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非王土到界限分明,中國人的邊疆意識經歷了什麼?

今天,國人對我國國土的看法都奉行的是寸土不讓的原則,因此把邊界劃分看得非常重要,甚至難以理解西方國家交換領土或贈送爭議領土的行為。但在古代,我們的祖先想法和我們可不一樣,他們的想法一度比西方人還要奔放。

天下觀與疆界思想的形成

古人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他們對所屬政權控制區域的定義是“天下”,即全部的土地。換言之,古代中國人對國土秉持的看法是天下觀而非國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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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全天下都是周天子的統治範圍

天下觀最早可見於《詩經·小雅·穀風之什·北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下觀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併為知識分子和社會上層所接受。在這些詩歌出現之後,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常用天下代指諸國或全社會。例如《論語·顏淵》: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莊子·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尚書·大禹謨》:

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經過諸子百家的使用和宣傳,“天下”一詞漸漸深入人心,天下觀也逐漸確立起來。由於後世以儒家學說為正統思想,而後世儒學實際上是吸收法、道、墨、陰陽、兵、雜等多家學說而成的大雜燴式儒學,因此諸子百家共同認可的天下觀就在皇權時代一代代地傳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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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時形成的許多思想至今都影響著中國人

在天下觀的影響下,周天子統治領土包括但不限於發達的華夏地區,蠻夷之地也是其統治範圍,因此盤踞在周天子的領土上的西戎、東夷、南蠻、北狄等少數民族的地位在周或者說周天子面前自然不是平等的,甚至要低於直接接受周天子統治的華夏諸侯國,這也是“尊王攘夷”、“華夷之別”等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由於認定蠻夷之地法理上也是天子的統治範圍,因此先秦時華夏國家與蠻夷並沒有明確的疆界,只有一條很模糊的類似於軍事停火線的邊界,任意一方都可能跨過停火線對另一方發起進攻。在此背景下,華夏地區和蠻夷地區的疆界並不清晰,二者是地區與地區而非國與國的關係。

雖然周人也能意識到自己並未實際統治真正意義上的天下,但在華夏民族看來,實在沒有劃分華夏與蠻夷的疆界的必要,除非是出於軍事目的而修築長城、烽火臺一類的防禦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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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戲諸侯中的烽火臺客觀上帶有邊疆界限的色彩

但是,這並不代表先秦時中國沒有疆界意識。此時的疆界劃分,主要用於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諸侯國與周天子之間,這種劃分在古人眼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孟子就認為實行仁政必須要有明確疆界,否則就會導致國家的混亂。

但是,當時天子與諸侯國的關係,與當今俄羅斯中央政府和自治共和國的關係有幾分相似,天子和和俄羅斯總統都是國家法理上最高領導人。所以這種國與國的疆界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國與國之間的疆界是有明顯區別的。

邊疆思想的發展是隨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幻想被激烈的戰爭打破而到來的。戰國時期,戰爭性質由爭霸轉為兼併,戰敗付出亡國代價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春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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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末期秦滅六國形勢圖

因此,出於現實的需要,各國紛紛開始修築用於防禦少數民族或華夏國家的長城,長城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較早的明確的疆界。但時人的天下觀並沒有消失,戰國時的《韓非子·五蠹》中就有涉及“天下”的論述:

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由此可見,即便是出現了以軍事防禦為目的而建立明確疆界的戰國,人們對君王的法理上或理想中的統治範圍的定義仍然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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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韓非子在內的古代思想家頻繁使用“天下”這一概念

天下觀的傳承與古代疆界思想

天下觀沒有強烈的學派色彩,因此諸子百家都認可了這一說法。秦用法家,漢重儒學,都沒有改變天下觀對政治精英的影響,李斯有“今秦王欲吞天下”之語,婁敬有“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的論述(均見於《史記》),都佐證了秦漢知識分子對天下觀的傳承,而未來這一詞將頻繁出現在歷代汗青之中。

