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進行了一場“如何從戰疫體制迴歸常規體制”的主題講座。該課程是人大經濟學院“疫後經濟恢復策”公益課系列之一。3月下旬開始，各地政府開始漸進推動復工復產。劉守英認為，現在不斷講刺激，促復工，但實際上戰疫體制不斷被地方政府用於現在的常規管制中。戰疫體制如何迴歸到經濟的常規體制，這一轉軌需要高度重視。
1 要專門關注應對瘟疫的體制特徵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有人不當回事，也有別有用心者對新冠疫情進行汙名化，甚至也有人將疫情政治化。劉守英指出，這些都表明人類對瘟疫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沒有真正認識到瘟疫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如果不能在這個層面上認識瘟疫，下一次瘟疫到來，人類還會犯錯。所以，一定要正確認識瘟疫與人類的關係。
劉守英表示，人類社會有三種體制：一種是常規體制，另外兩種分別是戰時體制和戰疫體制。對人類經濟社會運行的常規體制衝擊最大的兩種體制中，戰時體制大家都認同和了解。一旦戰爭來臨，國家有一套常備的應對戰爭的體制。但是，瘟疫是被人類忽略的另一類對常規體制的致命衝擊。應對瘟疫需要啟用單獨的一套戰疫體制，但人類並沒有引起重視，一而再地被忽視。瘟疫的衝擊不亞於戰爭。人類歷史上瘟疫多次來襲，但是人類不斷、重複地犯錯，付出極高代價。不僅如此，由於人類對瘟疫的認識簡單化，導致疫後經濟恢復與迴歸常態的方式簡單化，造成經濟系統的嚴重扭曲。
對此，劉守英在直播中呼籲：
第一，一旦大疫發生，人類必須啟動戰疫體制。瘟疫是人類的敵人，一定要把瘟疫當成戰爭來打。
第二，瘟疫的影響是長遠、持久的，對政治、經濟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儘快啟動瘟疫經濟學研究。
第三，開展對瘟疫和體制關係的研究。不能簡單化評判哪個國家的體制好或者壞，要對疫情暴露出的體制問題實事求是地研究。防疫過程中，中國現行體制的問題和舉國體制的應對效果得到全面展現，希望經濟學家認真分析，為我國進一步改革作知識準備。
第四，要更具遠見和理性地看待瘟疫對人類的影響。人類只有在正確認識瘟疫的基礎上，才能減低失誤、減少損失。
2 瘟疫系統性衝擊常規體制，局面失序混亂
“制度像一件縫製的密密麻麻的針織物，只要一根絲線斷，整件織物就受影響。”引用匈牙利籍著名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的觀點，劉守英強調了體制的複雜性。瘟疫到來時，不僅攻擊協調機制、運行機制，也會影響權力行使、意識形態以及經濟體制的凝聚力。
對體制“這件衣服”進行全面系統性攻擊，這正是瘟疫的要命之處。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由於體制差異，各個國家在考量和決策方式上是大大不一樣的。不可能要求全人類用一種方式來應對，不能由此簡單評判哪一種體制比另一種體制更有優勢。
劉守英指出，在人類與瘟疫的長期鬥爭中，已經累積形成了系統應對瘟疫的體制特徵：危機啟動的權威決策與執行系統；高效、迅捷、專業、協調的應急體系；成體系的從隔離-檢測-收治的制度安排；老百姓對體制的信任以及人命關天與經濟損失之間的權衡等。這套用一次次教訓形成的瘟疫應急體制，如果好好運用，是能夠起作用的。比如新加坡和上海的應對，就是靠有效的應急體制起到了有效的防控作用。
但是，瘟疫往往對體制進行摧毀性衝擊。為何疫情在武漢暴發初期，我們建立的常規應急系統失靈了？信息層層報送還是層層甩鍋？信息發佈，公共決策上失誤暴露出了深刻的體制問題。在大洋另一邊，紐約疫情的迅速蔓延也暴露出美國體制的重大問題，以至被認為有效的瘟疫應急體制沒有及時啟動。初期過於樂觀、美國疾病預防控制系統儘管專業，但制定政策時諸多顧慮，以及選舉政治等都讓美國錯失了防控的黃金期，陷入失序狀態。
3 啟動戰疫體制：
中國舉國應對、美國多元反應
