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中，開國時往往由武夫挺槍躍馬，叱吒風雲，立國之後，則是文人唱主角。
按照西漢陸賈的思想，可以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
故而一個王朝建立後，就開始強調文治，崇尚知識，尊重士人的風氣也越來越盛，特別是在科舉制問世之後。
然而歷史上的皇帝和權臣屠戮士人，摧殘知識的情況，同樣屢見不鮮。
兩種看來相反的政治傾向，實際卻是相輔相成的，都出於專制統治暫時或長久的政治需求。
當然，戮辱士人，特別是殺害名士，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倫理中，是很不光彩的。
秦始皇一言不合就焚書坑儒，結果罵名從此上身，足以令一些聰明的統治者引以為戒。
曹操畫像
東漢末年，曹操被名士禰衡辱罵，他不願背惡名，將其人送給劉表，企圖借刀殺人。
劉表對禰衡同樣“恥不能容”，卻也不敢下手，轉送於黃祖。
最終武夫黃祖殺了禰衡，算是給曹操和劉表解了恨。
這個事情可不是我瞎編的，而是出自《後漢書》中的《禰衡傳》，這裡就不貼原文了，以免說我水字數。
一、宋代不因言獲罪，不殺士大夫是真的嗎？
要說歷朝歷代之中，最受士人歡迎的王朝，恐怕非宋朝莫屬。
從宋太祖趙匡胤立下不因言獲罪的誓言開始，從北宋到南宋，有宋一朝算是一個最尊重士人的朝代。
南宋末年，朱熹弟子黃震在他的《黃氏日抄》一書中讚道：
“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恩矣。”
此說大體上符合史實，卻也不能一概而論，在最講究尊重士人的宋朝，還是出現了一件殺戮名士的慘案，這就是宋高宗殺陳東和歐陽澈案。
開封清明上河景
此案打破了宋代寬厚治下的規矩，也讓宋太祖趙匡胤不殺士大夫的誓言從此名不符實。
陳東，字少陽，徽宗年間就以貢士進了太學。
宋徽宗宣和七年，蔡京專權，沒幾個人敢說話，只有他跳出來，聯合其他太學生，上書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邦彥等“六賊”，以謝天下。
此事史稱伏闕上書，陳東因此名聲大噪，奠定了名士身份。
歐陽澈一介布衣，也就是平民百姓，說句題外話，不要把此人和蘇軾的弟弟蘇轍弄混了。
即便身份不高，但此人也是忠肝義膽。
靖康元年，金人陷汴京，擄徽、欽二宗北上，歐陽澈聞訊，隻身徒步北上，想要以自身為質，換回二帝。
事雖不濟，但愛國之心天下遍傳。
靖康二年五月，公元1127年，年僅21歲的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即位，並改當年年號為建炎，是為建炎元年，成為南宋開國皇帝，後廟號高宗。
這裡的南京應天府，可不是後世的南京，也不是明代的應天府，而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南京，在今河南商丘一帶。
高宗即位之初，就表現出來了其後一以貫之的政治傾向，對外，這裡主要就是指對金國，屈辱求和，在國事方面特別倚重黃潛善和汪伯彥兩個議和派，自己則躲在行宮中尋歡作樂。
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的名相李綱，只做了七十五天的相位就被罷免。
李綱的罷相，是陳東和歐陽澈被害的導火索。
關於此事，《宋史》中的《陳東傳》、《歐陽澈傳》和《黃潛善傳》皆有記載，原文就不貼了，都是文言文，相信大家沒有心思看完，只轉述一下事情經過，大致如下：
李綱罷相後，陳東上書反對，同時請高宗罷黃潛善和汪伯彥，高宗不同意。
請親征北地，迎回二聖，不要呆在金陵玩樂，高宗自然還是不同意。
正好歐陽澈一介布衣，也伏闕上書，內容和陳東所奏差不多，都是要留李綱，罷奸黨，力主北伐。
然後據說時任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的黃潛善，也就是左相，以言語激怒高宗，高宗震怒，下旨逮捕兩人。
陳東被逮的時候，剛作完畫寫完字，正吃著東西，聽說有小吏前來捉拿他，面色如常地放下碗筷，要上廁所。
官兵怕他逃跑，有些不情願，陳東還安撫了對方，上完廁所後，戴著高冠，穿戴齊整，這才從容受縛。
其後與歐陽澈一齊被斬於市。
《宋史》中有關陳東、歐陽澈一案的三篇列傳，都有個共同點，既隱約地承認了宋高宗為此親自下旨，卻又儘量將罪責推給黃潛善，實際上反應了南宋史官為尊者諱的曲筆。
無疑，宋高宗當然是殺陳東和歐陽澈的元兇，而黃潛善，恐怕是個背鍋俠，他連個執行者都算不上。
其後有個叫馬伸的人用陳東和歐陽澈案子彈劾黃潛善和右相汪伯彥，二人均矢口否認，再三強調他們與此事無關。
而趙構當時是什麼態度呢？
宋高宗看到馬伸此奏後，並未就勢下坡，將罪責推到黃、汪二人身上，反而貶斥馬伸，對左右二相恩寵有加。
可見，黃潛善在陳東和歐陽澈一案中，到底起了多大的挑唆作用，是不是由他提議處死的陳東和歐陽澈，是很可疑的。
否則的話，他在事後固然可以理直氣壯地推卸責任，但高宗卻為什麼不斥責他，反而在事實上予以了默認呢。
二、陳東和歐陽澈的奏書中，到底寫了什麼，讓宋高宗如此惱怒，非要殺之而後快？
宋高宗殺上書言事者，特別是名士，無疑違背了宋太祖的誓約。
