目自大的傲慢與偏見。
一代人從精神世界中帶來的東西，恰是理解他們身上所發生事情的鑰匙，而當下一代從精神世界中拿出某種上一代在精神世界中尚未經歷過的東西時，就形成了與上一代的“對抗”。代際之間雖有對抗，但更多的是聯繫，這種聯繫有時表現為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傳承，有時表現為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創新。長久以來，人們一直依靠習俗、宗教和權威制定的道德秩序生活工作並理解世界。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併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90後不再像之前的中國青年一樣，主要依賴傳統的價值體系作出判斷。在他們眼中，價值觀和認同感比血統和出身重要得多，他們是“意緣聯結”的一代新人。他們擁有一定的知識技能，但並不停滯滿足；能讓領導滿意，也不循規蹈矩；向上層努力，卻沒有看不起底層；有一定社會地位，但不蔑視公平正義；擁有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但又避免炫耀性消費。這些看似相悖、實則並存的價值認知表明：他們很多時候超越了既有價值體系的對立，他們不是妥協的中間派，他們沒有把新潮和守舊的價值體系調和在一起，而是用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看待並理解社會，就像在一頁紙的兩個點之間加上第三個維度，摺疊這張紙就可以連接這兩個點，而不是在紙面上畫出直線。
在新冠疫情中，90後之所以能夠在人民需要和祖國召喚的時候挺身而出，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內生的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導向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服務意識，這可以從以快遞小哥為代表的新興青年群體在疫情中的現實表現窺見一斑。2019年以來，我們的課題組開展了《城市快遞小哥群體調查》，對這些“熟悉的陌生人”的工作生活和內心世界有了更多的認識和了解。我們把快遞小哥稱為城市的“蜂鳥”，他們“懸浮”在城市上空，穿著不同顏色式樣的快遞工作服，穿梭在小區樓宇和街頭巷尾，用力拍打著自己的翅膀，努力向前飛奔、向上流動。疫情當前，他們仍不停歇，給封閉在社區居所的人們帶去溫暖和希望。今天，很多人感動於疫情期間快遞小哥的辛勤工作，但其實對於他們而言，這就是日常工作的縮影。只是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這一特殊時期，按下了暫停鍵的社會有機會用放大鏡看到並凸顯了他們，把他們一以貫之卻鮮受矚目的敬業精神和拼搏精神集中展現了出來。快遞小哥只是疫情中當代青年的一個代表，像快遞小哥一樣的“最美逆行者”，還有無數的青年志願者、網約車司機、大卡車司機、退役軍人、各種社會組織從業者等。新冠疫情為中國90後矗立在世界中心提供了機會，當3月19日快遞小哥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的那天，一位小哥平靜地對我說：“中國90後終於在世界舞臺集體亮相了，我們等這一天很久了”。
新冠疫情發生後，我們的課題組迅速通過網絡等途徑召集團隊啟動調研，運用已有調查平臺和聯繫渠道，通過電話、微信等形式對778名在疫情期間仍在崗工作的快遞小哥開展了調查，記錄下他們疫情期間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在調研中我們也拍下了許多快遞小哥工作場景的照片，由於疫情，他們都戴著口罩，我們看不見他們的面容，但仍可以從每一張照片中感受到他們的陽光和溫暖。快遞小哥的薪酬方式大多屬於計件制，計件制與計時制不同，必須完成一單，才有一單收入，對於他們而言，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資是每單5元、8元這樣一點點積累而成的。但生活的艱辛並沒有消磨他們的意志，反而激發了他們負重前行的堅定和向上流動的渴望。調研中一位快遞小哥“剛子”的話一直讓人記憶猶新：“沒有人生奇蹟，只有努力軌跡。以後的人生道路中不管做什麼工作，都要一步一個腳印，就像習總書記說的：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從不期待有什麼奇蹟發生，而是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未來，這正是一代代中國人愈挫愈勇的文化基因和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屹立不倒的精神密碼。
其實不只是快遞小哥，在我們的課題組完成的其他30多個青年群體的調研中，都能感受到這種不向命運屈服，努力向上生長的精神狀態。這種狀態，可以從做公益的青年人陽光自信的表情中體會到，從新生代農民工質樸真誠的話語中感受到，從“蟻族”青年眺望未來的樂觀中觀察到，從快遞小哥面對疫情的堅守中解讀出。你不由得發自內心地羨慕並崇拜他們這種人生狀態，只有奮鬥中的人們才能享受到這種無與倫比的精神快感。它不是感官的刺激和物質的享受，而是一種超越了自我滿足，將時代腳步與自己進步緊密相連所獲得的一種精神愉悅感、靈魂淨化感和價值實現感。
每個時代青年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的成長曆程，卻無一不映射著追尋符合時代法則的普遍原理。“戰疫一代”的表現，雖與百年前“五四”運動的歷史背景不同，但他們展現的愛國熱情和集體力量，再一次證明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抗拒：朝氣蓬勃的青年，永遠是社會發展進程中最具活力、最少保守、最勇於擔當的群體。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個時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中國的復興之路和發展模式，這個一個多世紀以來縈繞在幾代中國青年心中的永恆主題，在2020年，似乎得到了某種儀式性和階段性的註解。而承擔這一註解重任的90後，也有了一個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新稱謂——“戰疫一代”。
每個人都是既活在當下，又活在歷史之中的，過去並不會因為我們對它失去記憶而不復存在。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一段五千年的文明史湧動在一代代青年的血脈之中。今天，當我們回望過去，仍然可以感覺到在中國歷史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節點上，撲面而來的青春氣息和一代代青年為民族存亡的吶喊以及行動。此時此刻，我們提出“戰疫一代”的創新表述，是希望通過這個概念所代表和象徵的一代人來展望未來之中國，並從一個側面描繪出當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最新狀態，勾勒出今日中國青年的時代底色與發展趨勢。這個問題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義重大，因為青年一代的思想狀態，將決定我們這個古老國度如何重新煥發她的榮耀和光芒。
1946年，馮友蘭先生在為西南聯大紀念碑所作的碑文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我想，恰是中國土地上孕育的一代代青年及其源源不竭的奮鬥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作者系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ID：zqbcy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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