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強調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任務之繁重前所未有，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
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多次強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皆因我國已經處於發展的歷史關節點，如不能正確研判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發展窗口就會稍縱即逝，將直接影響乃至遲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回望百年前，中華帝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不堪一擊，被強行拖入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國人心目中的帝國在東亞乃至世界的核心位置似乎出現了飄移動搖。從器物自卑、制度自卑，最終到文化自卑，一個領先世界數千年的文明帝國瞬間崩塌，實乃“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經歷了清末民初的政黨更替、軍閥混戰，以及隨後的日本侵略、國共內戰，直到新中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頑強奮鬥、發憤圖強，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日益重大貢獻的同時，也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穩步發展。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累積，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中華傳統文化持續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所支撐的文化自信，以及植根於此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對全球經濟版圖、地緣政治格局、意識形態分佈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激盪效應。
我們要看到，新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新陳代謝和激烈競爭前所未有，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這種不適應、不對稱，體現到外部，進而演變為個別國家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凌行徑，這股逆流擾亂全球治理，威脅世界和平穩定，中國首當其衝；這種不適應、不對稱，反映到內部，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遷交織重疊、同頻共振。
中國的崛起所引致的一系列外部、內部的不適應，其實仍是一種“衝擊—反應”模式。百年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體現的是西方文明“衝擊”下中華文明的被動“反應”，今日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則是中華文明的“衝擊”下所產生的全球性包括中國內部的“反應”。在這一“衝擊—反應”模式下，如何做好充分的全新的應對，應對前所未有各方面任務之繁重，應對前所未有風險挑戰之嚴峻，考驗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有兩個“前所未有”，但對於我們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黨中央的科學判斷是：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這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
在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形勢之下，我們要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還是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最重要的還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衝擊。
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衝擊，是中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40餘年，如果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分界，則可將改革開放劃分為兩個有所不同但前後相承相繼的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為第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以開放促改革。所謂以開放促改革，就是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要發展經濟必須要打開國門，引進國際金融資源、人才資源、新的科學技術等。以黨的十八大的召開為標誌，改革開放開啟新的航程。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今後相當長一個階段的改革開放，其鮮明特徵之一，即以改革促開放。目前我國國內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已與4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為應對國際市場變化、推進我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足夠的騰挪迴旋餘地。更為關鍵的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提速，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也得以提升，既為低端產業鏈區域留下了需要國際產能填補的空白，也為高端產業鏈區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國際合作的廣闊空間。通過體制機制的創設及優化等深層次制度性改革，實現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的改革開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相比過去，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鄧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分兩個階段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快速的工業化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進而實現全面的現代化，關鍵就在於能否以最低廉的成本獲取技術的進步。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特別強調資本積累的作用，把儲蓄率和投資率對經濟起飛的影響看得極為重要。在經典的索羅模型中，只要保證資本積累，所有的國家無論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異，都最終會趨於收斂，但全球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並非如此。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則強調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的內生性，試圖擺脫新古典增長理論關於技術創新的黑匣子難題。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所指出的：“我們列出的因素（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等）不是增長的原因，這些是增長本身。”新近興起的以阿西莫格魯為代表的制度增長學派認為，以規則、規章、法律和經濟政策等為代表的制度，是經濟增長和跨國經濟差異的根本原因，能夠從根本上影響投資於技術、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激勵，而且特別強調政治制度對經濟制度的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於關鍵環節。當下的中國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對此我們應有深刻的認知。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前所未有”，是基於對當前複雜嚴峻國內外形勢的科學研判作出的重大歷史性判斷，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關節點、轉折處，其沉鬱的憂患意識，厚重的家國情懷，如洪鐘大呂，振聾發聵，指引著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奮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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