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西北发生了一场大变故——“陕甘回‘众’起义”。这场变故持续了十多年，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这次起义中，出现了一位领军人物——白彦虎。
泾阳风光
白彦虎，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回“众”，陕西泾阳人（关于白彦虎的籍贯有20来种说法）。
同治元年(1862年)初，太平军和捻军势力进入陕西，清政府谕令陕甘各地筹办团练，剿杀太平军、捻军。太平军天国扶王陈得才部得到回“众”引导，占据渭南，威胁西安，关中震动。此时，云南回“众”起义军首领杜文秀部派蓝大顺一部进入四川，策应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大有北上与陕甘回“众”汇合之势。清政府为此加强了对渭南地区回“众”的监视和控制，矛盾空前激烈。1862年5月，冲突首先在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爆发。之后，甘肃、宁夏回“众”纷纷起事，势成燎原，不可复遏。
一、一路向西
白彦虎最早是追随杨文治、毕大才起事，很快即成为起义军的灵魂人物。
1863年，陕西回“众”起义军在渭南、咸阳等处失利后退往凤翔、邺州。
左宗棠
1864年，退至甘肃董志塬（在今甘肃省庆阳市）休整，反复在陕甘各处出击。
鉴于起义军的燎原之势，1866年9月，清政府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1867年2月，左宗棠被加封钦差大臣衔，督办陕甘军务。
1869年1月，刘松山受左宗棠派遣，渡过黄河诱降董福祥起义军17万余人；董福祥降清后，返回头镇压回“众”起义军，这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发展态势。
1869年4月，左宗棠率军大举进攻董志塬，杀起义军3万多人。白彦虎等被迫退往宁夏一带。
1869年7月，左宗棠调集120营兵力分三路围攻金积堡（在今宁夏吴忠地区）。白彦虎等战败西撤至河州（今甘肃临夏），河州起义军马占鳌部已经降清，将白彦虎拒之门外。无奈之下，白彦虎率部西走西宁。
1872年8月，左宗棠进驻兰州，派刘锦棠部进攻西宁。
1873年初，刘锦棠占据西宁。回“众”起义军发生分裂，大部就抚。白彦虎率部众西逃肃州（今甘肃酒泉）。
为躲避左宗棠的穷追，白彦虎率余部于1873年4月离开肃州，出关围攻玉门、安西（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5月21日攻占敦煌，9月退至新疆哈密。
二、与阿古柏合流
当时，新疆局势异常复杂，既有“帕夏”阿古柏的盘踞南疆、沙俄占据伊犁，还有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当局以及徐学功的民团势力，再加上哈密、乌鲁木齐等地一批名义上听命于清政府的维蒙等族地方武装。
1873年10月，追击而至的清军进攻哈密。白彦虎再次弃城，西走吐鲁番，进入新疆腹地。
我们新疆好地方
进入新疆后的白彦虎确曾与阿古柏配合抵抗清军。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二者合流的确切时间却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据我过目的史料、专著和论文而言，从1873年白彦虎进入新疆，至1876年5月刘锦棠主力进入新疆作战的近3年时间里，白彦虎虽在新疆多地活动，也曾与景廉和徐学功作战，但没有发现白彦虎与阿古柏合作的记录。
我看到的原始资料中，关于二者合流的最早记载是左宗棠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1876年3月16日）《新疆贼势大概片》：“再，乌鲁木齐踞逆，本地土回居多，逆首白彦虎所带陕回及甘肃从逆之回踞红庙子、古牧地、玛纳斯等处，而皆与南路踞逆回酋帕夏通。”
“帕夏”，是清政府对阿古柏的称呼。
以查阅最易的《清实录》为例，最早记载二者配合作战的时间是在光绪二年八月初三（辛卯，1976年9月20日）：“又谕：左宗棠奏，官军会剿贼匪，大获胜仗，攻拔坚巢，克复乌鲁木齐等城，大概情形一摺。左宗棠督饬西宁道刘锦棠，率各营会同乌鲁木齐都统金顺所部于本年六月间，由济木萨西进。逆首白彦虎由红庙子移踞古牧地，纠合该处回酋并力迎敌。安集延亦遣头目，率党助战。”（《清德宗实录》卷38）
“安集延”，也是清政府对阿古柏势力的称呼。
根据《实录》行文，白彦虎与阿古柏首次合作应该是在收复新疆的首战——“古牧地之战”期间。
根据《新疆简史》：“（1873年-引者）十月（八月），……白彦虎掳哈密王迈哈默特之母至吐鲁番，降附于阿古柏，出卖了回‘众’起义的根本利益，成了民族罪人。”（《新疆简史》中册184-185页）
三、东干人
1877年5月，阿古柏死。