相傳宋太祖誓碑中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子孫有違此誓者，天必殛之。”
被俘的宋徽宗，曾託一個叫曹勳的人向宋高宗轉達這個重要口信。
建炎元年七月，也就是陳東和歐陽澈遇難前一個月，按照《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記載，曹勳“自燕山間行至南都”，在向宋高宗上奏的摺子中，轉達了這個誓約。
燕山
《三朝北盟會編》中也曾記載，宋高宗即位之初下詔保證，不因言加罪。
然而，最終宋高宗還是失言了。
他之所以敢於獨斷專行，違背誓約，固然與其秉性有關，但從另一方面看，陳東和歐陽澈的上書，也的確有一些觸犯皇帝大忌，使之惱羞成怒的內容。
按《中興遺史》的說法，陳東的疏中有云：
“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此。”
淵聖皇帝就是宋欽宗趙桓，陳東在這裡公然指責趙構即位不當，足以引發殺身之禍。
歐陽澈的上書並未傳世，但據前述兩書中記載，他“語侵宮掖”，指責宋高宗“宮禁寵樂”，同樣犯了大忌。
宋高宗即位前，即以“好色如父”聞名宋宮，他稱帝后國難當頭，仍舊沒有多少節制。
據《歷代名臣奏議》披露，當時一個叫做鄧肅的大臣，曾“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拆洗女童不計數”，必選“姝麗”，“搜求之甚，過於攘奪”。
當然，宋高宗吸取了其父宋徽宗好色惡名的教訓，做了些表面工作。
他在內宮行樂無度，在外廷卻以清心寡慾示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下了他的說辭，詭稱自己“性不喜與婦人久處”。
當歐陽澈上書，戳穿其清心寡慾的假面具時，的確讓他非常難堪。
三、數年後高宗幾次為此悔過，他是真心的麼？
年輕的宋高宗缺乏政治經驗，處事孟浪操切，輕脫寡謀，盛怒之下，不但下令處死陳東和歐陽澈，還妄圖以恐怖高壓讓天下人閉嘴，將二人“各梟首於市門”。
當時的他以為憑藉君王威權，便可洩憤於一時，杜絕天下悠悠之口。
孰料風水輪流轉，沒過幾年，他自己就察覺出了當年行為的不妥之初。
建炎三年，宋高宗在揚州倉皇逃難，應該是在此時，他突然悔悟到，殺陳東和歐陽澈，其實是成全了兩人的美名，而使自己蒙受了難以洗刷的惡名。
揚州古鎮
逃到杭州，驚魂甫定的趙構便下令為二人恢復名義。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他是這麼說的：
“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並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
賜官並恩澤後代，開始表達自己的悔意，想要在天下人面前重塑形象。
只是打臉來得很快，趙構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此案來打擊他。
不過因為來自敵對的北方，他偏生沒有什麼辦法。
第二年，也就是建炎四年，金國扶持的偽齊政權成立。
為了攻擊宋高宗無道無德，在歸德府，也就是北宋的南京應天府，偽齊給陳東和歐陽澈建廟，並封陳東為安義候，歐陽澈為全節候，效仿唐代的張巡和許遠，立為雙廟祭祀。
趙構稱帝於應天府，殺陳東、歐陽澈二人也是在應天府，偽齊在這裡立廟祭祀，無疑是在打他的耳光。
為了堵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四年後的紹興四年，宋高宗讓中書舍人王居正起草制詞，當廷表示再度痛悔。
但是，沒過幾年，他的真面目就暴露無遺。
紹興八年，趙構不惜採用高壓手段，力排眾議，促成了對金國的屈辱和議。
紹興九年，金國拿夠了歲幣，心滿意足地收縮戰線，南宋得以兵不血刃地臨時接管部分河南之地，這其中，就包括應天府。
九年前建立起來的陳東和歐陽澈的廟，被宋高宗迫不及待地下令搗毀。
這表明宋高宗這些年來的痛悔，不過是深諳帝王南面之術後的做戲罷了，想要為自己塗脂抹粉，口是而心非。
對於老祖宗不因言治罪，不殺士人的教訓，趙構半點都沒有放在心上。
陳東是為了勸諫宋高宗重用李綱而死的，儘管李綱深孚眾望，被公認為“出入系朝廷輕重”，但宋高宗卻對他百般苛責，根本沒有請他復相的意願。
就連徽、欽二宗時期，陳東賴以成名的伏闕上書運動，宋高宗也深惡痛絕。
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他這麼說：
“（如）伏闕事，倘再有，朕當令五軍收捕，盡誅之。”
言辭間盡顯狠辣，遠超其父其兄，也就是說，若是他遇上了同樣的伏闕上書，要把這些刁民統統殺光。
說明他之前的‘悔過’，不過是虛應其事罷了。
由此可見，在不因言殺人上，宋代雖然好一點，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與其他朝代相比，本質上並無區別，仍舊是君王高高在上的極權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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