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开国时往往由武夫挺枪跃马，叱咤风云，立国之后，则是文人唱主角。
按照西汉陆贾的思想，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
故而一个王朝建立后，就开始强调文治，崇尚知识，尊重士人的风气也越来越盛，特别是在科举制问世之后。
然而历史上的皇帝和权臣屠戮士人，摧残知识的情况，同样屡见不鲜。
两种看来相反的政治倾向，实际却是相辅相成的，都出于专制统治暂时或长久的政治需求。
当然，戮辱士人，特别是杀害名士，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伦理中，是很不光彩的。
秦始皇一言不合就焚书坑儒，结果骂名从此上身，足以令一些聪明的统治者引以为戒。
曹操画像
东汉末年，曹操被名士祢衡辱骂，他不愿背恶名，将其人送给刘表，企图借刀杀人。
刘表对祢衡同样“耻不能容”，却也不敢下手，转送于黄祖。
最终武夫黄祖杀了祢衡，算是给曹操和刘表解了恨。
这个事情可不是我瞎编的，而是出自《后汉书》中的《祢衡传》，这里就不贴原文了，以免说我水字数。
一、宋代不因言获罪，不杀士大夫是真的吗？
要说历朝历代之中，最受士人欢迎的王朝，恐怕非宋朝莫属。
从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不因言获罪的誓言开始，从北宋到南宋，有宋一朝算是一个最尊重士人的朝代。
南宋末年，朱熹弟子黄震在他的《黄氏日抄》一书中赞道：
“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
此说大体上符合史实，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最讲究尊重士人的宋朝，还是出现了一件杀戮名士的惨案，这就是宋高宗杀陈东和欧阳澈案。
开封清明上河景
此案打破了宋代宽厚治下的规矩，也让宋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的誓言从此名不符实。
陈东，字少阳，徽宗年间就以贡士进了太学。
宋徽宗宣和七年，蔡京专权，没几个人敢说话，只有他跳出来，联合其他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邦彦等“六贼”，以谢天下。
此事史称伏阙上书，陈东因此名声大噪，奠定了名士身份。
欧阳澈一介布衣，也就是平民百姓，说句题外话，不要把此人和苏轼的弟弟苏辙弄混了。
即便身份不高，但此人也是忠肝义胆。
靖康元年，金人陷汴京，掳徽、钦二宗北上，欧阳澈闻讯，只身徒步北上，想要以自身为质，换回二帝。
事虽不济，但爱国之心天下遍传。
靖康二年五月，公元1127年，年仅21岁的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并改当年年号为建炎，是为建炎元年，成为南宋开国皇帝，后庙号高宗。
这里的南京应天府，可不是后世的南京，也不是明代的应天府，而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南京，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高宗即位之初，就表现出来了其后一以贯之的政治倾向，对外，这里主要就是指对金国，屈辱求和，在国事方面特别倚重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议和派，自己则躲在行宫中寻欢作乐。
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的名相李纲，只做了七十五天的相位就被罢免。
李纲的罢相，是陈东和欧阳澈被害的导火索。
关于此事，《宋史》中的《陈东传》、《欧阳澈传》和《黄潜善传》皆有记载，原文就不贴了，都是文言文，相信大家没有心思看完，只转述一下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李纲罢相后，陈东上书反对，同时请高宗罢黄潜善和汪伯彦，高宗不同意。
请亲征北地，迎回二圣，不要呆在金陵玩乐，高宗自然还是不同意。
正好欧阳澈一介布衣，也伏阙上书，内容和陈东所奏差不多，都是要留李纲，罢奸党，力主北伐。
然后据说时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黄潜善，也就是左相，以言语激怒高宗，高宗震怒，下旨逮捕两人。
陈东被逮的时候，刚作完画写完字，正吃着东西，听说有小吏前来捉拿他，面色如常地放下碗筷，要上厕所。
官兵怕他逃跑，有些不情愿，陈东还安抚了对方，上完厕所后，戴着高冠，穿戴齐整，这才从容受缚。
其后与欧阳澈一齐被斩于市。
《宋史》中有关陈东、欧阳澈一案的三篇列传，都有个共同点，既隐约地承认了宋高宗为此亲自下旨，却又尽量将罪责推给黄潜善，实际上反应了南宋史官为尊者讳的曲笔。
无疑，宋高宗当然是杀陈东和欧阳澈的元凶，而黄潜善，恐怕是个背锅侠，他连个执行者都算不上。
其后有个叫马伸的人用陈东和欧阳澈案子弹劾黄潜善和右相汪伯彦，二人均矢口否认，再三强调他们与此事无关。
而赵构当时是什么态度呢？
宋高宗看到马伸此奏后，并未就势下坡，将罪责推到黄、汪二人身上，反而贬斥马伸，对左右二相恩宠有加。
可见，黄潜善在陈东和欧阳澈一案中，到底起了多大的挑唆作用，是不是由他提议处死的陈东和欧阳澈，是很可疑的。
否则的话，他在事后固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但高宗却为什么不斥责他，反而在事实上予以了默认呢。