当年12月，负隅顽抗，走投无路的白彦虎和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逃入俄国境内。白彦虎一支有3300多人。
清政府4次照会沙俄政府，要求将白彦虎引渡回国，均遭到拒绝。白彦虎及其部众在中亚“营盘”（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科尔代区。东距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200公里，就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哈方一侧）定居。
哈萨克斯坦风光
1882年，白彦虎死于中亚托克马克。
随白彦虎进入俄境的陕甘回“众”被称“东干（东甘）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东干话”，即汉语陕甘方言，始终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十月革命后”，他们被承认为一个民族。
如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均有东干人分布，其风俗语言保持至今，总人口约有十余万。
四、创剧痛深
根据研究者的统计，陕西1861年的人口是1197.3万，至1877年是785.6万，下降率为34.4%；甘肃1861年的人口是1547.6万，至1877年是466.6万，下降率为69.8%。
导致这一时期陕甘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无非战乱和灾荒。
“1873年到1950年，陕、甘、宁、青四省区人口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增长，其间，是自然灾害和战乱交替的高发期，尤其是1877年和1878年，以及1900年的北方大旱，1920年宁夏8.5级大地震和民国时期西北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人口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直到1953年人口普查，四省区人口才基本恢复到晚清回民起义前的人口规模。”
（本节数据均见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五、痛定思痛
2012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叫《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的书，作者是美国人丹尼尔·希罗和克拉克·麦考利，薛绚汉译。
在这本书的封底内容提要中有这样一段话：“纵观历史，原来最平常的人只要被恐惧、仇恨及愤怒吞噬，也会变成不折不扣的杀人狂魔。……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社会学家，一位是心理学家，他们探讨了这些屠杀者的理论依据，因为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消灭身陷政治、文化、族裔敌对之中的平民，成千上万地子以杀害，是理直气壮的。……族群之问的差异，是民族身份的核心，却能被民粹领袖利用，把对方妖魔化及非人化，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恐惧、不安及焦虑被搅动，恐怖和血腥随之而来。”
谣言，一向是催生变乱的的助燃剂。
谣言
我们来看一道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八（1863年1月17日）的清朝廷上谕。这道上谕就是当时的一则“辟谣”生命：“谕内阁：恩麟奏，盐茶厅大股回署悔罪乞降一折。据称，盐茶厅属回目王大桂等，因平远所匪徒各处传帖内，有奉文剿灭‘教’之语，以致回‘众’惊疑起事。经该厅同知庄裕崧、护凉州镇总兵万年新轻骑出城，晓以大义，责其变乱之罪，并将前降晓示陕西汉回之旨，对众宣示讲解。各匪俯听，无不感泣悔罪。”（《请穆宗实录》卷50）
平远所，在今天的宁夏吴忠市同心县。
我们再来看一则记载，根据记录陕西回“众”起义的《秦难见闻录》记载:“先是，渭南刀匪冯元佐与本县赵姓及大荔李姓共相唱和，潜行传贴，声言奉旨洗回，愚民不知从而信之。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众’非铡即杀，无得免者。”
最后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世界如此，做人真难，谣言足以杀人。”
康涛
2020年4月1日于北京无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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