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人關於行政疆域及對周邊民族的認識自春秋戰國以來就明顯的在理論上分為兩個主要流派：一是以華夏為中心聯繫四方民族天下一統的國家觀念；二是強調夷夏之別、端正王朝正朔的所謂“春秋觀念”。這兩種理論流派在中國民族關係史乃至整個中國史的演進中，作為矛盾的兩個對立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賴，甚至在特定政治環境下又相互轉化。但就整體的演變趨勢而言，隨著中華民族整體歷史進程的推進，民族融合、交往的加強，夷夏一體或華夷一體的大一統觀念逐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民族思想，為古代的政治家們制定邊疆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統治者的認識
經魏晉南北朝民族大分裂、大融合後重新走向統一的隋唐時期，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及其邊疆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這一時期大唐的開國者及其後繼者們對華夷一體的大一統觀念、對周邊民族的認識較之以往的統治者整體上有所提高和昇華。唐太宗更是一個開明的君主，他反對把“夷狄”劃歸為異類，反對以漢族的服飾、禮儀、倫理道德及生活方式為標準去衡量和規範少數民族，明確提出了“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的主張。唐太宗這種視夷狄與華夏為一家的民族觀，為其後繼者們奉行不輟，對唐代邊疆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後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唐朝的開國君主們能夠對華夷一體的思想有更深刻認識，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對魏晉南北朝以來沒有很好地處理和化解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導致民族間衝突時常發生，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極大災難的歷史教訓有了清醒認識；同時，他們又親眼目睹隋朝的滅亡，十分清楚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是“隋煬帝縱慾無厭，興兵遼左，急斂暴欲，由是而起”，“不載自焚，遂亡其國。”正是在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他們順應歷史潮流，提出了開明的民的懷柔政策。
懷柔與安撫
唐朝的開國者們在深刻總結歷代治邊經驗的基礎上，從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需要出發，基本上沿襲了歷史上懷柔與安撫的安邊策略。在古代，懷柔是指用政治手段來籠絡其他的族群或地方政權，使之歸附。作為一種策略和手段，使用懷柔之策和羈摩之法來治理邊疆並非是唐代的首創和發明，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增添了新的內容。
大唐的締造者李淵在東征西討、剪除各種地方割據勢力建立李唐王朝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經隋末戰亂人戶流離、經濟崩潰、人心思定的世態民情，深知“撫民以靜”、“綏之以德”的緊迫性，所以在立國伊始就明確提出了“使民安靜”和“懷柔遠人”的主張，並於武德二年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曰：就申和睦，靜亂息民，於是乎在，佈告天下，明知朕意。”
這個根據當時錯綜複雜的邊疆形勢，深刻反思隋煬帝治邊政策，表示要革除前朝舊弊、接受隋朝因為窮兵默武而亡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制定的詔令，是以承認周邊民族與中原漢族的差異為前提，體現了以懷柔為主、於民以靜的安撫思想，成為李淵的後繼者們在協調處理邊疆民族關係時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李淵之後的唐太宗在一系列氣勢恢宏的開疆拓土過程中，可以說是懷柔與安撫治邊思想的成功實踐者。
《舊唐書》記載，貞觀二十年，太宗“幸靈州，鐵勒、回統，等十一姓名遭使朝貢。乞置漢官厖九月甲辰，鐵勒諸部落俟斤、頡利發等遣使相繼而至靈州者數千人來貢方物，因請置吏，鹹請至尊為可汗。於是，北荒悉平。”
