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称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例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两件事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41]


这样做,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42]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小心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42]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类别,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有权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3]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始于曹魏,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又有所变化。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中正官由朝官兼任,依照家世、行状,负责评定同籍的士人的品级,供吏部选官参考。起家官品是入仕者初次被授予职位的官品。据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的研究,中正品的一品及七、八、九品虚悬不用。官品与中正品的对应只是一种大致趋势,并非法制规定。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根据西晋政府规定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等级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至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改为之前大族多[44]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阻止制还是鼓励。[44]


至少,也是默许。


◎西晋占田制


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对平民,贵族和一般官员各有所规定。


平民


受田人年龄占田数(自有耕用)课田数(供完税用)共计耕作数丁男16-60 70亩50亩120亩次丁男13-15 / 61-65 70亩25亩95亩丁女16-60 30亩20亩50亩次丁女13-15 / 61-65 30亩-30亩

王公贵族


封国大小近郊占田亩数大国1500亩次国1000亩小国700亩

对于贵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限额,西晋政府作了明文规定;至于贵族在封国或食邑内的占田限额,则完全没有限制。


一般官员


官品占田数佃客数每户佃客平均耕数惠帝元康元年赠给一品5000亩50户100亩荣田1000亩,田驺(役隶)10人二品4500亩50户99亩荣田800亩,田驺(役隶)18人三品4000亩10户400亩荣田600亩,田驺(役隶属)16人四品3500亩7户500亩五品3000亩5户600亩六品2500亩3户833亩七品2000亩2户1000亩八品1500亩1户1500亩九品1000亩1户1000亩

据《晋书·食货志》,《晋书·职官志》,金家瑞《西晋的占田制》。


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45]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地点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是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46]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医学院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医学院甚至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40]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简傲》。


[41]不问马,见《论语·乡党》;未知生,焉知死,见《论语·先进》。


[42]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简傲》。


[43]见《晋书·刘毅传》载《请罢中正除九品疏》。


[44]见《晋书·食货志》。


[45]见《晋书·孝武帝纪》。


[46]见《晋书·孝武帝纪》、《世说新语·雅量》。


[47]见《晋书·石崇传》、《世说新语·汰侈》。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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