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今南京）稱帝，國號大明，改元為洪武，經過十幾年的群雄爭鬥，最終九鼎歸明，朱元璋就此一統天下，成了大明朝的開國皇帝。
和以前的朝代一樣，剛成立的大明朝，也是沿襲元朝的制度。設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由於是草創之際，所以在建國初期，這些主要的中央行政機構權力都相對比較大。中書省統管政務，最高行政長官是丞相，丞相根據皇帝意詣、詔令等給出對政務的決策、審議和去執行。大都督府統領軍事，大都督府的權力也是很大，有統兵權、調兵權和議政權。御史臺在明朝後來又改為都察院，主要是對官吏進行糾察和彈劾，起到監察和監督的作用。
事件的影響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伏誅。癸卯，大祀天地於南郊。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明朝國家周邊殘餘和邊患都基本平定，開始走向穩定，以軍事為主轉向以政治、內務管理為主的基調開始成為主要方針。朱元璋開始慢慢從軍事中投身到政治、內務中來，卻發現所有的大權都下放到了各主要的中央部門中去。
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作為最高政治機構中書省左丞相（丞相有分左右，此時是崇尚左為尊，右為次）被判以謀反罪處死。而作為御史的最高兩位長官也都有參與，涉及的人範圍非常之廣，此事件對明朝的影響深遠和意義非常。
收權行動，已在進行
從貧民起家，經過十幾年爭戰，朱元璋最後成了最大贏家。正是這十幾年的戰鬥，讓他做任何事情，都會考慮周全、行事謹慎、決事果斷、謀事深遠，也讓他養成多顧慮、多猜疑、權力至上的性格。在建國前和建國初，國家的重心主要是平定四方之敵，一時顯得無關大局的政務都交給了身邊的重臣負責。
隨著國家走向穩定，發展經濟、與民休息、促進農業發展、官吏的治理等國家政務成了主基調，朱元璋從軍隊中抽身想更多插手政務，而總攬國家政務的中書省卻成了一座大山一樣擋住了他的去路。
也許是越是得不到的東西越要去想法去得到的心理，朱元璋開始了行動，為了能從中書省收回權力，朱元璋有步驟的開始對行政機構做出了調整。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九年六月，就把各行中書省都進行了調整，先從名稱上進行整改，全都改為承宣布政使司。這看起來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從字上就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承宣”二字在
《漢書·匡衡傳》：“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這很明顯就是要讓民眾和官員知道，政績的功勞是他朱元璋的，而所下派的官員只是按他的詣來行事而已。這很大的提高了皇權的地位和影響，也是對所屬官員的一種約束。
通過這次的改名，中書省的影響力和權力也受到了削弱，但對於朱元璋來說，這顯然還沒有達到他的目的。為此，他還繼續採取行動。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是月，始遣御史巡按州縣。
洪武十年秋七月初，設置通政司。通政司的主要職責就是把皇帝的命令、政策直接傳達到地方，也讓官員收集和反映地方民眾的建議、具體民情傳回給皇帝，從而達到政通人和的治國目的。通政司還可以參議國家大政，正是有這樣的權力，通政司一度還成為了九卿之一，這無疑也是為了進一步削弱中書省丞相的權力。
除了分化丞相的權力外，也對派遣御史巡察州縣，也是加大對丞相工作的監察。從側面也是為了打出丞相的勢力。
收權開始，政務權回收
十二月，汪廣洋貶廣南，賜死。
汪廣洋和胡惟庸洪武十年九月被封為右丞相和左丞相，而到了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作為胡惟庸副手的汪廣洋在胡惟庸案中，卻三問而不知，最後也被賜死。作為一名手握重權的重臣，在朱元璋看來，卻沒有做出應有的作用，就是嚴重的失職。想想汪廣洋從元末起義就開始跟隨朱元璋，如此受到朱元璋信任的人都讓朱元璋如此失望，這更沉重的打擊了朱元璋對中書省及其最高領導人丞相的信任力。讓朱元璋堅定要把中書省這個機構削去，不再設置丞相職位。