唐太宗不僅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奉行懷柔與安撫的治邊政策，而且他還對邊疆少數民族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如貞觀十八年他對群臣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如，不必猜忌異類。
這些透露給我們的信息是唐太宗認為對待少數民族不應該互相猜忌，而應該積極安撫、施以德澤。同時，他還認為邊疆之患不在少數民族，而在於中原王朝的措施策略和民心，這實際上突破了傳統的邊疆之患在於夷狄的看法。
唐前期，高祖、太宗等大唐的賢君們對周邊民族的懷柔與招撫是分時段、分區域靈活運用的。一般而言，對西部和西北地區唐採取的是以進攻、開拓、鎮守為主導的策略，而在西南、嶺南地區普通的做法是推行懷柔招撫的治邊策略，即通過本地區本民族最有影響的酋帥進行宣諭撫定，儘量不動用武力。
在唐王朝存續的近300年間，不同時期、不同的帝王和不同的形勢下，懷柔與安撫中所表現出來的“威”與“惠”是有不同側重點的。這些具有不同側重點的懷柔與安撫思想，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又主要通過以下諸種形式呈現出來。
對一些內附的邊疆少數民族，綏納內徙，妥善安置。一般而言，唐廷對臣服的周邊各族不改變其居住地、生產生活習慣和社會組織結構，只是在其地設置一些羈摩府州，仍舊任命本民族的首領管理本民族的內部事務，但由於一些特殊情況，當邊疆民族大批內遷時，唐廷則是在緣邊諸州設置許多都督府、州來妥善安置之。對於這些僑置的羈摩府州，他們的戶口不入邊州籍賬，同樣以羈摩府州的形式管轄。
如貞觀四年唐太宗把東突厥10萬降戶安置在河南、朔方之境，從幽州至靈州之間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頡利地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與此同時，太宗為了很好地“安撫”東突厥降戶，還分別封阿史那蘇尼失、阿史那思摩為懷德郡王、懷化郡王，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因勢利導，妥善處理邊疆少數民族之間或邊疆民族內部的衝突與糾紛。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首領的上層或各種地方政治勢力之間，常常為了擴展自己的勢力彼此互相兼併，矛盾衝突不斷。在這種情況下，唐廷為了自身邊疆的穩定，不會坐視不管聽任矛盾激化，而是積極下詔調停，並派出使節前往招撫，責令邊疆各民族首領，“各保所部，無相爭伐。”
典型的事例如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今雲南省楚雄以東至滇、黔、桂和滇、越交界處的一些民族首領之間發生了糾紛，唐中央派安道訓持皇帝的詔書前往“宣問”，設法加以調停。
《敕安南首領贊仁哲書》，“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
可以說，有唐一代像這樣的招撫屢見史載。
減免邊疆民族地區的賦稅。大唐的開國君主們鑑於隋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悟出了“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的道理，所以在高祖和太宗執政時就實行了輕徭簿賦、撫民以靜的方針，注重減輕邊疆民族地區的負擔。他們為了安撫內附或征服的邊疆少數民族，緩和民族矛盾，對他們往往是免徵或少徵稅，各州的戶口大多不加登記，即使是某些州登記了也不呈報戶部。在廣大的府州內，“荒梗無戶口”的現象非常普遍，這樣的府州“並無稅賦供輸，州縣相承，唯圖上標名額而已。但是，州內的居民，無論夷夏都是唐朝的編戶齊民。
上述基於懷柔與安撫治邊思想之下的一系列措施在邊疆地區的廣泛推行，不僅減少了各族之間的衝突，緩和了民族矛盾，還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增強了少數民族對唐中央政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維護了邊疆的穩定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繁榮。
不廢棄軍事行動
唐朝根據邊疆與內地不同的經濟特點與社會結構，在歸附的邊疆民族地區設置大量的有別於內地州縣的羈縻府州，並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通過和親、冊封等不同的手段，極力安撫周邊民族。但是，在懷之以文德、羈縻而受之的同時，並不是說在邊疆地區就不需要軍事防禦與征討了。
