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馬列主義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我的馬列主義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馬克思主義既關心知識分子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又關心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跟各種運動之間的關係。在第一個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知識分子截然劃分為保守的和進步的。他們對人數比較多的前者的看法,是跟他們關於意識形態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即認為意識形態是任何社會都利用來纏繞在自己身上的種種信仰的保護繭,而這樣做主要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由意識形態形成的假象,是跟這樣一些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的,他們對於勞動分工的擴大,對於腦力活動脫離體力活動而成為抽象的、不現實的思維活動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狹隘的專業分工使人們固定成為學者或體力勞動者。

跟上述觀點相對照的是,恩格斯曾對過去時代例如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致以敬意,認為他們的思想朝氣蓬勃地流動在當時的翻天覆地、欣欣向榮的生活中。他和馬克思認為,像這樣的人物,都反映和闡明瞭新的先進階級或社會潮流的動向。例如馬克思就曾把培爾(他在早期寫了一篇論法國唯物主義的驚人之作)提出來作為推翻一切形而上學的一個人物,認為像他這樣的人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當時正迫不及待地準備向君主制和貴族階層提出挑戰的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或同盟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則以類似的方式把自己跟新興的產業工人階級聯繫在一起。但跟這些幾乎目不識丁的群眾的關係,是不可能跟以往的知識分子和先前的運動之間所保持的關係相同。至於這種關係究竟可能或者應當是怎麼樣的,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留下最終的結論。一個複雜的情況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很看不起當時牽手或涉足於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中產階級分子,那些自命不凡而又一知半解的學者。他們在《併產黨宣言》(第三部分)中對德國或“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嘲諷,指責那些咬文嚼字的人們試圖把法國的思想變成毫無意義的抽象物和虛構的幻想。恩格斯在跟杜林進行的大規模的論戰中,流露出他和馬克思對那種販賣假知識的活動表示厭惡,他們還擔心工人運動有被它矇騙和引入歧途的危險。

他們不時表示希望工人階級將會自己找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當時沒有多少跡象表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只出現了極少數的像約瑟夫·狄慈根這樣的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對於列寧來說,事情顯然是這樣的,即除了工聯主義的那種簡單的觀點外,思想只能從外面傳入工人階級。用普列漢諾夫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為作為革命工人的知識分子而感到自豪。但是,列寧是懷著極其複雜的感情來看待知識分子特別是俄國的知識分子的,他對他們的缺點的尖刻批評使人聯想起馬克思對德國知識分子的批評。他指責他們軟弱、散漫、動搖,這種責難在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更為突出,當時他感到連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也都向失敗主義低頭,其中有些人甚至以空虛的幻想來自我安慰。他敢於告訴高爾基,說他歡迎這些人開小差,並且要用工人來代替他們。可是過了不久,他又鄭重地告訴他的朋友,說他沒有像“愚蠢的工團主義者”那樣排除知識分子的想法,並說他是完全注意到知識分子對工人運動是多麼不可缺少。在1917年以前的實際情況是,在169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當中,受到高等教育的有79人;在普通黨員的隊伍中有15%的人上過大學。

在向一群全神貫注的專職的聽眾講解社會主義的時候,考茨基對於這樣的人會有足夠的數量改變自己的信仰抱有希望。他向他們保證,社會主義將會給腦力和藝術工作不僅帶來更多的社會支持,而且還會帶來更大的自由,因為企圖在這個領域實行任何政府監督都將是愚蠢的,而口號將會是:“在物質生產中實行共產主義,在腦力勞動中實行無政府主義”。隨著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發生,進行了一種實驗,而由於俄國的落後,這種實驗是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列寧在1920年指出,有必要在每個領域中利用舊的知識分子,他們必須接受改造和再教育,而工人階級也同樣如此。當時,技術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的方法指導下所實行的高速工業化,導致這類知識分子跟政權的衝突,而其他各類知識分子則受到嚴格的監督。在任何場合下,受過教育的人都實在太不夠用了,於是培養起來一支新的隊伍,人員首先是儘可能地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招募,對這些人的忠誠和效率的培訓甚於對他們的獨立思考的培訓。類似的困難後來也在中國發生了,由於這個國家的情況更為落後,所以困難也就更大。文化大革命並沒有使境況好轉,這場革命有一陣子看來準備把知識分子統統撇開,並且回到原始共產主義。

在西歐,葛蘭西曾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許多思考。他區分了這樣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或社團,抱著一切唯心主義哲學所表現的那種不現實的超然態度;另一種則是每個階級(農民除外)從自己的隊伍中“有機地”產生的思考集團。他還希望看到從工人階級中產生更多的知識分子,雖然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廣泛到足以包括所有的管理和組織人員在內。他寫道:今天所需要的知識分子,應當是社會的實際的建設者,而不是單純能說會道的人。他還指出在“中等知識階層”中的高失業率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種規律性的特徵。

在西方,人們對於工人階級能夠作為社會主義的擔負者的信心日益降低,於是便更加重視起知識分子的作用來。但是,在美國,還沒有一個自己承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會走得像菜特·米爾斯那麼遠,以至把知識分子提高到進步使命的履行者的地位,以補充由於工人階級的過錯而形成的空白。不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日益重視思想意識對歷史的影響,從而也不斷地重視跟思想意識最密切相關的男人和婦女的作用。這樣就達到一種提高的認識,也就是社會主義要有前途的話,那它就必須跟對待麵包和黃油的利益那樣,把知識和藝術列為自己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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