二、陈东和欧阳澈的奏书中，到底写了什么，让宋高宗如此恼怒，非要杀之而后快？
宋高宗杀上书言事者，特别是名士，无疑违背了宋太祖的誓约。
相传宋太祖誓碑中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被俘的宋徽宗，曾托一个叫曹勋的人向宋高宗转达这个重要口信。
建炎元年七月，也就是陈东和欧阳澈遇难前一个月，按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曹勋“自燕山间行至南都”，在向宋高宗上奏的折子中，转达了这个誓约。
燕山
《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曾记载，宋高宗即位之初下诏保证，不因言加罪。
然而，最终宋高宗还是失言了。
他之所以敢于独断专行，违背誓约，固然与其秉性有关，但从另一方面看，陈东和欧阳澈的上书，也的确有一些触犯皇帝大忌，使之恼羞成怒的内容。
按《中兴遗史》的说法，陈东的疏中有云：
“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此。”
渊圣皇帝就是宋钦宗赵桓，陈东在这里公然指责赵构即位不当，足以引发杀身之祸。
欧阳澈的上书并未传世，但据前述两书中记载，他“语侵宫掖”，指责宋高宗“宫禁宠乐”，同样犯了大忌。
宋高宗即位前，即以“好色如父”闻名宋宫，他称帝后国难当头，仍旧没有多少节制。
据《历代名臣奏议》披露，当时一个叫做邓肃的大臣，曾“奉圣旨，下开封府买拆洗女童不计数”，必选“姝丽”，“搜求之甚，过于攘夺”。
当然，宋高宗吸取了其父宋徽宗好色恶名的教训，做了些表面工作。
他在内宫行乐无度，在外廷却以清心寡欲示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下了他的说辞，诡称自己“性不喜与妇人久处”。
当欧阳澈上书，戳穿其清心寡欲的假面具时，的确让他非常难堪。
三、数年后高宗几次为此悔过，他是真心的么？
年轻的宋高宗缺乏政治经验，处事孟浪操切，轻脱寡谋，盛怒之下，不但下令处死陈东和欧阳澈，还妄图以恐怖高压让天下人闭嘴，将二人“各枭首于市门”。
当时的他以为凭借君王威权，便可泄愤于一时，杜绝天下悠悠之口。
孰料风水轮流转，没过几年，他自己就察觉出了当年行为的不妥之初。
建炎三年，宋高宗在扬州仓皇逃难，应该是在此时，他突然悔悟到，杀陈东和欧阳澈，其实是成全了两人的美名，而使自己蒙受了难以洗刷的恶名。
扬州古镇
逃到杭州，惊魂甫定的赵构便下令为二人恢复名义。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他是这么说的：
“陈东、欧阳澈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于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
赐官并恩泽后代，开始表达自己的悔意，想要在天下人面前重塑形象。
只是打脸来得很快，赵构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此案来打击他。
不过因为来自敌对的北方，他偏生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年，也就是建炎四年，金国扶持的伪齐政权成立。
为了攻击宋高宗无道无德，在归德府，也就是北宋的南京应天府，伪齐给陈东和欧阳澈建庙，并封陈东为安义候，欧阳澈为全节候，效仿唐代的张巡和许远，立为双庙祭祀。
赵构称帝于应天府，杀陈东、欧阳澈二人也是在应天府，伪齐在这里立庙祭祀，无疑是在打他的耳光。
为了堵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四年后的绍兴四年，宋高宗让中书舍人王居正起草制词，当廷表示再度痛悔。
但是，没过几年，他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
绍兴八年，赵构不惜采用高压手段，力排众议，促成了对金国的屈辱和议。
绍兴九年，金国拿够了岁币，心满意足地收缩战线，南宋得以兵不血刃地临时接管部分河南之地，这其中，就包括应天府。
九年前建立起来的陈东和欧阳澈的庙，被宋高宗迫不及待地下令捣毁。
这表明宋高宗这些年来的痛悔，不过是深谙帝王南面之术后的做戏罢了，想要为自己涂脂抹粉，口是而心非。
对于老祖宗不因言治罪，不杀士人的教训，赵构半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陈东是为了劝谏宋高宗重用李纲而死的，尽管李纲深孚众望，被公认为“出入系朝廷轻重”，但宋高宗却对他百般苛责，根本没有请他复相的意愿。
就连徽、钦二宗时期，陈东赖以成名的伏阙上书运动，宋高宗也深恶痛绝。
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他这么说：
“（如）伏阙事，倘再有，朕当令五军收捕，尽诛之。”
言辞间尽显狠辣，远超其父其兄，也就是说，若是他遇上了同样的伏阙上书，要把这些刁民统统杀光。
说明他之前的‘悔过’，不过是虚应其事罢了。
由此可见，在不因言杀人上，宋代虽然好一点，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与其他朝代相比，本质上并无区别，仍旧是君王高高在上的极权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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