天下觀使古人認為皇帝是所有土地直接或間接的最高統治者,自己位於世界的中心,理論上不存在地位和皇帝相同或更高的人,也沒有國家的地位和中原王朝地位相等或更高,這種觀念在中原王朝對外關係中可以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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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確立儒家學說為國家正統思想,圖為陳寶國飾漢武帝,出自《漢武大帝》

例如,匈奴曾在漢武帝年間派使者告訴漢朝表示想要和漢朝和平交往,並在開頭就說了一句“南有大漢,北有強胡”,儼然一副和漢朝平起平坐的模樣。

儘管漢朝沒有就這封信具體表達看法,但漢朝眼中漢匈是否應該平等,從此後漢朝對匈奴發動的戰爭就應該看出來了。東漢初年,南匈奴上書稱願意永遠當漢朝的“蕃蔽”時漢朝才與南匈奴和平相處,並對仍不願臣服的北匈奴繼續施以軍事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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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名將霍去病之墓

接受藩邦表明漢朝的直接目的不是消滅匈奴,而是爭取和平最好是臣服,以達到漢朝控制西域戰略要地等“天下”定義內的國土的目的。這是天下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漢朝對外政策的外在的影響表現。

正是由於長期以來中國和鄰國相比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先進和這種影響了中國人數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天下觀使古人認為落後的蠻夷很有必要接受中原的教化。

雖然中原王朝有時候也會用戰爭解決問題,但他們更重視的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文化薰陶的作用,因此古人非常樂於讓所謂蠻夷接受中原禮儀之邦的教化,以至於一些知識分子例如唐朝中期散文家皇甫湜把有無禮義作為劃分華夏和蠻夷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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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湜

總結起來,古人相信天下皆為皇帝所有,皇帝暫時沒能統治到的蠻夷應該接受先進的中原文化的薰陶,而且只要受其沐浴便是華夏一份子,否則才是蠻夷。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入中國則中國之”就是這個道理。

意識層面的文化取代空間上的邊境線作為分隔中原王朝和蠻夷的標誌,因此古人不熱衷於疆界劃分。相反,模糊的邊界更有助於蠻夷接受中原的教化,西漢的匈奴單于呼韓邪單于、唐朝的突厥將軍阿史那·思摩都是實例,只不過站在現代人的觀點看這更像是一種民族融合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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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韓邪單于最為人所知的故事就是歸附漢朝和迎娶王昭君

沒有清晰穩固的疆界劃分,對邊疆地區實施建立或冊封藩屬國等對中央負責的地方政權進行管理的制度,逐漸成為中原王朝的常態,這也多多少少達到了鼓勵蠻夷學習、臣服、歸化於中原王朝的目的。

當然,和戰國時期一樣,國土面積有限和天下分裂的現實原因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理想的統治天下並無疆界的狀態的實現,皇帝們必須認清一個現實:必須用疆界劃分中國境內各王朝之間的統治範圍,防範對方的侵略意圖。

葛兆光先生認為,不平等的外交意識和輕疆界劃分的思想在唐宋時期發生了轉變,東亞出現了不承認中原王朝統治地位的強大挑戰者。事實上,分析一下唐宋時期的中國局勢就可以發現,疆界和外交理念都必須做出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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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後,中華帝國迎來了秦朝之後國家最持久的一次分裂:唐朝被節度使們在事實上分裂,五代十國、宋金遼夏,中國分裂的時間長達五百多年。這期間產生了無數的對峙,這要求對峙雙方或者多方必須用協議和軍隊劃分一條國界線以延續國祚,南宋和金朝簽訂的《紹興和議》劃定的大散關——淮河邊界,就是傳統疆界思想向現實讓步的佐證,正也是我國疆界思想逐漸發展成熟的表現。

但是,宋金都是我國曆史政權,二者在對方眼中雖然不堪,但終究好過其他相對落後的民族。因此此時的疆界劃分不能等同於現代中國與鄰國的疆界劃分,前者更多的比較像今天的克什米爾停火線,軍事作用更加明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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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戰爭其實一直持續到金朝滅亡才結束

