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君熊绎受封，楚国建立，确定了周楚之间的政治关系。几代楚君勤于王事，定期朝见周天子，向西周上供，足额交份子钱。《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之间的对话，楚灵王说：“普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除此之外，周原甲骨亦可证楚君之勤劳王事，其中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与“楚伯乞今秋来即王其则”，可见周楚初期关系和睦。
然而到了西周中期，随着楚国的发展，周楚的历史范围逐渐互相重叠，周楚关系己不向初期那样密切和睦，逐渐走向严重的冲突。昭王南征是西周中期影响周楚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死不赴告，讳之也。”昭王南征战果如何未知，但是昭王的确是殒命他乡了。
那么，周昭王好好地为什么突然要南征楚国呢？
原因是楚国没按时交份子钱。
透露这个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楚国对周王室有贡赋差役的义务。“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桃弧、棘矢，就是桃木做的弓和棘枝做的箭，其作用主要是在夏天出冰的时候用来祭祀司寒之神，以消除冰雹灾害。
除了桃弧棘矢，楚国为周王进贡的，还有苞茅。苞茅是南方所产一种特殊茅草，在古代祭祀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武王伐钟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担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微子启将象征宗庙社稷的苞茅献出，自愿绝祀，从中可以看出苞茅在古代祭祀中的重要地位。苞茅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缩酒，苞茅缩酒是一种古老的祭祀风俗，楚人在周王室的司职，大约与这种祭祀仪式有关。《国语晋语》亦记楚君在岐阳盟会之时要负责“置茅絕”。由此可见，纳贡苞茅，并负责缩酒仪式，是楚君在周王室的司职，而且这种司职别人不能取代。
由此，我们应找到了昭王伐楚的原因。据《左传·僖公四年》载，齐国南征，管仲责楚的罪状，其曰：「……尔贡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寡人是征。」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管仲质问楚国国君，你丫为啥不给周天子按时上贡苞茅？因为缺这个，周天子没法过渗漏酒渣子，连祭祀都举办不了了，多大的罪过？所以我齐国会盟诸侯来揍你丫的！楚王吓尿了，赶紧派使者回复说，苞茅没缴纳的确是寡人的罪过，寡人再也不敢了……
楚国在齐桓公面前主动承认了不贡苞茅的失职，说明楚自立国起，苞茅缩酒的祭祀一直由其担任，这也反映出当时苞茅在周王室祭祀中的重要地位。虽不贡苞茅只是齐国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但却是昭王伐楚的真正原因。商周鼎革之际，为了剪商，周人很重视对南方的经营。克商之后，周人在南土封建诸侯，巴、濮、楚、邓成为周的南土之一，被纳入周王朝的地缘政治体系。由此可见，周人建立的南土地缘政治体系是为了确保周人对南土的控制，不允许被破坏。当虎方的反叛和楚人的不纳贡影响到周人对南土的经略，就势必遭致周王朝大军的征伐。
昭王南征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连续的军事行动，其征伐的对象既有荆蛮，也有楚国，征荆蛮和伐楚是只是这场战争的不同阶段。昭王于十六年尽起周之六师出师南征，首先针对的汉东荆蛮和逃奔至此的虎方。据前引金文来看，随昭王南征的有过伯、鸿叔、祭公、白买父等人。昭王亲征获得极大胜利，将俘获的战利品铜赏赐给从征将领，这些将领纷纷作器来铭记王之武功。因此，从王师多次获金的情况来看，此次征伐的成就昭王是比较满意的。
看来，份子钱该交还是要交，除非你已做好了对方大军压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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