正是這樣，很快朱元璋就在洪武十三年，隨著胡惟庸案的推進，直接把下放的權力收回，把中書省廢掉，不再設丞相職。而自己直接來管理六部。到這裡，朱元璋一舉把下放的政務大權收回。這樣一來六部所有的主管官員直接由朱元璋來管理，而主管軍事的大都督府也被朱元璋進一步分為五軍，五軍都督府權力也受到了削弱。朱元璋收回調兵權，五軍都督只有統兵權和議政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五軍都督也慢慢失去了議政權。
這樣一來，軍隊的實際大權就掌握在明朝皇帝手上，加上政務的實際大權，明朝皇帝其實是集軍隊和政務大權於一身，名不副實的中央集權。
司禮監的設置，另一股力量的崛起
朱元璋創建明朝後，在借鑑了前朝太監對各個朝代的影響，對太監作了嚴格的管制，起用的宦人不足百人。朱元璋為了防止宦官亂政，特別在頒佈的祖訓中對宦官有明確規定，希望明朝後繼皇帝們一定要以鐵律來執行這條祖訓。
然定製，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朱元璋為了更好的管理宦官，特地設置了司禮監，以此來加強對宦官的有效監管。朱元璋和朱允炆執政時期對宦官的打擊都是非常嚴格，宦官們都不得不安分守己的做著掃地、洗衣、倒垃圾的雜活。
靖難之變，是宦官們翻身的機會，正是有在京都的宦官源源不斷地把京都的實情轉告燕王，從而為他們帶來了翻身的機會。做了皇帝的朱棣也沒有薄待宦官，很多宦官都得到了重用。宦官不但能夠兼外臣文武銜，還御外臣冠服，干政更是已經成了常態。作為管理宦官的司禮監，由宦官直接管理，主管司禮監的最高長官才能叫太監，其他宦官是沒有資格叫太監的。隨著明宣宗設置學堂讓宦官識字後，就標誌著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形成、崛起。
朱元璋集權的機會，也是宦官的亂政機會
俗話說的好：“小偷不可怕，就怕小偷有文化。”這句話套用在明朝的宦官身上再合適不過。
隨著宦官有文化，宦官的機會就來了。
明朝的皇帝都是生於深宮中，身邊都會有一個或幾個宦官侍奉，時間長了，這自然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加上明朝的皇帝上位的年齡越來越小，有幾個是能真正有能力去管理朝政的？明朝又嚴格控制不準外戚干政的條文。有了點墨水在肚子裡的宦官很快就成了小皇帝的總管。
明朝最早有亂政的宦官，應該是朱棣晚期的馬騏、山壽。朱棣在交趾設置的交趾布政司，派出宦官馬騏、山壽做監軍，正是二人的亂政交趾布政司從明版圖中脫離。隨著仁宗、宣宗之後，大明的皇帝都是生在深宮中，過著養生處優，整日懶惰放蕩，不懂政務，從而為宦官提供了機會。
仁宗、宣宗在明永東八年就已經開始分別監國親政，而英宗九歲，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怎麼可能會理政，而他身邊的宦官王振卻是一個歷事仁宗、宣宗，又有文化的老油條宦官了，很討英宗信任。
皇帝不懂政務，就算是在朝庭上與大臣相見，大臣說的政事，他又聽不明，搞不懂，這樣一來也就不再出朝。一切政務都是通過宦官做橋樑來傳達，應該和各主要大臣親自商討，由皇帝親自批示、閱覽的奏摺等事情，也由閣臣以“票擬”的形式，交與宦官遞與皇帝。“票擬”的奏摺都送到內室了，連最後一道“批紅”也都懶得親手給批上。
朱元璋苦心為大明後世皇帝爭取來的政務大權和軍務大權，如此尊榮的權力，這些皇帝卻把他們當作擺設。作為真正管事的各部尚書、後來能議政的閣臣，卻只能眼睜睜地、焦急地等待著批示。而作為皇帝和各部大臣橋樑的宦官也終於有了機會，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更利用皇帝年小無知、懶散放蕩、不懂政務的特點。由開始幫遞傳奏摺、“票擬”，一步步到了敢於作“批紅”，敢於自作主張要求閣臣重新“票擬”，到參與議政，再到弄政。
皇帝的政權和軍權就慢慢的交與了宦官，這就讓明朝的宦官敢如此亂來、敢於做出各種亂朝綱、濫殺大臣、獨攬大權、禍國殃民的事情來。
“土木堡之變”就是宦官王振一手造成的悲劇事件，後來的汪直、劉謹、魏忠賢等宦官都是步王振後塵，他們無不是從皇帝那裡得到了最高的政權和軍權。
朱元璋罷免丞相，獨掌丞相事，收回軍隊的調兵權，把這些大權都集在皇帝身上，對他來說是好事。他有充沛的精力和體魄來應付，強如朱棣也不得不把政權早早下放給兒子和孫子去管理，更不用說後來不經過大磨礪、嬌生慣養、不懂政務，連出來與大臣議政都不敢的皇帝了。而宦官們正是他們身邊最親近的人和可信任的人，從而為宦官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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