由於邊疆與內地不同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邊地遊牧經濟的脆弱性，都決定了邊疆與內地之間矛盾衝突和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所以自秦漢以來成功的經驗是，強調懷柔招撫並不是放棄軍事上的防禦；相反，懷柔與安撫政策的順利推行則是以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後盾的。對於這種攻守之間、攻弛之際所蘊涵的深奧的政治軍事藝術，對於“恩”與“威”的辯證關係，唐代的明君賢臣們是拿捏得比較到位的。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下詔：“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兇，武略斯重。”高祖之後的太宗也認為，“夫兵甲者，國家兇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民凋；中國雖安，妄戰則民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
唐高宗末年，降唐的突厥人乘唐朝竭力攻伐高麗和對付西部吐蕃的侵擾、北方兵力被大量抽調之機，建立後突厥汗國，並不斷派兵南寇邊州，屢敗唐軍，成為唐朝北邊的大患。唐高宗駕崩後，由於武則天推行消極防禦的政策，致使後突厥汗國日益強盛，屢屢南下搶掠邊州人畜和財物，對唐朝的北部邊境構成了嚴重威脅。唐中宗復位後積極加強邊防，修築了攻守兼備、防守與巡遊相結合的三受降城防禦體系，抑制了後突厥的南侵勢頭。這說明在安定北部邊境時，唐朝所採取的是征討與防禦並重的措施。
在處理與薛延駝的關係時，針對東突厥汗國滅亡後勢力不斷強大的薛延駝，在朝廷安排已經歸降的突厥舊部的過程中從中作梗，不希望歸降之突厥返回漠南，唐太宗於貞觀十二年年命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可汗一封璽書。
額利既敗，其部落成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僚，部落皆如吾百姓。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爾在磺北，突厥在磺南，各守土疆。其確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
唐太宗詔發這份璽書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唐廷出兵邊塞，主要是為了打擊叛離的少數民族首領，而一旦這些民族歸附大唐則一視同仁，給予撫卹，還其故地，保其繁衍；二是希望邊疆各民族首領各保其土，和睦相處，不得相互侵擾，否則朝廷則出兵征討。璽書發出後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一是奉命北返的李思摩被詔書感動，並與突厥其他降部遷往漠南，於是漠北至西北地區都歸附唐朝。”二是薛延陀藐視天可汗的權威，發兵南下，屢擾唐境。
針對薛延陀瑜漠而下犯唐內地的實情，貞觀十六年薛延陀夷男遣其叔父沙缽羅泥熟俟斤來請婚，獻馬三千匹，太宗在與左右侍臣討論解決薛延陀問題時再次提及了征伐與撫慰之策。
後來，唐太宗採取先討後撫之策，經過精心準備後出師薛延駝，並於貞觀十九年在諾真水一戰中大獲全勝。貞觀二十年唐軍徹底擊破薛延陀，在處理薛延陀與大漠地區各部族的關係中仍然是本著“降則撫之，叛則討之”的原則，對拔野古、同羅、等鐵勒十一部落進行了妥當的安置。
在處理與吐谷渾、吐蕃的關係上也表現了安撫、懷柔與防禦、征討並重的安邊策略。唐太宗貞觀初年，吐谷渾伏允可汗在遣使朝貢並向太宗請婚的同時，還派兵搶掠部、廓等州，既不尊王來迎親，又拘留唐使，“肆情拒命，抗衡上國”，於是朝廷發兵征討，“窮其巢穴”。吐蕃與唐王朝相爭了200多年，在長期的對峙中雙方實力彼消此長，吐蕃常要攜掠邊州，唐則報之以征討和防禦，但是誰也不能消滅誰，就是在這種矛盾鬥爭中各自政治、軍事力量完成了由盛而衰的轉變。當雙方矛盾處於緩和之時，或者是在爭鬥的間隙，唐也沒有忘記採用冊封、盟誓、和親等懷柔政策來調整雙方的關係。
結束語
唐王朝在對邊疆地區的開拓與經略過程中所採取的懷柔與安撫之策，是以強大的武力和經濟實力為後盾的。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勝而後和，恩威兼著”，即在武力平定和威服的基礎上又轉而採取招撫、懷柔等平和的手段，通過和親、冊封、賞賜等各種不同的安撫措施，有效地把邊疆各民族都納入大唐的版圖之下，維持了“四夷懷服”的多民族國家局面。
同時在其所採用的方法當中有效的避免了採取直接軍事衝突而造成的國立損耗，同時讓不同文明的少數民族能夠接納並且適應中原文化，對少數民族地區最為包容的唐太宗不僅為強大的唐王朝打下了基礎，也贏得了其他國家和民族對他”天可汗”的尊稱，這在歷朝歷代上都是非常罕見的，不愧為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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