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自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後，大運河德州段的地位愈顯重要，無論是閩浙，還是從廣州沿海登陸的外國使節，都要沿京杭大運河途經德州等城市而進京。當時，德州是沿途中“商賈如織”的貿易中心之一，往來於運河上的外國使節、商人，多在此駐足。他們不但在此銷貨購物，而且徜徉其間，充分感受德州地域文化，並留下了許多活動的足跡和傳說，成為德州運河文化的重要史料。其中，蘇祿王來訪並長眠於德州運河東岸，已成為德州運河文化與對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
蘇祿國位於今菲律賓西南部的蘇祿群島，與北婆羅洲（沙巴）東海岸遙遙相隔。據史料記載，早在公元3世紀，中國與菲律賓人就有來往。當時的線路是：從中國大陸東南部出發，越過臺灣海峽，經臺灣南部，再渡過巴士海峽，到達菲律賓。唐、宋、元時期，中菲兩國人民在貿易、文化交流方面已甚頻繁。中國的商人和商船到達蘇祿後，用絲綢、瓷器等換取當地的珍珠與土特產。據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載：“其地以石倚山為堡障，山畲田瘠，宜種粟麥；民食沙湖（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俗鄙薄，男女斷髮，纏皂縵，系小印花布。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織竹布為業。有酋長。地產中等降香條、黃蠟、玳瑁、珍珠、奇禽異獸……”9世紀時，蘇祿島港口停泊了來自中國、印尼、柬埔寨等國的商船。阿拉伯商人把蘇祿的貨品經過廣州運往中國大陸，可見唐、宋時中國與蘇祿已有貿易往來。元時，與中國貿易來往頗多，因馬端臨在所著的《文獻通考》中多次提到“麻逸國”，即菲律賓的古名，但明朝永樂前，蘇祿始終沒有同中國建立官方聯繫。
明朝建立之後，積極推行睦鄰政策，“宣德化而柔遠人”。鄭和下西洋，足跡非洲東海岸，每到一處，均向當地統治者宣讀明皇詔書，並邀請其來明廷訪問，還與當地統治者和百姓進行貿易。
永樂十五年（1417年）八月，蘇祿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率領340餘人的龐大使節團，到明朝朝貢。此時，成祖雖然沒有正式遷都北京，但北京實際已是政治中心，成祖常往北京。當蘇祿王一行沿大運河北上之時，在北京的明成祖早已得到了消息，他聽說蘇祿國第一次入貢就組成最高規格的使團，而且三王並來，認為蘇祿國三王“傾國來歸，鱗次闕下”（張燮《東西評考》），要求運河沿線地方官照例為蘇祿貢使提供口糧和相關的開銷。八月初一，蘇祿王一行帶著珍珠、寶石、玳瑁等禮物終於到達北京，受到了明成祖的隆重接待。《明令典》載：“蘇祿國，永樂十五年筵宴一次，國王來朝，經過府工榮飯管待，回還亦如之。”
明成祖不僅為他們舉行了隆重的國宴，而且為他們舉行了正式的冊封儀式，“封巴都葛叭答剌為蘇祿國東王；麻哈剌叭葛剌麻丁為蘇祿國西王；妻叭都葛巴剌卜為蘇祿國峒王”（《明太宗實錄》），並賜誥命及襲衣、冠服、印璽、鞍馬、儀仗，其他人員也各賜冠帶、金織文綺、襲衣不等。這樣，蘇祿國作為獨立國家就得到了明朝廷的正式承認。
八月二十七日，蘇祿國一行在北京遊覽了各處名勝後，圓滿完成了訪問，啟程回國。明成祖又給予厚賜，各賜三王“金相玉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兩千兩、羅錦文綺二百匹、絹三百匹、鈔一萬錠、錢三千貫，金鏽蟒龍衣、麒麟衣各一襲”（《永樂寶錄》卷107），“賜其隨從，頭目文綺、彩絹、錢鈔有差”（《明太宗實錄》卷86）。蘇祿王一行沿運河南下，由於水土不服，加上飲食起居也不規律，以及萬里奔波，旅途勞累，蘇祿王身染重病。九月十三日，當行至德州迤北的安陵時，在驛館薨逝。
噩耗傳到北京，明成祖朱棣聞訊悲痛萬分，即遣禮部郎中陳士啟帶著自己為蘇祿東王親筆所寫的悼文前往德州致祭並撫慰其家人，以王禮將蘇祿東王安葬於德州，賜諡號“恭定”。
