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佐太宗，不僅政治上功勳卓著，在文化建設上他的貢獻，也是同時代人少有能與其匹的。我國圖書事業，隋代曾輝煌一時。西京嘉則殿有書達3卷，後經秘書監柳顧言等選擇編次，去其重複猥雜，仍得本（校正後進陳皇帝的正本）3萬7千多卷，送東都收藏。惜這批圖書在唐初平王世充後運往長安途中，於砥柱遇沒，損失十之八九。武德初秘書丞令狐德棻見於經籍亡逸議出重金收購遺書，令人抄寫，經過幾年努力，取得了一績，也只是“群書略備”而已。
魏徵 繪圖
貞觀三年（629），魏徵出第二章大器晚成的一代臣秘書監，參豫朝政，儘管政務繁劇，仍專注本職，經太宗批准在購募圖書的同時，“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這次規模不小的圖書收購及整理，具體成果留存至今的尚有《隋書·經籍志》。《隋書·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後的又一重要史志目錄，意義巨大:第一，它不僅記錄了有隋一代藏書之盛，而且也記述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典籍的聚合流散，為古代文獻的歷史狀況保存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唐太宗 繪圖
第二，確定了史學的歷史地位。兩漢以前，“史”附屬於“經”，沒有獨立的位置；魏晉開始，“史”從“經”中分離出來，在圖書分類中有了一席之地。魏人鄭默編《中經》，晉荀勖因之，更制《新簿》，分典籍為甲、乙、丙、丁4類，以“史”為丙，序列第三，東晉李充編《晉元帝書目》，將“史”置“經”後，仍以甲、乙、丙、丁名之；只是在《隋書·經籍志》中，四部分類才有經、史、子、集的定名，其後為封建時代各朝沿襲，史學的歷史地位自此確立。第三，仿《漢書藝文志》作總序、大序、小序，簡述各部類學術源流及其演變，並對四部分類的理論和方法作了歷史分析和理性探討對後世目錄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的作者，除魏徵外，還有李延壽、敬播但魏作為主要負責人，其指導思想、編制體例、原則都無疑是魏徴的。《舊唐書·經籍志》曾記開元時校書說:“整比內庫書籍，所用書序鹹取魏文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故清人姚振宗指出:“大抵是志初修於李延壽、敬播，有網羅匯聚之功；刪訂於魏鄭公（徵），有披荊剪棘之實。”魏徵對唐代文化的更大貢獻還在潛心史著。楊隋政權的覆滅，使唐初統治者感到異常震驚。苦心經營多年始富強統一的王朝，竟如此迅速土崩瓦解，為什麼？他們不能不嚴肅認真思考，傳統的歷史意識便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得到進一步弘揚。
李延壽 繪圖
以史議事，以史論政成風；反思既往，取鑑資治成為一代思潮。魏徵當仁不讓站在這一時代潮流的最前面，不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輔佐太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業績。武德間，曾詔修前代史，雖有分工而無具體措施，歷數年不成而罷。貞觀三年（629），重新組織修史班子:“令（秘書令狐）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身房玄齡總監諸代史。”
房玄齡 繪圖
魏徵與房玄齡以宰臣身份監修諸史而魏徵不掛空名，努力實際工作。第一，分工明確，充分發各自主觀能動性，又因人所長，合理使用。秘書丞令狐德棻曾整理典籍，議修前史，覃思有年，乃令其“總知會”，主管體制、義例等事，使眾多個人的獨立活動得有大一致的規矩。第二，在禁中“別置史館”，建立專門的撰史構以施其職。修史之任，以前歸著作局，從此專屬史館（前朝完成後，史館則主修國史）；又分秘書省為內外兩省，秘書省亦置禁中，以便於迅速及時提供資料，方便史臣查閱。第三，優遇史官。修建華麗房舍，預備豐厚酒食，供史官食宿享用，使當時的人們都以修史為美事，這既激發了史臣的榮譽感，也增強了他們的責任心。第四，親自執筆，著力撰述。除對諸史“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外，又給“梁、陳、齊史各為總論”，並主修隋史，“隋史序論，皆徵所作”。
令狐德棻 繪圖
魏在各史的序論中，總結歷史經驗，反思前朝興亡的經驗教訓，為“偃革興文”的治國方針提供理論和歷史依據，對“貞觀之治”的實現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被稱為良史。在魏徵的主持並親自帶領下，由於分工明確，組織完備，措施得力，幾經寒暑，僅7年時間便完成了齊、周、梁、陳、隋五朝正史，這既是空前也是絕後的，魏徵因此加封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貞觀時期，除皇子外，大臣以撰著而獲此等重賞者，魏一人而已，即在有唐一代，這樣的賞賜也是僅有的。
《隋經籍志》
《晉元帝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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