而真正促進中國形成近代國家疆界思想的朝代,是清朝。

近代疆界思想的形成歷程

清朝時,疆界思想進一步成熟,統治者愈發重視一條清晰邊線的重要性。17世紀時,擴張到東方的沙皇俄國數次挑起爭端,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了清朝在北方邊境的統治。對此,清朝不但實施了“追羊”式的還擊,還促使清朝統治者形成了“補牢”式的疆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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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沙俄、具有較明確的疆界意識的康熙皇帝

1685年,鑑於俄國屢次犯邊,康熙帝下詔指出:

曏者羅剎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為界······無復入內地構亂······羅剎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庫為界,我兵即駐紮於黑龍江,設斥候於雅克薩。

這一紙詔書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它表明康熙帝有著不同於以往帝王的獨疆界思想,即清晰的國界線和不可隨意跨過國界的原則,這和過去那種無明確疆界、可(帶著貿易、歸附等和平目的)隨意跨過國界的思想相比簡直有了飛一般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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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率軍圍攻雅克薩的清軍將領薩布素雕像

在《尼布楚條約》中,中俄兩國就劃定了相對精確的國界線,確定國界線的過程和定義國界線的作用也有了近代的色彩。國界劃定後,清王朝通過製作地圖和設立邊防哨所兩個途徑進一步明確和鞏固了國界線,表明過去那種模糊的國界線意識沒有完全但已逐漸消逝。

不過,在和西南藩屬國交往時,清朝仍然秉持那一套老的觀念,明確地劃分疆界要等到19世紀下半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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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貢榜王朝末代國王錫袍,英國滅亡貢榜王朝後將他和家人流放到了印度

在東南亞這個中國傳統勢力範圍,歐洲人開始了征伐。從1824年開始,英國連續發動三次英緬戰爭征服了緬甸,並在1886年正式將其納入英屬印度;法國人則於1858年開始了對越南的侵略;鄰近越南的老撾也沒有逃過法國的控制,最終在1893年將變成了法國的殖民地。

東南亞藩屬國的淪陷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西南邊境危機,而他們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宗主國清王朝也無力抵擋歐洲殖民者。同時,英國染指西藏也令清王朝承擔了更大的維護國家主權的壓力。

現實狀況已經不容許清政府和南亞、東南亞國家繼續保持一條模糊的、危險的疆界,於是內憂外患的清廷開始考慮劃定明確國界、加強對邊疆地區管理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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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撾行政區劃地圖。該國與西邊的緬甸、東邊的越南同中國雲南接壤,可見它們被殖民對中國勘測邊界的緊迫性

在新疆,清政府根據左宗棠的建議設立了新疆行省;在西藏,清廷開始勘定與英屬印度的邊界;至於西南方向則由薛福成負責與英法勘定疆界。

薛福成出身書香門第,嚮往經世致用,輕視八股,曾隨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辦理洋務,有近代外交經驗,熟悉國際法,思想開放,是邊界談判的不二人選。19世紀80、90年代,薛福成開始進行勘定邊界的談判,並據理力爭,引用國際法駁斥洋人,並(和古人相比)表現出罕見的邊界必精確、寸土不能丟的意識。最終,中國與緬甸、越南、老撾的疆界劃分明確了下來,這標誌著清王朝徹底失去了東南亞藩屬國,這也是對傳統宗藩體系的一個沉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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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劃分西南疆界、維護國家主權做出巨大貢獻的薛福成

劃分疆界後,薛福成上書請求朝廷選派軍隊,鞏固邊防,保衛邊疆。這一切都展示出了他成熟的、緊隨世界潮流的疆界意識。

至此,在開明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的內部推力和列強犯境的外部壓力下,晚清逐漸形成了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疆界思想,並從民國到今天不斷完善,從制度設計上捍衛了我國的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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