明朝按中國禮俗，成祖讓東王的次子和三子及王妃、隨從等十餘人留在德州守墓3年後返回，讓東王長子都馬含繼位蘇祿王，賜敕曰：“爾父知尊中國，躬率家屬陪臣，遠涉海道，萬里來朝。朕眷其誠悃，已錫王封，優加賜齎，遣官護歸，舟次德州，遭疾殞歿。朕聞之，深為哀悼，已葬祭如禮。爾以嫡長，為國人所屬，宜即繼承，用綏藩服。今特封爾為蘇祿國東王。爾尚益篤忠貞，敬承天道，以副眷懷，以繼爾父之志。欽哉！”（《明史·蘇祿傳》）。這樣，都馬含遵照成祖旨意率眾離開德州，繼續沿運河南下，回國執政，他的父王卻永遠長眠於中華大地。
明廷按照諸侯王陵的規格，在德州城北為蘇祿東王營建了高大宏偉的陵墓。據《溫安家乘要錄》記載，東王墓：“德州城北二里許，土壘十二所，周方數里，綿亙連峙，舊名十二連城……一城拱衛環繞，風水所聚，前廟後墓，魂魄相依。其後王妃、溫、安二子俱附葬於其次，佳城鬱蔥……廟在王墓前，永樂十六年初建，正殿五楹，奉王國像，東西配殿各三楹；御製碑亭一座，儀門一間，大門一間，牌樓一座，翁仲、馬、羊如其秩。”
明成祖還親自為蘇祿東王題寫了墓碑碑文。
蘇祿王墓（攝於20世紀70年代）
陵墓建成後，明廷對東王墓的祭祀、修整和留在德州守墓的東王后裔，都予以關懷和照顧。明成祖除了讓德州官倉每人每月供給口糧一石，以及布匹、銀鈔外，為了更好地護墓，明永樂十六年（1418年），“恩賜十二連城之共祭田二頃三十八畝，永不起科”，還“撥歷城、德州三姓回回供其役，準免雜差”。每當“春清明、秋中元，有司察例致祭，載在祀典。祭品、花紅、席面及修理圍牆，俱奉撥回民夏、馬、陳三戶承辦，永遠遵奉”。明宣德三年（1428年），明廷重申發給三戶禮付，“著三戶永遠相兼看守王墓，供給王裔役使，耕種祭田，供王祀事，全戶豁免雜泛差徭”（《溫安家乘要錄》）。同時，對留在德州守墓的王裔，“聽其與回民婚嫁，子孫習於回俗”（《德州鄉土志·人物》）。
留在德州的東王家人，由於受到明廷優厚的待遇，所以，三年守喪期滿後，東王的兩個兒子不願再回蘇祿國，而願長久留在德州為父守墓。東王妃葛木寧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回國一次，明成祖厚賜送行，但第二年東王妃又返回德州，自此未再回蘇祿，與二位王子長期留居德州，逝世後都附葬在東王墓側的東南隅。
為了尊重和照顧東王后裔及附近回民的民俗習慣，明宣德以後，在東王墓的西南隅墓道西側，又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明崇禎元年（1623年）九月二十二日，札給東王后裔溫守孝為清真寺主持，並給冠帶，承襲宗派，管理回眾，每逢回教大典，率溫、安二姓誦經祭墓。
返回蘇祿的都馬含繼承了父王的遺志，繼續與明朝通好，不斷遣使來明朝貢。從永樂十九年（1421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蘇祿國曾先後3次派使來貢，其中永樂十九年（1421年），這次是東王母親所遣使節，貢獻了一顆重7兩多的特大珍珠，在朝野引起很大的轟動。
御製蘇祿國王碑。碑文是明朝永樂皇帝親自撰寫的。（攝於20世紀70年代）
自從三王來朝之後，明朝同蘇祿的經濟往來加強，蘇祿人從中獲得了很大利益。他們除了派使節來進行朝貢貿易外，還千方百計吸引中國商船前去貿易，甚至用扣留人質的辦法強邀中國人去貿易，兩國貿易的開展促進了蘇祿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如清人張煜南在《海國公餘雜著》中所言：“按其島小而兵強，島民五萬人齊心一力，深固不搖，刻華人以軍械易其燕窩，彼得利器。朝夕操演，武備因之益精，敵以炮來，我們炮往，往往擊壞其船，卒不得志而去。但使南洋得數之蘇祿，固守疆界，西人何能鴟張若是。”可見蘇祿在與華貿易中得到了軍械，在抗擊外來侵略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蘇祿王墓是迄今為止德州唯一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溫家族是有史記載的、傳承至今的全國唯一一支古代海外君主留華後裔。蘇祿國王墓與安、溫家族不僅是明清德州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交通地位的反映，更是中菲友好關係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京杭運河德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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