疫情在武漢暴發初期，常規應急體制效率低下，局面失控。我國不得不啟用舉國戰疫體制。中央成立領導小組，調動各方力量，快速建立保障基地，文件由中央下達到地方，層層傳達，直至這套行政系統的神經末梢。在戰時體制+舉國體制合力下，最終控制住新冠病毒在國內的傳播。
同樣地，美國前期浪費了兩個月時間，也是其體制特徵帶來的影響。但是，在遭到新冠大規模襲擊後，美國社會開始迸發出極大的活力和韌性。
3月13日美國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國家機器開始加速運轉起來。國防部要求美國陸軍工程兵緊急出動，在72小時內修建5個野戰醫院，每個醫院有248張床位。3月27日，特朗普援引《國防生產法》，命令通用公司增加呼吸機的生產。
民眾自發參與到抗疫行動中，企業加大研發力度。美國在12天內更新了6代新冠肺炎檢測試劑且準確率都超過95%。美國多家汽車廠轉產傳統呼吸機，開足馬力生產。美國某公司開發了一種呼吸機設備，其功能與目前的呼吸機沒有區別，且生產力巨大，價格極其便宜。美國強大的科技創新優勢在應對疫情中的重要作用體現出來。
對此，劉守英說，“應當客觀分析美國後期的瘟疫應對。真正打贏抗疫戰的，最終還得靠科技。”
4 經濟恢復的前提是從戰疫體制迴歸常規體制
隨著國內疫情被控制，各行業也開始有序復工復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上應對疫情的戰時體制並未回到常態。甚至，戰疫體制特徵不斷被地方政府用於現在的常態管制中。
如何迴歸到經濟的常規體制需要高度重視，對此，劉守英強調，在經濟回到常態的過程中，有幾點挑戰必須要認清。
1、瘟疫走勢決定迴歸常態的走勢。復工程度取決於瘟疫的走勢。瘟疫全球化後對全球經濟打擊是慘重的。我國經濟高度依賴於全球經濟。全球瘟疫不回到穩定走勢，中國經濟不會恢復常態。
2、瘟疫基本結束前，戰疫體制+常規體制同時運行。整個體制不恢復到常態，經濟也無法恢復到常態。 我們通過舉國體制應對戰勝了疫情，但是大部分地方仍在延續戰疫體制，這一體制不需要市場經濟主體發揮作用，而是一個軍事化的戰時體制、高度行政化的命令體制，不僅僅在武漢。
目前，新冠疫情還有許多不確定性，我國雖然復工復產但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發生前的常態。所以，目前階段仍然需要兩套體制並存應對。在回到常規體制之前，我們國家的疫情應急體制：防疫體制、決策體制、物資儲備體系、信息播報體系、救助救濟體制等要抓緊完善，保持高度警惕，用這套完備的應急體制應對疫情突發和國際輸入蔓延。只有應急體制權威、高效、完備，才敢將體制和經濟恢復常態。
3、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確保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不出現危機。
要明確：應對瘟疫的經濟目標不是簡單的經濟刺激目標。瘟疫打亂了我們的經濟系統，經濟系統被中斷後，用刺激政策是無效的。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不出現危機。經濟恢復和體制恢復是需要一定時間的，等迴歸常態後，再討論那些目標。
4、反思此次瘟疫衝擊暴露的體制問題，為進一步改革儲備知識。
這次疫情暴露了許多體制問題，包括責任體制、信息傳導體制、應急體制、基層治理體制等，這些疫情中暴露的體制問題是我們客觀看清我們體制問題的寶貴財富。要抓住這個機會好好分析，為我國提高現代治理能力儲備知識和事實案例。
5、對瘟疫後的全球化治理格局做充分的準備。各國目前的應對帶有很強的自保性。未來全球、區域、國家間的格局和聯繫、全球治理規則將會產生哪些改變，要做好充分準備。
劉守英強調，中國從一個貧窮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改變，中國和全球經濟的關係、全球產業鏈怎樣重構等也需要思考。
來源：“澎湃新聞”（2020-04-11），原題為《體制不從戰疫回到常規，經濟恢復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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